贾谊是西汉初年著名的政论家、文学家，其代表作有《过秦论》、《治安策》和《论积贮疏》等，风格朴实峻拔、议论酣畅，被后世誉为“西汉鸿文”。

　　据《汉书·贾谊传》记载，汉文帝刘恒执政初期，就因听闻贾谊从小就有“洛阳神童”的名号，故而特意召其入朝担任博士，而当时贾谊才二十余岁。当时的博士，多为年老时多的学者，主要用来执掌天下典籍和文献，以备皇帝随时咨询。换言之，类似于后世的参谋部或者智库的角色。

　　相较于其他博士，贾谊可谓是英气逼人、少年得志。每当文帝与诸位博士进行策论之时，其他老博士欲语不能之际，贾谊总能提出独到的见解，他也因此深受文帝的宠信。入朝不足一年，贾谊就被破格提拔成为太中大夫，俸禄千石。

　　面对汉文帝求贤若渴般的询问，贾谊向其抛出了一系列策论，并明确提出了居安思危、革除弊政的建议。在《过秦论》中，贾谊明确引述秦朝二世而亡的故事，向文帝讲述‘前车覆，后车鉴’的道理。“看到前面的车子倒下了，后面的车子就应当引以为戒”，这便是成语“前车之鉴”的由来。

　　然而，自古以来改革变法多为不易。任何一个时代的改革者，都会面临巨大的阻力。抱残守缺的既得利益者，是无法在短时间内清理干净的。比如战国时期，楚国吴起变法就曾因时间急促、政策过于激进而夭折;相比之下，秦国商鞅变法则在汲取了魏国李悝变法经验、承袭了秦献公新政的基础上得以长久推行，并“奋六世之余烈”，到了秦始皇时期才算基本完成。

　　贾谊入朝后不久，便向汉文帝提出了“兴礼乐、改正朔、易服色”等一系列改革建议，并明确提出了包括削弱藩王和列侯、收拢天下财权的主张。可是问题在于，当时汉文帝才刚刚在宗室和功勋元老们的支持下清理了吕氏势力，权势尚未稳固，贾谊的建议不仅阻力甚大，反而不符合汉初修生养息的国策。

　　当然，汉文帝绝非庸主，他非常清楚贾谊在削藩、削弱功勋集团、增加中央财政等主张对于巩固皇权是多么的重要。文帝二年，皇帝依据贾谊《论积贮疏》中的建议，加强了重农轻商的政策，促进了天下农耕的繁荣。不久，文帝又依照贾谊的献策，迫使功勋元老集团的列侯们陆续离京，前往自己的封地，削弱了元老派对朝局的影响力。基于此，文帝决定再度提拔贾谊，准备任命他为公卿，这遭到了元老朝臣们的强烈反对。

　　以周勃、灌婴、张相如、冯敬等人为代表的元老们，诬蔑贾谊独断专权、破坏国家祖制，强烈反对汉文帝的这项任命。 除此之外，因贾谊经常对文帝身边的宠臣邓通鄙夷和讥讽，招致后者的忌恨，于是也在文帝面前煽风点火、诋毁贾谊。看到阻力甚大，文帝便放弃了对贾谊的任命，转而将其外放到南方楚地的长沙国去了。长沙国是汉高祖刘邦留存下来的唯一一个异姓诸侯国，第一任开国君主是汉朝开国功臣吴芮。

　　贾谊受命前往楚地担任太傅之时，长沙国已经是第五任君主吴著时期了。或许在汉文帝眼中，将贾谊外放既可以锻炼这位年轻人的施政手腕，又能够将其暂时摘除中枢权力的漩涡之中。不过，贾谊显然并未领悟汉文帝的良苦用心，长途跋涉、远离家乡的经历，促使其充满了挫败感和悲观情节。身在楚地的文人，不可避免地想到了离世尚不足百年的屈原。当年，屈原亦是力主楚国革新，却遭佞臣权贵的谗毁而被楚怀王贬谪出京的。为此，贾谊在途经湘江之时还特意写下了千古流传的《吊屈原赋》，借以抒发心中怀才不遇的愤慨。

　　按理说，贾谊身在长沙国之后，应该反思自身，改变自己政治手段过于刚硬、主张过于激进的缺点，吸取当年屈原失败的前车之鉴。但是年轻气盛的贾谊，实在难以改变自身的性情，并在外放长沙的第三年向文帝上了著名的《谏铸钱疏》，并在里面明确指出宠臣邓通和吴王刘濞自铸铜钱势必引发经济动荡、天下大乱。可是问题在于，吴国坐拥汉朝上好的铜矿资源、自成体系，朝廷难以长臂管辖。邓通身为宠臣，其私自铸造铜钱的背后，本就是朝廷对抗藩王的暗棋，同样也无法废黜。所以，贾谊的这次上奏不仅未能起到效果，反而加深了邓通对他的憎恨。

　　不过，恰在贾谊担任长沙王吴著的太傅之时，朝中的功勋元老集团却接连遭受重创。原来曾压制过贾谊的灌婴已死，周勃也在冤案被赦之后不问政事了。很快，汉文帝就将贾谊从楚地召回，二人在未央宫祭神的宣室相谈甚久。需要指出的是，晚唐诗人李商隐曾有诗作《贾生》，“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然而事实上，汉文帝绝非故意冷落贾谊，只是双方谈话太过于投机，后来话题又从祭祀拓展至鬼神了而已。

　　当然，汉文帝既不是晚唐皇帝，也不是楚怀王。作为“文景之治”的开创作，他非常清楚人才治国的重要性和贾谊的才干。为了能够将改革措施长久落实，文帝做出了一个惊人的举动。他在贾谊二次入朝之后，“拜贾谊为梁怀王太傅”。梁怀王刘揖是文帝的少子，自幼喜好读书，可以说是汉文帝诸子中寄予希望最大的一个。在汉文帝看来，贾谊关于巩固朝政的一系列改革措施，不宜过于急迫。文帝吸取了秦朝的前车之鉴，最终做出了让贾谊对自己的继承人言传身教的决定。

　　凭借多年外放的见闻，以及对时局的潜心研究，他一方面依据异姓王和同姓王接连造反的教训提出了削藩的必然性;另一方面也指出了和亲政策绝非长久之计，在匈奴问题上必须保持居安思危的态度;最后，他一直对商人经济力量膨胀的警惕，极力主张收拢铸币权回归中央，并推行重农轻商政策。

　　然而遗憾的是，在贾谊担任梁怀王太傅之职的第四年，梁怀王在朝见文帝的途中不幸坠马而亡。此事对贾谊的打击极大，这不仅仅意味着其身为师长和监护人的严重失职，更是影响了自己和汉文帝宏大改革计划的实施推动。此后，虽然贾谊依然尽心尽力地替汉文帝出谋划策，并制定了预防吴楚藩王叛乱的策略，但最终心力憔悴、丧失了对人生的信心。去世之时，年仅33岁。

　　后来汉景帝、汉武帝时期，朝廷频频对地方藩王做出削藩试探，并在平定了吴楚七国之乱以后，又以“推恩令”的方式加速了藩国的瓦解。至于功勋元老集团，则以名将周亚夫的冤死而烟消云散。那位颇受文帝喜爱的佞臣邓通，更是被景帝以过境采矿的罪名，罢了官、没收其全部财产，最后饿死于雅安。而当藩王、元老集团和商人势力相继剪除以后，汉朝开始在武帝的统御下抛弃了对匈奴的和亲政策，掀起了一场席卷整个东亚大陆的战略大反击。

　　贾谊宛若文帝时期上的一颗流星，却因此照亮了西汉帝国的霸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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