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孙弘(前200年—前121年)，名弘，字季，一字次卿(《西京杂记》记载)，齐地菑川人，为西汉名臣。趣历史小编知道读者都对此很感兴趣，接下来就和各位一起来了解，给大家一个参考。

　　元光五年(前130年)八月，汉武帝再次下诏各郡国举贤良，菑川国再一次推荐公孙弘赴京。能够进京接受皇帝召见，这绝对是天大的机会。元光元年(前134)，广川人董仲舒就是在与武帝的策问中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而名扬天下。但公孙弘对送上门的机会却予以婉拒，建元元年(前140)公孙弘就曾被郡国举荐入京，却因出使匈奴的结果让汉武帝很不满意，又辞官回乡。但郡国官员一时又找不到合适的人才，七十岁的公孙弘只好应命。

　　公孙弘，菑川人，年少时因通《诗》、《书》而闻名郡国。汉文帝前元元年(公元前179年)，二十一岁的公孙弘与同龄的贾谊一道被征为博士，这年董仲舒才刚刚出生。文帝刚继位时，陈平、周勃等一批功臣勋贵把持朝政，贾谊，公孙弘这样的年轻儒生倍受排挤，贾谊被放逐到长沙国任相，公孙弘也因犯错去职回家。穷困的时候，公孙弘被迫当郡国猪倌到海边放猪。四十岁的时候开始学《春秋公羊传》，也学有所成，名扬郡国。

　　第三次被征召入朝后，武帝向众贤良发下制书策问天人之道。太常阅卷后认为公孙弘的对策老生常谈，并无多少新意，将其列为下等。不料疏文呈上后，武帝一眼就看中了公孙弘的文章，将其提升为第一，并诏公孙弘入见，拜为博士。

　　作为一个儒学经师，公孙弘对于《春秋公羊传》的研习不及更具学者气息的董仲舒。但历尽岁月打磨的公孙弘处事更为圆滑，其思想也更贴近实际。对策中提出的四条治国要点除了儒家宣扬的仁、义、礼，还有法家的权术。汉武帝其人外儒内法，虽然接受了董仲舒独尊儒术的建议，但只是借儒家的大一统思想维护皇权，并没有把儒家经学真正用于治国理政中。在内心深处，汉武帝认可的还是法家，这符合武帝一贯的霸道风格。董仲舒书生气太重，偏理想化，不会灵活变通，所以武帝对他敬而不用。

　　公孙弘就不一样了，善于融合变通。比如主张法不远义，和不远礼，即法令要考虑到道德人情而不远离道义，百姓就会服从法令，不背离道义;和谐要坚守基本的人际原则而不远离礼节，百姓就会彼此亲近而不发生矛盾。这种儒法合流的治国理念比纯粹的儒学治国更实用，也很对汉武帝的脾气，因而公孙弘得以被武帝重用。元朔五年(前124年)，公孙弘被武帝封侯拜相，走上了人生巅峰。

　　汉朝建立以来，丞相均为功臣勋贵，唯独公孙弘出身布衣，没有

　　侯爵。于是武帝下诏封平津乡650户给丞相公孙弘为平津侯。公孙弘由此成为汉朝以丞相封侯第一人，此后以丞相封侯的惯例亦始于此。

　　武帝任用公孙弘一方面用他推行儒家治国，另一方面则是看重了公孙弘出身草根，无政治根基背景。布衣丞相公孙弘也深知武帝用意，从不与武帝发生正面争执，武帝一旦与其意见不合，公孙弘立马认错请罪，然后再从长计议。武帝问政时，公孙弘都是把各种建议都提出来，让武帝自己选择。

　　不过公孙弘也并非对武帝毫无原则的顺从，作为一个儒者，他守住了自己的底线。汉武帝曾想把建设北方朔方郡，朝鲜沧海郡与经营西南夷一起实行，公孙弘认为这样人民负担太重，就上奏不修朔方郡，武帝不准其奏。但公孙弘并没有放弃，而是后退一步向武帝请罪，给武帝一个台阶下。然后迂回周旋使汉武帝停止了修沧海郡与经营西南夷，减轻了人民负担。

　　汉初博士专于学术，皇帝虽会问政于博士，但只是咨询，博士在政治决策中并没有起到多大作用。汉武帝罢黜百家后，朝廷只设立研习儒家五经的博士，但这时的五经博士只是比之前更具有话语权，依然没有决策权。直到公孙弘的出现才改变了这一局面。

　　公孙弘规定五经博士设置弟子五十人，作为人才库备用，通过经艺考试从中选拔人才做官，将经学与功名挂钩。于是天下之人竞相研读经学，儒家士大夫成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汉武帝临终时，给汉昭帝留下的四位辅政大臣霍光、金日磾、上官桀、桑弘羊全是功臣贵戚。到汉宣帝临终时，给汉元帝留下的三名辅政大臣史高、萧望之、周勘，其中只有史高是外戚，萧望之和周勘都是儒家士大夫。这一变化的背后推动者正是公孙弘。

　　董仲舒奠定理论，公孙弘具体执行，二人为儒家思想的发展立下了大功。但一提起“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人们只会想起董仲舒，公孙弘的知名度则要小得多。一方面是董仲舒率先提出了观点，掩盖了后来者的光芒。另一方面则是公孙弘私德有亏，不为后世人推崇。公孙弘为人表面宽和，实则气量狭小。因董仲舒才学在公孙弘之上，公孙弘就设法把董仲舒迁为胶西相。胶西王娇纵不法，残忍暴戾。公孙弘想借刀杀人，结果董仲舒命大，当了几年胶西相后就辞官归隐专心做学问去了。

　　对于其他朝臣，公孙弘也经常挖坑使拌。每次奏事，公孙弘都让别人先说，自己看武帝脸色见风使舵，因而被武帝赞赏信任。却也得罪了朝臣。直臣汲黯就被其坑过好多次，气得汲黯在武帝与朝臣面前当众指责公孙弘多诈而无情实，说好的跟我一起上奏，可最后却变卦又反对当初商量好的奏议，是不忠诚的表现。公孙弘因此记恨汲黯，

　　右内史管界内多有达官贵人和皇室宗亲居住，很难管理。公孙弘就向武帝提议调任汲黯为右内史，想让汲黯去触犯达官显贵，引火烧身。但汲黯刚正不阿，执法严明，武帝都对他很敬重。在右内史任上政事处理得井井有条，从未废弛荒疏过。

　　有这样的污点，公孙弘的知名度不如董仲舒也就不足为怪了。但就此定论公孙弘是一个坏人也不对。前面讲到的他能以天下苍生为重劝谏武帝就是一个闪光点。此外，公孙弘作为一个丞相，俸禄很高，却十分的低调节俭，史载他“夜寝为布被”，“食一肉脱粟之饭。”俸禄都用于周济自己草根时代的贫贱之交。汲黯说他的节俭是沽名钓誉，他则回应道齐国的管仲生活富贵奢华，而晏婴节俭朴素，两人都把齐国治理得好好的。结论就是，臣子的生活是豪华还是简朴，只是个人生活作风问题，与他对国家的贡献没有联系。从这个角度来说，公孙弘的确私德有亏，但并没有对他治国理政造成多大负面影响。他确立儒家经学的政治地位，在执政过程中能以天下苍生为重，于国于民还是有贡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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