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氏国，在先秦史籍中早就见诸记载，即《逸周书》和《管子》中所记载的“禺氏”国。太史公司马迁曾在《史记》中用了不小的篇幅来记载大汉王朝的彼时邻国。其中关于西域诸国、诸民族的《大宛列传》虽由太史公起笔，所依据的资料却主要来自前些年刚出使西域的大汉使者张骞。只是哪怕于有使者之便利的张骞而言，要获得这些异域他族的资料，尤其是了解月氏国，却也不是一件易事。
一、张骞与月氏国
汉武帝建元年间，大汉与匈奴关系吃紧。为了找到敌人的破绽，汉武帝屡次拷问被俘的匈奴人，终于得到匈奴与邻国月氏有极深矛盾的消息。本着“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的准则，汉武帝敲定要与月氏联手打压匈奴的政策。只是汉人知晓了月氏的存在，却并不清楚月氏到底在哪，也与他们没有交流。于是在将汉武帝的谋略落实前，人们不得不先找到远在大漠的月氏国。
谁去找月氏国呢?众人一开始也没头绪，故而只能广募使者。时为郎官的张骞即在这时主动递上了请愿书。后在朝廷的委派和熟悉西域民情的胡奴甘父的引导下，张骞迈上了以寻找并联络月氏国为初衷的漫长的出使。
这次出使为后来沟通东西方的丝绸之路打下了基础，因而举世闻名。但回顾历史，作为张骞出使之目的的月氏国却远没有丝绸之路有名。这一方面或许是因为张骞回国后汇报月氏国安于现状，不愿与大汉联手以报复匈奴，一方面大抵是因为月氏确实是一个神秘的族群。
二、月氏从哪来?
关于月氏从哪来，史家曾提出多种观点。但囿于资料的有限，人们往往是从月氏的语言、文字和体貌特征等方面来推断其民族，得出的结论始终不足以令学界信服。幸而随着科技的进步，近年来，我们终于可以通过DNA来回答月氏到底从哪来。(诚然，对DNA的分析研究也还不能得出完全正确的结论，但相较于以往的证据已更有说服力。)
2007年，有学者曾对山西虞弘墓的墓主人、隋朝曾出使波斯、吐谷浑等国的著名外交家虞弘及其夫人的DNA进行对比分析。根据虞弘墓志铭后半部分的明确记载，其所属的家族源自月氏，那么虞弘应该携带有河西走廊以西的人种的基因。而在虞弘墓志铭的前半部分里，又明确地写着虞弘是鱼国人，是“三皇五帝”中的舜的后代。
虞弘的墓志铭和DNA是不是能说明月氏与舜存在一定联系呢?经考古证明，虞弘墓志铭所谓的“鱼国”是曾真实存在于我国西北的一个政权。此鱼国乃舜帝后人有虞氏所建，虞弘的先祖曾任该国统领。同时，学界普遍认为月氏在产生初期在西北有一定范围的迁徙。这正对应了虞弘墓志铭中所言的“润光安息，辉临月支(即月氏)”。
因而综合虞弘的墓志铭、DNA，以及史料对月氏起源和迁徙的记载，我们有理由相信神秘的月氏或许和舜有着一定的联系，与我们一样同是炎黄子孙。
三、月氏又往哪去?
如果月氏发自中原的舜及其部落，张骞所见的月氏又是“大月氏王已为胡所杀，立其太子为王。既臣大夏而居，地肥饶，少寇，志安乐，又自以远汉，殊无报胡之心”，那么在张骞走后，月氏又去往何方了呢?
大量史料表明，有数量不小的月氏人在张骞出使西域后的近千年间相继来到中原。随着丝绸之路的开辟和繁荣，许多月氏人伴着绵延不息的商队来到了中原。在动乱时期，丝绸之路被数度中断，一些月氏人却因战争波及而不得不继续向中原迁徙。再者，于汉唐等大一统时代，部分月氏人还因为公务而迁徙到中原。其中一大典型就是原居陇西，但在唐代定居洛阳的支英家族。
在通过种种方式来到中原之后，月氏人对中原文化在多个方面都产生了一定影响，尤其是佛教领域。约在公元前六世纪，佛教在古印度产生。近在三百年后，佛教开始走出古印度，首先传播到周边地区。直到张骞出使西域前后，佛教才借由贸易传到西域。而往后佛教与中原的距离，就只差一个月氏。
据《后汉书》记载，月氏在被匈奴重创后迁移到阿姆河、锡尔河流域。至东汉，月氏再度壮大，建立起以佛教为国教的贵霜国。强大的贵霜国不仅发展了佛教，还支持大量僧人来到中原，将中原人闻所未闻的佛教带到家门口。第一次将大乘佛教带入中国的僧人就是来自贵霜国的支娄迦谶
汉晋之际，史有所载的月氏来华名僧多达24人。中国南方在魏晋时期也有了佛教的影子，都离不开这些僧侣的努力。翻译、传播佛经的竺法护译场、支施仑译场、支法师译场等译场亦由来华的月氏僧人建立和维护。
进入隋唐后，因为民族政策的开放，月氏与中原民族的融合不断加深。如果不说，谁会注意到曾建立政权，搅动中原局势的王世充有着月氏血脉?如果不说，谁会注意到巴米扬大佛背后也有月氏人的身影?如果不说，谁会意识到“支”姓的渊源就是来华的月氏?如果张骞未曾出使西域，我们或许连神秘的月氏都难以认识，更别说这些如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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