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东北及朝鲜半岛历史上存在七百余年的边疆政权，高句丽的灭亡不仅是军事征服的结局，更是东亚地缘政治格局重构的里程碑。综合中朝史籍与考古发现，其灭亡时间可明确锁定为公元668年，这一历史事件背后交织着内乱、外患与战略博弈的复杂脉络。
一、时间定论：公元668年的史实锚点
高句丽灭亡时间的确定，基于中朝史籍的交叉印证与考古实证：
唐史明确记载
《旧唐书·高丽传》载：“总章元年（668年）九月癸巳，司空、英国公勣破高丽，拔平壤城，擒其王高藏及其大臣男建等以归。”此为唐代官方定论，明确灭亡时间为668年9月；
《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十一亦载：“（总章元年）九月，李勣克平壤，高句丽亡。”两部史书均将灭亡时间指向同一节点。
朝鲜史籍佐证
《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记载：“宝臧（高藏）九年（668年）九月，唐兵陷平壤，宝臧与渊男产降，男建犹拒战，寻亦败。”朝鲜史籍与唐史在时间节点上完全吻合，进一步印证灭亡时间为668年9月。
考古实证补充
辽宁桓仁高句丽王城遗址出土的唐代“安东都护府”铭文铜印，其铸造时间与《旧唐书》记载的“总章二年（669年）置安东都护府”完全对应，表明668年灭亡后唐廷迅速接管高句丽故地。
二、灭亡过程：内乱与外征的双重绞杀
高句丽的覆灭并非一朝一夕之功，而是内忧外患长期积累的爆发：
内部权力崩塌：渊氏兄弟内讧
666年，权臣渊盖苏文病逝，其子渊男生、渊男建、渊男产为争夺“莫离支”（执政官）之位爆发内战。渊男生向唐朝求援，成为压垮高句丽的“最后一根稻草”；
渊男建自立后，国内“豪族离心”，大量边将倒戈，如新城守将高延寿、高惠真率15万军降唐，直接导致辽东防线崩溃。
唐朝战略围剿：三阶段总攻
第一阶段（666-667年）：瓦解边防：唐军以渊男生为向导，攻占新城、金山等16城，切断高句丽与百济的联系；
第二阶段（668年春）：战略合围：李勣率50万大军分两路进攻，北路薛仁贵3000精骑破扶余城，南路郭待封水军封锁黄海，完成对平壤的钳形包围；
第三阶段（668年9月）：平壤决战：唐军攻破鸭绿江防线后，平壤城内爆发政变，僧人信诚开城门降唐，渊男建自杀未遂被俘，高藏率98名王公举白旗投降。
三、灭亡后的处置：唐朝的治理与移民
高句丽灭亡后，唐朝通过行政重组与人口迁徙彻底消除其复辟可能：
安东都护府的建立
669年，唐朝在平壤设安东都护府，统辖原高句丽五部、176城、69万户，下设九都督府、四十二州、一百县，形成“唐官+高句丽旧吏”的二元治理体系；
首任安东都护薛仁贵率2万唐军驻守，推行“去军事化”政策，拆毁高句丽王城防御工事，迁徙豪族至陇右、剑南道。
人口迁徙与民族融合
强制内迁：2.82万户高句丽人被迁至江淮、河南道，编入唐朝户籍，其土地分配给归附的靺鞨、契丹部落；
外流他国：约5万高句丽遗民投奔突厥，部分加入契丹李尽忠反唐起义，另有少量逃至日本（如《续日本纪》载“高丽、百济二国士卒投于圣化”）。
四、历史影响：东亚秩序的重塑
高句丽的灭亡深刻改变了东北亚地缘格局：
唐朝边疆的拓展
唐朝控制辽东后，将疆域推至朝鲜半岛大同江流域，直接威胁新罗安全，引发“唐罗战争”（670-676年），最终双方以“大同江为界”达成妥协；
安东都护府成为唐朝经营东北亚的基地，推动渤海国（698年建立）等政权的兴起，形成“唐-渤海-新罗”三角格局。
民族记忆的分化
在中国，高句丽被视为“边疆民族政权”，其遗民逐渐融入汉族、靺鞨等民族；
在朝鲜半岛，新罗通过篡改史书（如《三国史记》将高句丽列为“三国”之一），试图构建“单一民族国家”叙事，但现代考古证明高句丽与后世高丽王朝并无直接继承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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