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议潮，这位晚唐时期收复河西走廊的民族英雄，曾以一己之力驱逐吐蕃、光复十一州，却未能在正史中获得与其功绩相匹配的记载。这一现象既源于晚唐至五代十国时期的历史动荡，也与正史编撰的局限性密切相关。本文将从史料稀缺性、历史叙事重心、政治环境影响三方面，探讨正史“遗忘”张议潮的深层原因。
一、史料稀缺性：战乱年代的文献断层
晚唐至五代十国是中国历史上最动荡的时期之一，藩镇割据、外敌入侵、政权更迭频繁，导致史料保存极为困难。张议潮活跃的9世纪中叶，河西走廊长期被吐蕃占据，中原王朝对这一地区的控制力薄弱，信息传递受阻。尽管《新唐书·吐蕃传》《旧唐书·吐蕃传》等史籍对张议潮起义及收复河西走廊的壮举有所记载，但篇幅简略，细节匮乏。
例如，张议潮于唐宣宗大中二年（848年）在沙州（今甘肃敦煌）发动起义，驱逐吐蕃守将，随后收复瓜、甘、肃等十一州。然而，正史中关于这一过程的描述仅寥寥数语，缺乏对战争策略、民众动员、文化重建等具体事件的记载。此外，张议潮在河西地区推行唐制、恢复生产、传播汉族文化的举措，也因史料缺失而未能被充分呈现。这种文献断层直接导致正史对张议潮的记载呈现碎片化特征。
二、历史叙事重心：正史对边缘地区的忽视
正史的编撰往往以中原王朝的政治、军事、文化为核心，对边疆地区的关注相对有限。张议潮虽收复河西走廊，但这一地区在晚唐时期已逐渐被边缘化。安史之乱后，唐朝国力衰微，边防松弛，河西走廊的战略地位大幅下降。正史编撰者更倾向于记录中原王朝的核心事件，如藩镇割据、宦官专权、农民起义等，而对边疆地区的局部胜利缺乏兴趣。
此外，张议潮的功绩虽显著，但并未直接改变晚唐的整体局势。他的起义更多是地方性的反抗，而非对中央政权的直接影响。正史更关注能够左右王朝兴衰的关键人物和事件，因此张议潮的“地方英雄”形象难以进入正史的核心叙事。例如，与张议潮同时期的名将如高骈、李愬等，因参与平定藩镇叛乱或直接干预中央政治，在正史中的记载更为详细。
三、政治环境影响：归义军与中原王朝的微妙关系
张议潮建立的归义军政权虽名义上臣服于唐朝，但实际拥有高度自治权。这种“半独立”状态使中原王朝对归义军既依赖又猜忌。张议潮晚年入朝为质，将河西军务交由侄子张淮深管理，这一举动虽体现了对唐朝的忠诚，但也暴露了归义军内部的权力斗争和外部压力。
正史编撰者可能出于政治考量，刻意淡化张议潮的功绩。例如，唐朝在张议潮收复河西后，并未完全恢复对该地区的直接统治，而是通过归义军间接控制。这种“以夷制夷”的策略虽在短期内有效，但长期来看削弱了中原王朝的权威。正史可能因此回避对张议潮的详细记载，以避免凸显唐朝在边疆治理上的无力感。此外，张议潮的功绩若被过度宣扬，可能引发其他藩镇效仿，威胁中央政权稳定。
四、文化传播的局限：民间记忆与正史叙事的割裂
尽管正史对张议潮的记载有限，但民间对其功绩的传颂却从未中断。敦煌莫高窟第156窟的《张议潮统军出行图》、法国国立图书馆藏《敦煌遗书》中的《张议潮变文》等文物，生动记录了张议潮的军事成就和文化贡献。这些民间叙事与正史形成鲜明对比，反映了历史记忆的多元性。
然而，正史的权威性和传播力远超民间文献。在缺乏现代考古和传播手段的古代，正史的叙事往往成为后世了解历史的主要依据。张议潮的功绩因此被“正史遗忘”，仅在敦煌地区和部分文人笔记中留存痕迹。这种文化传播的局限，进一步加剧了张议潮在历史中的“边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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