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20年，曹丕以"禅让"终结汉室四百年统治，开启曹魏王朝；二十六年后，其子曹睿继位，在诸葛亮北伐的烽火中巩固基业。这对父子皇帝的治国能力，既承载着开国之君的制度奠基，也延续着守成之主的危机应对。通过对比治国方略、军事指挥、用人识人三大维度，可窥见两人能力的高下之分。
一、制度奠基：开国者的革新与守成者的延续
曹丕作为曹魏开国之君，其治国能力集中体现在制度革新上。他深谙东汉灭亡的教训，登基后立即颁布三项核心政策：严禁宦官干政、严禁皇族干政、推行九品中正制。这些措施直指东汉末年外戚宦官轮番乱政的痼疾，通过限制宦官最高官职不得超过署令、严禁后族担任宰辅，构建起中央集权的制度框架。其恢复西域都护府的举措，更将曹魏疆域扩展至中亚，这种"以制度立国"的智慧，使曹魏在三国中率先实现政治稳定。
曹睿的治国则呈现"萧规曹随"的特征。他继承父亲的政治制度，仅在法律层面进行微调，如删减死刑条款、允许以财赎罪。但其在位期间大兴土木，营建洛阳宫、昭阳殿等工程，导致"百姓怨声载道"，这与曹丕"生活简朴"的作风形成鲜明对比。这种制度延续与个人享乐的矛盾，暴露出守成之君在制度创新上的乏力。
二、军事指挥：复仇者与战略家的格局差异
曹丕的军事行动充满"复仇者"的冲动。他三次南征东吴，均因"为孙权欺骗而发动复仇之战"而草草收场，尤其是夷陵之战后未能乘胜追击，仅接收蜀汉黄权部万余人投降，错失统一良机。这种"好大喜功"的军事策略，导致"国库空虚，士卒疲敝"，暴露出其战略眼光的局限。
曹睿则展现出战略家的全局把控。诸葛亮五次北伐期间，他精准调度：首次北伐时急调张郃驰援街亭，自己亲坐镇长安；第四次北伐时采用"坚壁清野"战术耗尽蜀军粮草；第五次北伐时以"女子运粮"之计稳定后方。更在辽东平定公孙渊时，采用"声东击西"之策，先佯攻濡须口吸引吴军，再突袭襄平，这种"多线作战而不乱"的指挥艺术，使曹魏疆域在他在位期间达到极盛。
三、用人识人：平衡术与独断行的风险博弈
曹丕的用人策略充满政治平衡智慧。他重用曹真、曹休、陈群、司马懿四大辅臣，形成"宗室+士族"的权力结构，既保证宗室主导地位，又借助士族治理能力。这种布局在曹丕在位期间维持了政治稳定，但其打压兄弟、赐死甄妃等行为，也埋下宗室衰微的隐患。
曹睿的用人则呈现"独断专行"与"识人失误"的双重性。他即位后迅速架空四大辅臣，将曹真调往关中、司马懿派驻宛城，实现军权集中。在识人方面，他杜绝浮夸之风，邓飏、李胜等庸才在其在位时不得重用，展现出精准的判断力。但晚年托孤时选择司马懿与曹爽的组合，暴露出"无人可用"的无奈——当时曹氏宗室中竟找不出能独当一面的人才，这种"能者不用、庸者重用"的矛盾，最终导致政权易主。
四、历史回响：制度传承与个人能力的辩证法
曹丕与曹睿的能力对比，折射出开国者与守成者的不同使命。曹丕以制度革新奠定曹魏基业，其"严禁宦官干政"等政策影响深远，明代张溥评价其"石室金策，可宝万世"；曹睿则以军事指挥见长，其"当机立断"的决策风格使曹魏在三国博弈中占据主动，刘晔称其"才具微不及秦皇汉武耳"。
然而，两人的局限同样深刻：曹丕的"刻薄寡恩"削弱了宗室力量，曹睿的"骄奢淫逸"耗尽国力，最终使司马氏得以篡权。这种"创业难，守成更难"的历史循环，印证了《资治通鉴》的论断："治国之道，在得人心而节用度。"曹丕与曹睿的能力博弈，不仅是个人才能的较量，更是制度传承与个人欲望的永恒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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