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朝历史的长河中，唐高宗李治与女皇武则天的故事常被简单归结为“李治无能，武则天趁机上位”。然而，这种观点如同雾里看花，遮蔽了历史的真实脉络。当我们拂去岁月的尘埃，会发现李治绝非庸碌之辈，他与武则天的权力博弈，实则是政治智慧与时代变局的交织。
一、李治的政治手腕：从“软弱”到“铁腕”
李治登基初期，朝堂被关陇贵族集团掌控。长孙无忌作为李治的舅舅，褚遂良作为关陇贵族代表，二人手握大权，对李治形成制约。若李治真是无能之辈，面对如此强大的政治势力，恐怕只能任人摆布。但李治以“仁厚”为盾，以“权谋”为剑，巧妙周旋。
他深知直接对抗关陇集团可能引发朝堂动荡，于是选择隐忍蓄势。永徽六年（655年），李治以“废王立武”为突破口，借废黜王皇后、改立武则天为后之事，向关陇集团发起总攻。这一决策并非一时冲动，而是深思熟虑的结果。武则天出身寒门，无世家背景，立她为后既能削弱关陇贵族的影响力，又能避免重蹈父亲李世民“玄武门之变”的覆辙。
在废立皇后的过程中，李治展现出了坚定的决心和卓越的政治智慧。他顶住长孙无忌、褚遂良等人的反对，力排众议，最终成功立武则天为后。此后，他又逐步清除关陇集团势力，贬谪褚遂良，逼迫长孙无忌自缢，彻底打破了关陇贵族对朝堂的垄断。这一系列操作，彰显了李治作为政治家的果敢与谋略，绝非无能之辈所能为。
二、李治的治国才能：文治武功铸就盛世
李治在位期间，唐朝国力达到鼎盛，这离不开他的卓越治国才能。政治上，他延续父亲李世民的政策，勤勉政务，彻夜批阅奏折，针对社会问题和阶级矛盾颁布新政策，促进了唐代经济的发展和稳定。他重用李勣、苏定方等名将，同时改良科举制度，广纳天下人才，为唐朝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人才基础。
军事上，李治的成就更是令人瞩目。他先后灭西突厥（657年）、百济（660年）、高句丽（668年），使唐朝版图达到最大。尤其是解决高句丽问题，从隋炀帝时期到唐太宗时期，东北问题始终悬而未决，而李治却近乎完美地解决了这一难题，其军事才能可见一斑。此外，他还主持编撰了《唐律疏议》，这是我国最完整、最古老的系统性法典，对后世法律制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旧唐书》等正史评价李治为完成泰山封禅的伟大帝王，其文治武功无可挑剔。这样的评价，足以证明李治是一位有作为的皇帝，绝非无能之辈。
三、武则天掌权的真相：权力过渡的必然与偶然
显庆五年（660年），李治患凤眩之症，目不能视，无法正常处理政务。在这种情况下，他下诏委托武则天协理政事。这一决策并非李治无能，而是出于无奈。一方面，他的身体状况确实无法支撑他继续高强度地处理政务；另一方面，武则天聪明过人，涉猎文史，处事得当，能够胜任协理政事的工作。
李治对权力的把握十分到位。在他活着的时候，始终没有让武则天参与核心的军政事务，更多只是让她处理朝廷内部的繁杂公务。上元元年（674年），高宗号天皇，皇后号天后，天下人谓之“二圣”。但这并不意味着李治形同虚设，唐朝权柄尽在武则天掌握之中。实际上，“二圣”共治是李治的一种政治策略，他通过这种方式逐步培养武则天的政治能力，同时利用武则天来制衡朝堂势力，巩固自己的统治。
李治选择武则天作为协理政事的伙伴，还有更深层次的考虑。当时朝堂势力复杂，世家大族势力庞大，若让其他有背景的妃子或大臣掌权，可能会引发更大的政治动荡。而武则天出身寒门，无根基可依，即使获得巨大权势，也不会轻易威胁到大唐的统治。因此，李治将武则天视为平衡朝堂势力的最佳人选。
四、历史误读的根源：后世视角的局限
后世之所以形成“李治无能，武则天趁机上位”的误解，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原因。首先，李治夹在父亲李世民和妻子武则天两位历史巨擘之间，光芒容易被掩盖。李世民开创“贞观之治”，武则天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他们的成就太过耀眼，使得李治的功绩相对被忽视。
其次，武则天掌权后的强势表现，让后人将唐朝权力的转移简单归结为李治的无能。武则天在掌握大权后，展现出了卓越的政治才能和强大的统治力，她镇压反武起义，改革官制，推动经济发展，成为中国历史上极具影响力的人物。相比之下，李治后期因身体原因逐渐淡出政治舞台，给人一种他无力掌控局势的错觉。
最后，史书的记载和后世文学作品的演绎也加剧了这种误解。一些史书在记载这段历史时，可能受到时代背景和作者立场的影响，对李治的评价存在偏差。而后世文学作品为了情节的需要，往往会对历史人物进行夸张和虚构，进一步加深了人们对李治的误解。
李治绝非无能之辈，他与武则天的权力更迭是政治智慧与时代变局的交织。李治以其卓越的政治手腕和治国才能，为唐朝的繁荣奠定了坚实基础。而武则天掌权，既是李治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无奈选择，也是他政治策略的一部分。我们应该以客观、全面的视角看待这段历史，还原李治的真实形象，避免陷入历史误读的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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