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七世纪的初唐，是中国历史上最让人振奋的时期。大唐太宗皇帝李世民，以其超群的谋略，以霸道灭其国，以王道收其心，在以三千铁骑灭东突厥之后，成功令西、北诸民族臣服，共上尊号“天可汗”，此段史实大家耳熟能详，但对于天可汗的具体含义和他所代表的权威，却各说不一，时见争执，故做此文，以求方家指正。

　　关于大唐之天可汗释义及天可汗制度，先贤已论述颇丰。其中罗香林《唐代天可汗制度考》一文，是如今讨论天可汗制度中最完整的单篇，也是最常引用的资料。他人的著述或有重大错漏，如李树桐《唐太宗怎样被尊为天可汗》中称天可汗之称为太宗一人所独有，显与史实不符。或仅仅对罗说的某些看法加以修订和质疑，其中以章群《评天可汗制度说》最见功力，然证据仍显薄弱，不足以动摇罗说之地位。或在罗说的基础上加以深化和进一步发掘，然仍未出罗说之基本框架，如林天蔚的《天可汗制度》(载于《隋唐史新论》)和姚大中的《天可汗国际秩序轴心》(载于《中国世界的全盛》)等。故此，中华百科全书完全采取罗说作为“天可汗”一词的释义。本文既名《天可汗制度浅析》，自不打算做深入挖掘，旨在综合各位大家之论，略加评论和补充罢了。

　　天可汗，又名“天至尊”，全名“皇帝天可汗”，贞观四年太宗由四夷君长上此尊号，从此塞外诸族尊中华天子为“天可汗”，意为太宗不仅为大唐皇帝，更为西北诸蕃共尊的万王之王，“敬之如父，礼之如天”。而天可汗之所以被人称道，不仅在于其称呼上的尊贵，更在于一种实质性的政治体系。太宗以大唐皇帝身份下行可汗事，其成员国既维持胡风，又接受大唐官职，日人内田吟风称之为“胡、汉二重体制”，谷川道雄定为“胡、汉二元体制”，陈寅恪称为“胡、汉分治”，刘学铫称为“双轨政制”，雷家骥谓之“一国两制”。1大唐皇帝被拥为天可汗后，即需维系国际和平，仲裁各国间之纷争，为天可汗之首要任务。维护各国独立，不受强国侵略，为天可汗另一职责。为表示对天可汗之绝对服从，各国嗣君即位，必由天可汗下诏册封。各国军队必须接受天可汗之征调，亦得受征至中国平乱。2征吐谷浑征高丽等等，都有征发西域各族军队参战。平安史之乱，亦有此力。

　　唐朝天可汗制度，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属于国际组织性质的机构，诸蕃推大唐天子为国际盟主，以唐朝的声威作为一种稳定国际秩序和和平的力量，而大唐则以强大国力为背景，利用诸蕃之间的相互制衡为自己守卫边疆，减少兵事上的花费，建立起以唐帝国为中心的大东亚国际秩序，是为天可汗国际秩序轴心。天可汗制度有现今联合国的作用，但联合国为委员制组织，天可汗制度则为首脑统帅制(罗香林语)。知名战略学者纽先钟教授即认为，公元七世纪，当时的唐朝，已经建立了类似现代集体安全组织的天可汗制度。天可汗不仅是一种荣誉，更具实质意义，它的目的是使许多弱小邻国可以和平相处，共存共荣。3日人称大唐帝国为中国历史上最具世界主义色彩的朝代，殆非虚语。

　　故此，天可汗不仅令史家称羡，更受到越来越多的国际战略学者的重视，希望通过对天可汗制度的研究，吸取相关历史教训，找到一条在当今冷战格局瓦解、已不存在共同假想敌的情况下，如何重建国际新秩序，维护世界和平的道路。(天可汗制度本身即无假想敌，其主要功能即征召诸蕃部队讨伐“不德”，即不遵奉唐天子号令，擅起边衅的国家如高句丽、薛延陀等。)

　　天可汗制度始于唐代武功鼎盛之太宗时代，高宗承太宗志灭西突厥后再度扩张，武后摄政为维持国内高压统治大杀边将，帝国之威信受到短暂的挑战和震荡，玄宗时代国力复振，玄宗本人即以天可汗身份排解各国纠纷达七次之多，衰于安史之乱，代宗以后名实俱亡。本文拟从以下三部分加以详细解说：1、天可汗释义;2、天可汗制度的运作;3、天可汗制度的缘起、兴衰及相关历史背景分析。

　　一、皇帝 天可汗 释义

　　太宗以“天可汗”之称君临四夷之事始末，通鉴、两唐书、唐会要等史书都有描述，其中以杜佑的《通典》记述最为详尽：

　　大唐贞观中，户部奏言，中国人自塞外来归及突厥前后降附开四夷为州县者，男女百二十余万口。时诸蕃君长诣阙顿颡，请太宗为天可汗。制曰：“我为大唐天子，又下行可汗事乎?”群臣及四夷咸称万岁。是后以玺书赐西域、北荒君长，皆称“皇帝天可汗”。诸蕃渠帅死亡者，必诏册立其后嗣焉。临统四夷，自此始也。

　　按传统说法，天可汗为国际盟主，西北部落直接称臣于中国者，称唐皇帝为可汗，不称为天可汗，二者有别。罗一之即谓：称太宗为可汗者，直以其地为中国属地之一部分，故须置吏设治;称天可汗者，则为国际和绥之联合首领，故即以其国首领为都督，而不别为置吏，户籍亦不上于唐之户部也。

　　罗香林《唐代天可汗制度考》中沿用了这一说法，并引《资治通鉴》贞观二十年(646)铁勒诸部，请上太宗为可汗，皆请置吏，唐廷遂将诸部设置瀚海等十三个羁縻府州，以证其说法。然此说却有相互矛盾之处，如高宗时代西域十六国及昭武九姓向唐称臣，并置州县，以诸国首领或为都督或为刺史，一如铁勒诸部，是故理当称唐帝为“可汗”，然罗氏却将西域十六国及昭武九姓划归为国际组织之一环，称唐帝为“天可汗”。突厥本已为太宗、高宗所灭，属地置为州县，应属直接称臣，但按《唐会要》记述，阿史那德吉利在称唐玄宗时，也是“天可汗”而非“可汗”，并不符合其说法。

　　相形之下，朱振宏提出天可汗为外族对太宗之尊号，代表其地位是高于西、北各诸民族君长可汗之上，与称唐帝者是否为中国领地或是国际组织一环无甚关系，太宗为共尊的“天可汗”，对外为国际盟主，对内已臣服的诸藩行使职权——“行可汗事”，此说似乎更为合理。

　　太宗以大唐皇帝身份兼任西北诸藩可汗，任命本族人为各内附州县首领，接受唐官官职如都督、刺史的同时按照其本族习惯称可汗等，以免其族人“伤亡国之痛”，如阿史那思摩既是乙弥泥孰侯利可汗，又是唐化州都督，右武侯大将军等，在接受唐廷管理的前提下(如派官员参政监督等)，尊重其本地风俗享有高度自治，其做法与千百年后邓公的“一国两制”颇有异曲同工之妙，而其先例则可上溯至五胡乱华时期的刘渊建汉。

　　匈奴人刘渊因慕汉风，自认为汉高祖刘邦后裔，尊高祖刘邦、光武帝刘秀、昭烈帝刘备为先祖，自封大单于兼汉王，开胡汉官制混用之先河。其子刘聪更进一步在国内实行胡汉分治，置左、右司隶,各领户二十余万,万户置一内史。凡内史四十三，主要统辖汉人;单于左、右辅，各主六夷十万落，万落置一都尉，主要统辖胡人。北朝诸君多有仿效，反映到北朝民歌《木兰辞》里，即同时有“可汗大点兵”与“归来见天子，天子坐明堂”之语，其中的“可汗”与“天子”明显是指同一个君主。

　　到了隋代，突厥因天灾之故，国势骤衰，遂在隋文帝杨坚挑拨分化及军事打击下分裂为两部，启民可汗称臣内附，上隋文帝尊号“圣人莫缘可汗”，意指圣贤的、富厚的君主，隋文帝即为隋朝皇帝兼突厥名义上的君主，是为中华天子兼异族国君的前例。炀帝继位后也继承了这一称号，继续对启民可汗大加赏赐，几乎达到了“穷一国以奉一人”的程度(据史家分析，炀帝大概是想借突厥兵马攻高丽吧)。然自始毕可汗立，炀帝在赏赐他大量珍宝和一个公主之后，欲施杨坚故智立始毕之弟射匮为可汗以削弱始毕，始毕立刻和隋朝决裂，并转而与隋为敌，兵困炀帝于雁门。突厥从此成为边患，隋末大乱中先后入侵中原数十次，掳掠中原人口达八万之多，直至李靖那次著名的雪夜夜袭之后，局势方才彻底扭转。

　　殷鉴不远，唐太宗在观照五胡时期的“胡汉二重体制”与隋朝国君兼任外族君上的前例下，接受“皇帝·天可汗”尊衔。然与隋朝所不同的是，隋朝皇帝“圣人莫缘可汗”仅是代表隋帝兼任突厥(或西突厥)一族名义的可汗;而唐太宗的“皇帝·天可汗”却是代表着唐朝皇帝兼职西域、北荒诸民族共同拥护的君主，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的首例，其意义自是不同，因此太宗在接受“皇帝·天可汗”位号前，先是颇有疑惑，故有“我为大唐天子，又下行天可汗事乎?”之疑问，殆群臣及西域、北荒君长咸称万岁后，太宗才接受“皇帝天可汗”尊号，这也是唐朝“皇帝·天可汗”最具特殊意涵的地方。(朱振宏语)柳宗元有诗称颂此一盛况：

　　麹氏雄西北，别绝臣外区。既恃远且险，纵傲不我虞。烈烈王者师，熊螭以为徒。龙旂翻海浪，馹骑驰坤隅。贲育搏婴儿，一扫不复馀。平沙际天极，但见黄云驱。臣靖执长缨，智勇伏囚拘。文皇南面坐，夷狄千群趋。咸称天子神，往古不得俱。献号天可汗，以覆我国都。兵戎不交害，各保性与躯。

　　二、天可汗制度的运作

　　如前所述，天可汗制度为太宗时建立的维系国际和绥关系之机构，用以平抑各国之侵略。贞观四年唐击败东突厥始，唐在亚洲已无对手，遂在“王者视四海为一家”的观念下，建立起以唐天子为盟主，唐帝国为绝对核心，四周邻国为卫星国的天可汗体系，诸蕃借用大唐的声威稳定地区秩序，唐帝国则利用诸蕃来互相牵制维持权力均衡，减少军事开支，目的在于扶助弱小，抑制侵略，运用德、力维持东亚秩序，造就礼、刑世界的典范。天可汗的职权主要体现在政治军事等方面：

　　1、政治上完善了册封制度，各国后嗣承袭其位必须经过天可汗册封认可，并通过赐唐官官职和唐官参政的方式来强化控制。

　　不仅是内附州县，天可汗体系内的各藩国嗣君继位均需受天可汗册封认可，并赐唐官官职。薛延陀、突厥、回纥、契丹、新罗和奚等君长嗣位，在正常的情况下，几乎都接受了朝廷的册封。如回纥汗国存在九十六年，其中十三名汗有十二名接受了唐廷的册封。受太宗册封的君长迷失度(唐官为怀化大将军兼瀚海都督)为其侄乌纥所杀，唐廷先擒杀乌纥，然后遣兵部尚书崔敦礼往安抚之，立迷失度之子继任大俟利发、“使持节回纥部落诸军事、瀚海都督”，足证大唐对藩国君长有废立大权。如被册立君长有反叛行为，其官职便会被剥夺另立新君，“一为不宾，随辄夷缚”(《新唐书*北狄》)。诸国君主并同时受唐官官职，表明其为唐帝国行政体制中的一部分，如新罗国王为鸡林州都督等。必要时中央还会派唐官参与执政。

　　除嗣君继位需受唐册立之外，各藩国还需向唐廷履行充质、入觐、朝贡等义务。据《唐六典》所载，唐关内道“控北蕃、突厥之朝贡”，河南道“控海东新罗之贡献”，河北道“控契丹、奚、室威之贡献”，陇西道“控西域、胡戎之贡献”，江南道“控五溪之蛮之贡献”，剑南道“控西洱海群蛮之贡献”，岭南道“控百越及林邑、扶南之贡献”，此为天可汗时代唐对各藩国朝贡的管理情况。

　　入觐之风则自贞观四年太宗灭东突厥始开，太宗晚年“道路不绝，每元正朝贺，常数百千人”，玄宗时规模达到空前程度，“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鸿胪寺、礼部不胜其烦，加之朝廷例必回礼封赏，中央一度因入觐者太多而明令禁限。

　　充质则是藩国慑于唐廷威力或为邀朝廷信任而派遣子弟入朝长期居留京师，通常被派以侍卫天子，称“宿卫”。由于绝大多数充质是各藩国主动提出，有一些史学家因此认为此类行为较少武力强迫色彩，而是藩国自愿的。比如有认为高句丽和唐敌对期间，高丽王要求送王子来长安留学唐廷竟也答应，说明大唐是如何宽大。但查诸史籍，贞观二十一年五月李世绩大破高丽，十二月高丽王遣子莫丽支任武入朝，谢罪的意味是很浓的，虽则是高丽主动提出，但仅仅因此来判断高丽王子是主动来长安留学的，似乎不妥。当然，大唐也没有虐待这些为质的小王子们，也的确有不少藩国王子因慕长安繁华，为质期满后“固请留宿卫”，但究竟是武力强制，还是主动留学，仍须结合具体个案分析。

　　2、军事上，唐帝可藉由征兵权的行使，排解、仲裁各蕃国间的纠纷，讨伐不义以及助国征讨等事项。

　　天可汗制度的积极功能即为组成联军，来讨伐不遵守盟约的国家，共同维持国际秩序。藩国有对唐帝国尽捍边征讨之责，受唐遣发，为唐征讨。《新唐书*西域传》载：“西曹者，隋时曹也，南接史及波览，治瑟底痕城……武德中入朝。天宝元年，王哥逻仆罗遣使者献方物，诏封怀德王，即上言：“祖考以来，奉天可汗，愿同唐人受调发，佐天子征讨。”

　　“失蜜，或曰迦湿弥逻。北距勃律五百里，环地四千里，山回缭之，它国无能攻伐。……遣使者物理多来朝，且言：“有国以来，并臣天可汗，受调发。国有象、马、步三种兵，臣身与中天竺王厄吐蕃五大道，禁出入，战辄胜。有如天可汗兵至勃律者，虽众二十万，能输粮以助。又国有摩诃波多磨龙池，愿为天可汗营祠。”此皆说明受唐天子令调发征讨是藩国必尽之责。

　　贞观八年吐谷浑寇凉州，太宗命李靖“并突厥、契苾之众击吐谷浑”。(通鉴)，这是天可汗制度成立以来第一次组成联军出兵。贞观二十一年，龟兹王失臣礼并侵凌邻国，命铁勒十三州、突厥、吐蕃、吐谷浑连兵进讨。贞观二十二年，中天竺阿罗那顺截击大唐使者尽掠诸国贡物,王玄策檄调吐蕃尼婆罗(今尼泊尔)兵平之，“获其妃及王子，虏男女万二千人。于是天竺响震，城邑聚落降者五百八十馀所，俘阿罗那顺以归。”(通鉴)玄宗时以天可汗身份调解国际纠纷达七次之多。贞观十五年，薛延陀侵突厥，太宗命张俭为统帅，率奚、契丹等兵马助突厥击败薛延陀，乱平后，太宗告薛延陀使者：“吾约汝与突厥以大漠为界，有相侵者，我则讨之。汝自恃其强，逾漠攻突厥。李世勣所将才数千骑耳，汝已狼狈如此!归语可汗：凡举措利害，可善择其宜。”这正说明太宗以盟主(天可汗)之尊，责薛延陀负约，盟主(天可汗)有征发各汗联军讨伐不义之权。

　　需要指出的是，对于何为不德，该受何种处罚，天可汗制度对此并没有明确严谨的章程公约之类，这也是有学者因此质疑的地方，故此，天可汗制度应该不是一个完善严谨的国际仲裁机构，而是类似现代“集体安全”的联盟体系。纽先钟认为，天可汗体系是在唐“中国即天下”的概念下产生的，在“天可汗”之下，所有的国家部族结成联盟，以体系内全体成员的力量对破坏体系内和平的成员国施以制裁，从而确保体系的稳定和世界秩序的维持。天可汗制度并没有假想的敌人，这和集体防御有一个假想对象不同，所制裁的对象也是体系内破坏和平的国家。

　　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天可汗制度有现今联合国的作用，但联合国为委员制组织，天可汗制度则为首脑统帅制(罗香林)。《新唐书》对此描述为：“际天所覆，悉臣而属之;薄海内外，无不州县，遂尊天子曰“天可汗”。三王以来，未有以过之。至荒区君长，待唐玺纛乃能国;一为不宾，随辄夷缚。故蛮琛夷宝，踵相逮于廷。”

　　综上所述，唐朝的“皇帝天可汗”是以皇帝之号“下行”可汗事，其职权表现在：政治上，印玺有对外专用的“天子三宝”，诏书、册文有一定的形式 称谓，册封制度也有进一步丰富实质内涵;军事上，唐帝可藉由征兵权的行使，排解、仲裁各蕃国间的纠纷，讨伐不义以及助国征讨等事项;律令上，《唐律》中的“化外人相犯”条，代表着中国在唐朝时，已经具有现今法学原理中“国际私法”性质，显示《唐律》能适用由各地区，成为国际性的法律，唐朝已是一個世界性的帝國。

　　三、天可汗制度的缘起、兴衰及相关历史背景分析

　　天可汗制度始于大唐武功鼎盛之太宗时期，衰于安史之乱，代宗之后名实俱亡，凡一百三十七年(罗香林语)，在贞观之治和开元之治两大盛世期间完全主宰了唐的对外关系，其兴衰则于大唐的国力紧密相连，抚今追昔，其中的经验教训是很值得后人深思的。

　　1、 太宗时代：天可汗制度的建立和完善

　　网上现在有种观点，认为安史之乱藩镇割据乃至日后的五代十国之变局，肇因于唐太宗迷恋武力征服和领土扩张，弃中原之根本导致中央弱而地方强引起，甚至天可汗的称号也被说成是太宗之好大喜功穷兵黩武的表现，这种说法，实际上是站不住脚的，对于初唐时的国际形势和典章制度缺乏了解之故。唐初实行的是府兵制，平时务农，战时出征，这就是为何武德年间李世民身为天策上将兼十二卫大将军，名义上已掌握了全国的兵权，而宫廷斗争中却一直处于下风的原因。只因他虽是全国最高军事统帅，但在兵农合一的府兵制下非战时奉皇命不能调发，承平时期根本无兵可调。而太宗时期，府兵制一直都运行良好，在这种制度下将领根本不可能坐大，更别说什么中央弱地方强了。节度使是在睿宗时才成为固定官职，玄宗时始完成确立节度使制度的，故此有人说唐衰亡的根源就在于府兵制的破坏(当然这种说法也比较偏激)。而天可汗制度的建立，也是迫于唐初国际形势恶劣非加强武备不可，而太宗却不欲在军事方面开支过度，是以想出这样以夷制夷互相牵制权力平衡的办法。

　　先看一下大唐开国之初的国际形势，可说是相当严峻，历经隋末战乱，百业凋敝，全国人口仅剩下1000多万，就连小国高昌，也敢阻服王化。北方有强盛的突厥，号称控弦百万，盛极一时，之后薛延陀，回纥，此起彼落，强邻始终在侧，西南吐蕃勃兴，西北有高昌吐谷浑，东部有高丽衅边。以上每个国家能够动员的军队都不下数十万。而在贞观年间，全国府兵总数也不过六十万(见《唐会要》)，而同时上番宿卫不超过十万人(即全国常备兵力，见唐长孺《唐书兵志笺证》)，李世民经玄武之变，更需时间和智慧度过瓶颈期，内有庐江王李瑗，罗艺等叛乱，山东故太子势力也蠢蠢欲动，贞观元年旱灾，二年蝗灾，三年水灾，天灾人祸内忧外患，生存环境之恶劣，较两宋不遑多让。其中以东突厥为患尤烈，李世民初登基即长驱直入兵临长安城下，李世民被迫签订渭水之盟，可见边患之严重，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了。故此，好容易到了贞观四年风调雨顺，即出兵灭掉东突厥，从发兵到回朝前后不足3个月，曾盛极一时的东突厥就此灰飞烟灭。然而，如何处理突厥部众，如何对待新兴的薛延陀回纥等势力，又成了难题。

　　因大唐国家初立，百废待兴，一切从简，官吏精简到只剩600多人，又因天灾频频，经常减免赋税让利于民，长安城后期的后勤已经十分依赖漕运，但太宗时代根本不成问题，便是本着节约为上的原则，一切开支能省则省。现在国境线凭空多出那么长，如果按照传统的修长城遣兵士戍边的方法，中原的劳动力本就不足，后勤供应更要增添许多花费。故此思前想后，干脆不修长城，而采取以夷制夷的办法建立起天可汗制度，规定各部落的大致疆界，要求他们各守疆界不得相互侵略，否则唐将组成天可汗联军予以惩罚，这样弱小藩国可以借唐的声威得以维持，唐可以利用各国之间的权力平衡来相互牵制，也可以防止由于兼并而产生新的强大势力，即使要出兵，也可以利用各藩国的共同力量，减少不少军事开支和人员伤亡，可谓一举数得。

　　故此，初唐时期在边境陈兵并不多，而是散布监听站于番境，一旦有警立即驰告中央，再由中央做出反应，或征或抚。“收汉戍卒，处之内地，减少粮费，兵家所谓治力之法也。但择汉吏有熟番情者，散守堡障，此足以经久，或遇有警，则汉卒出焉。” 初唐时建立的军事国家化的府兵，则以内敛形式集中以拱卫首都及中央，各地要塞镇戍警方体系，也由府兵轮调，建制上实无地方兵团。地方有变，则由警方体系先行防御，中央派军驰援作战，戎平即还，府兵虽属军府统领，但又同时隶属于州县，军府不得自行征调，调兵须有皇命，地方上不见命令不发兵，这样可以有效地防止结党和割据。这样唯一的缺点是不利于应急，太宗于是从两方面加以弥补，政治上以德抚之，边境要员选择德才兼备处事灵活的，严禁擅起边衅侵凌小国的，贞观朝的边将如李世绩李大亮都是名将良吏。军事上勤修武备，贵精不贵多，中央军向不轻出，一旦出兵务求一击即中，威慑四方，所以边境虽然没大量驻兵但也没几个敢轻易惹唐的。如松赞干布曾以20万兵力攻松州，虽然地方不敌告急，但一旦唐中央出兵，虽然只得5万人，大军未至前锋已夜袭吐蕃大营斩首千余而还，吐蕃因此老实了数十年。如此恩威并用，德刑并举，建立起东亚地区的天可汗轴心体系。唐朝由此成为中原大一统王朝之中第一个不修长城而依然武功鼎盛的帝国。

　　这时唐高宗刚刚登基，朝内与边疆都产生了一些麻烦。这是君王更替的附属产物，因新君初立，君权尚欠巩固。永徽四年(653年)处置了房遗爱、薛万彻等人的谋反(有说这个主要归功于长孙无忌)，永徽六年立武氏为后，次年即显庆元年(656年)改立李弘为太子。此时长孙无忌已然失势，内政基本稳定，遂于显庆二年(657年)以苏定方为主帅大举用兵西突厥，生擒沙钵罗可汗贺鲁献俘昭陵，并分西突厥地置濛池、崑陵二都护府，西突厥灭亡。显庆三年(658年)五月，高宗重设安西四镇。

　　西突厥的灭亡，为稳定西域局势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原来依附西突厥的小国纷纷归降大唐。显庆三年(658年)石国曹国等昭武九姓(今俄国、土耳其及阿富汗东北部)内附，唐高宗下诏以其地置州县府一百二十七个。显庆五年(660年)，高宗再派大将军郑仁泰带兵讨思结、拔也固、仆骨、同罗四部，三战三捷追奔百余里，斩其酋长而归。龙朔元年(661年) 吐火罗、哒、罽宾、波斯等西域十六国(今中亚细亚至伊朗一带)内附，高宗下诏以其地置都督府八、州七十六、县一百一十、军府一百二十六，并隶安西都护府。龙朔二年(662年)铁勒九姓叛变，高宗派薛仁贵出兵天山，薛仁贵三箭射杀三人，余部下马投降，薛仁贵率军渡碛北，生擒叶护兄弟三人，胜利而归。军中歌曰：“将军三箭定天山，壮士长歌入汉关。”漠北悉平。

　　昭武九姓及西域十六国的内附，标志着天可汗体系的进一步扩张。罗香林有云：天可汗制度存在一百三十七年，其中以贞观四年至显庆年间，最为荣耀。李治无疑应记一功。

　　灭高丽：显庆五年(660年)，利用百济入侵新罗，新罗王春秋上表求救之机，高宗派左武卫大将军苏定方为神丘道行军总管，讨伐百济。八月，义兹隆及诸城主皆降。分百济为五部三十七郡，置熊津等五都督府，又把百济划入大唐疆域。

　　乾封元年(666年) ，高宗又以李勣动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经两年苦战，于总章元年(668年)，终破高丽，分高丽为五部，置九都督府，设安东都督府于平壤，以右威大将军薛仁贵检校安东都护，纵兵两万以镇抚之。其间白江口海战，为中日第一次大规模交锋，唐军以少胜多完胜倭寇，此后日本完全折服于大唐国威之下，掀起从政治制度、文化生活到宗教哲学全盘仿效大唐的风潮。《大宝律令》便是模仿唐律所制，日本天皇亦曾取贞观等作为年号，以致后世引起混淆。比如唐贞观年间未曾铸钱，传世的“贞观通宝”其实是日本所铸。

　　高丽的覆灭和安东都护府的成立，使大唐帝国发展成东有高丽，西尽波斯，北至西伯利亚，南至林邑(越南)的疆域广大、多民族融合的强盛大国。唐朝疆域，此时达到了极盛。

　　战吐蕃：然而唐征服四方，却在西南边陲遇到劲敌，即是新兴的吐蕃。时松赞干布已死，宰相禄东赞独揽大权，不忿吐谷浑内附唐朝，发兵攻打尽覆其国。唐廷调解未果，双方从此交恶。高宗于是任命薛仁贵为主帅进攻吐蕃并援送吐谷浑还故地。此役，唐军出动10余万人，欲长驱直入，一举击败吐蕃。薛仁贵深知吐蕃军兵多将广，且以逸待劳，唐军须速战速决，方能取胜。故留郭待封率2万人守护辎重、粮草，令其于大非岭上凭险置栅，构筑工事，自己亲率主力，轻装奔袭，大败吐蕃，薛仁贵乘胜进占乌海城，以待后援。但郭待封自恃名将郭孝恪之后，不服薛仁贵管制，擅自率后队继进，又未能及时与主帅会合。吐蕃军抓住战机，以20余万之众邀击其部，郭待封不能抵敌，辎重、粮草尽失。薛仁贵被迫退保大非川。吐蕃军遂在号称“吐蕃战神”的钦陵指挥下，以40余万大军逼唐军决战。薛仁贵无险可据，更无粮草供应军需，大败，几乎全军覆没。

　　大非川一战，是唐朝开国以来对外作战中最大的一次失败，由于将帅失和，唐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就此破灭。吐蕃从此信心爆棚，频频寇边。战后，吐蕃再发兵攻陷西域十八羁縻州，又联合于阗攻陷龟兹，唐廷被迫罢安西四镇，直至调露元年(679年)，裴行俭平定阿史那都支等人的反叛后，王方翼筑碎叶城以代焉耆，才重置四镇。

　　仪凤二年(677年)，高宗李治鉴于来自吐蕃的威胁，颁发《举猛士诏》，在全国范围内招募勇士，选择臂力过人、弓马娴熟的军事人才编入新军，以便进行军事反攻，很快组建了一支精锐之旅。这时在高丽战争中表现出色深受高宗信任的刘仁轨(即白江口海战的指挥者)，因与中书令李敬玄有隙，故意推荐李敬玄取代自己做征吐蕃的主帅。李敬玄本为文官，怯懦畏战，按兵不动，以图自保，致使部下刘审礼兵败被俘。吐蕃在名将钦陵指挥下，以绝对优势兵力再困李敬玄于死地，幸得黑齿常之率500名敢死士乘夜偷袭吐蕃兵营，李敬玄始逃出生天，但已损兵过半。其时，应猛士诏在军中的娄师德奉命收集散亡将士，唐军复振，旋又奉命前往吐蕃，双方谈和。由此吐蕃数年不再犯边，黑齿常之和娄师德也从此成为抵御吐蕃的著名将领。

　　青海之战后，高宗采纳太学生魏元忠的安边三策，不再采取从青海长驱直入吐蕃的战略;但也并未采用秦汉以来常用的修筑长城，分兵把口，进行防堵的办法，而是屯田备边，依托一系列坚固据点——军镇，相对集中兵力，实行机动防御，并伺机反攻，逐步扩大控制区域。(吐蕃曾依样画葫芦，也学着屯田，被黑齿常之一把火烧了个精光)西域有王方翼坐镇，河陇有黑齿常之捍边，保卫了大唐边境的安宁。青海之战，也标志着唐的对外国策，由进攻转为防御，虽然大唐国力依然鼎盛，兵锋依然强悍，但在吐蕃强有力的挑战之下，以往诸蕃眼中战无不胜的唐军神话已经破灭，西域、漠北，各不甘臣服大唐的势力都在蠢蠢欲动，昔日神圣不可侵犯的天可汗制度正面临着危机。

　　贞观二十年，唐灭薛延陀，回纥和铁勒诸部内附，修参天可汗道，是为天可汗制度的完善和第一次扩张。薛延陀是东突厥灭后的新兴势力，一向桀骜不驯，不服唐制。先有不听唐号令擅攻突厥余部一事，太宗遣李世绩败之，并当面告诫。后贞观十九年太宗东征高丽，薛延陀又出兵骚扰唐界，还遣使来见太宗探听虚实，太宗知其不臣，为免薛延陀坐大成为大唐之患，回师之后即命回纥诸部统大军攻薛延陀，唐发兵以应和，此战以唐将李世绩为统帅，之后回纥和铁勒诸部正式内附，并在回纥酋长的请求下修建参天可汗道，加强唐帝国与诸藩的联系，这是天可汗体系的第一次扩张，唐帝国的疆域也由此扩展到贝加尔湖以北地区。

　　2、高宗时代：天可汗体系的再度扩张

　　唐高宗大约是历史上被矮化得最厉害的一个君主。在他身上充分体现了男人的尴尬，老爸是千年仅出的大帝，老婆是千年仅出的女帝，任何人撞了这样的大彩可能都会变成什么也不是。于是，人们普遍认为高宗开始是长孙无忌的傀儡，后来是武则天的傀儡，完全毫无才能毫无建树，事实是否如此呢?看看高宗时的名将：安西都护裴行俭，就是著名的反武人士，武则天被册立为后他公开说国家祸乱，自此而始，但高宗一朝都颇受重用，被赞为“卿文武兼资，故授卿(文武)二职”，为安定西域做出很大贡献。而裴行俭正是灭百济、西突厥的主将苏定方的唯一爱徒，以为当今之世，唯裴行俭可传其兵法，二人关系之亲密可见一斑。苏定方贞观年间随李靖出征东突厥崭露头角，但大显身手却是在高宗时期。以武后对政敌的凌厉手法，是不可能重用裴苏二人的，这从她亲政之后把裴行俭的兵书没收泄愤可见一斑(时裴行俭已经去世)。此外，高宗朝屡屡击败西突厥的名将王方翼，更是废皇后王氏的堂兄，高宗去世后立刻被贬死于流放途中，可见高宗朝前期对外战争的胜利，主要还是应该归功于高宗本人。他在提拔将领、开疆拓土方面是值得称道的(武后没理由重用自己的政敌)，唐王朝的疆域，亦是在高宗的手里，达到了极盛。

　　查武后摄政事，通鉴上有如下条目：显庆五年(660年)： 冬，十月，上初苦凤眩头重，目不能视，百司奏事，上或使皇后决之。后性明敏，涉猎文史，处事皆称旨。由是始委以政事，权与人主侔矣。(长孙无忌死于同年七月)。

　　“或”字，就表明还不是什么事都委之天后，只是有时让天后办事。所谓“处事皆称旨”说明了天后并不擅权，办了事都向他汇报，并得到了他的认可。一个“始”字还表明以前从来没有让她处理过政事，最后决策都是高宗自己。

　　接着有高宗认为武后干政有意废后，招上官仪密谋不果，武后权势进一步增强，始有麟德元年(664年)事：自是上每视事，则后垂帘于后，政无大小皆与闻之。天下大权，悉归中宫，黜陟、生杀，决于其口，天子拱手而已，中外谓之二圣。然上元元年(674年)，有天后上书建言十二事，如劝农商、息兵、广言路、习《老子》等，帝“皆下诏略施行之”，可见天后建议必须通过唐高宗的同意才能施行，“略施行之”，证明不是完全采纳，尤其是息兵，具体讲就是高丽战争，高宗一定要打，至此天后才能上表劝谏。可见麟德元年之后武后并未能完全把持朝政。

　　时至上元二年(675年)高宗苦风眩甚，议使天后摄知国政。中书侍郎同三品郝处俊曰：“天子理外，后理内，天之道也。昔魏文帝著令，虽有幼主，不许皇后临朝，所以杜祸乱之萌也。陛下奈何以高祖、太宗之天下，不传之子孙，而委之天后乎!”中书侍郎昌乐李义琰曰：“处俊之言至忠，陛下宜听之。”上乃止。说明高宗病情加重，已不能管理朝政，欲委之天后受大臣劝谏不果，遂于令太子李弘、李贤监国。武后于是连杀二子，高宗不能制。12永淳元年(682年)让太子显监国，此时已可认为高宗长期病重大权已然旁落。

　　故此，我认为显德五年不应视为武后把持朝政政由己出的标志，而是此后武后干政的程度逐渐加强，上元二年至永淳元年后基本可视为武后实际执政时代了。之前对外战争的胜败，则应由李治负责，包括对西突厥及高丽的胜利，以及对吐蕃的失利。

　　高宗朝的对外关系，概括起来分三类：1)灭西突厥，天可汗体系进一步扩张 2)灭高丽，大唐疆域此时达到极盛 3) 对吐蕃战争失利，大非川一战破除唐军不可战胜的神话。

　　灭西突厥：太宗时代，已基本完成对西突厥的分化和包围工作，李靖平吐谷浑，侯君集灭高昌，阿史那社尔开西域，遂立安西四镇，这是大唐经营西域的开始。贞观二十三年，太宗以称臣内附的突厥人阿史那贺鲁为左卫将军、瑶池都督，令其招讨尚未服唐的西突厥各部。贺鲁击破西突厥首领乙毗射匮可汗，西突厥十姓诸部皆来归附，遂拥兵数十万，势力逐渐坐大。时太宗已去世，贺鲁遂自号沙钵罗可汗，起兵叛唐，安西四镇失守，并发兵攻唐庭州，时为永徽二年(651年)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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