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对于一个人来说，不是可以轻视的时光。把人放置在一个乱世中观察，会发现差异如此鲜明，人格人性的优点和弱点，全都暴露出来了，此时观察一个人，更趋于真实和自然。
在陆键东的《陈寅恪的最后20年》里，从1949年到1969年，陈寅恪都在做什么？作为一位由旧时期而来的学者，精神生活十分简单:继续自己的学术研究，给学生上课，并无太多要求，未必如今日学者之复杂。他们需要充裕的时间、平静的生存环境，尤其像陈寅恪这样的学者，他的研究方向是过去的历史。到了晚年，他更为专一，也更寂寞，同时脾性情性也更孤高独立，难以转捩。如他所述：“自从作王国维纪念碑文时，即持学术自由之宗旨，历二十余年而不变。”这些宗旨一定，余下均不足道。
此后，就是经历无止息的运动磨难。陈寅恪这样的人，极力想远离政治，但政治会找上门来。有个词在当时无处不见，那就是“大批判”，连初涉学海的大学生也卷入对陈寅恪的批判潮流中。一以贯之的宁折不弯，注定了他必须承重更深重的煎熬。他倚仗什么来这么坚持？是自己过人的声名、学问，还是生活信念、准则。有一个细节：当郭沫若拜访陈寅恪时，陈寅恪居然提出一个我们难以想象的问题——写“钱柳因缘”没有稿纸，希望郭给予解决。一个是郭沫若，一个是陈寅恪，他们的交谈竟涉及区区的稿纸。可以推断当时的研究环境，及困难时期经济崩溃的程度。在精神和经济的双重危机之下，这个时段的人们，处在严冬之中。
《陈寅恪的最后20年》也有一些亮色片段，使我们阅读之后略感温暖。一次是陈寅恪与广州京剧团的新谷莺等6个演员的交往。这些风姿绰约的演员围在老人身边，每人说上几句，陈寅恪就能猜出各自饰演的角色。陈寅恪也心情舒畅，说到传统戏的史实时，告诉她们在书架上哪一本的哪一页，一翻，果然不错，引起大家的惊奇和欢笑。演员们还清唱了各自拿手的一段唱腔，婉转浏亮。1959年这个春日的下午“比他在某些悲惨的岁月里感受到的欢乐总和还要多”。1961年夏天，吴宓来访。两位老人在经历上有些许不似，在精神上又有太多相似，其中就包括始终不渝地挚爱传统文化，执着自己的精神走向。而今二人已老，时日无多，“暮年一晤非容易，应作生离死别看”。渴望倾谈、能够倾谈、必须倾谈，5天时间，71岁的陈寅恪和67岁的吴宓，在屋外的大雨滂沱声中，在倾谈中相互温暖。
写一个人，是为了与其他许多人相比。写陈寅恪，也就把和他关系亲疏的人都牵扯了进来，每个人都形神不同。作者写了康生，他兴冲冲地拜访陈寅恪，却碰了一鼻子灰，被告知养病，不见。对于这样一个权贵，其心里感受可想而知，后来导致陈寅恪出版《论再生缘》的路子被堵死。作者又写了金应熙，他是陈寅恪的学生，是少数能够聆听陈寅恪闲聊的人。有时聊到家族背景，包括一些不轻易为外人道的隐秘之事，金应熙却利用这些内容给陈寅恪以痛击——是那个风急浪高的时代背景，令才华横溢的金应熙人性弱点膨胀、恶化。作者还写了陈寅恪的助手黄萱，大家闺秀的黄萱完全可以过上超乎常人的舒适生活，却甘于承担这份艰深的工作。陈寅恪让女儿们称黄萱为“周伯母”，以示黄与自己同一辈份，这使黄萱数十年地感激陈寅恪给予自己的这一份尊敬。
20年过去了，陈寅恪终成绝唱。现在我们谈陈寅恪，更多地倾慕于他开阔的眼界、过人的记性、能运用十数种语言文字研究的能力。而陈寅恪的另一方面正在被人遗忘，那就是他一贯坚守的思想信念：“不降志，不辱身”——在我看来，此书的主旨，就浓缩在这6个字里。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