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是一个应该如汉、唐、宋一样令人神往的朝代，而它的真实一直被一层面纱所笼罩，这就是其末期的那段辛酸的衰亡历史，那段历史被加注了许多误解，也产生了许多迷团，让我们至今也无法完全看到全貌，但明朝曾经的荣耀与辉煌、曾经拥有过耀眼的文明所释放的光辉不应该被那段衰亡史所掩盖。我们下面首先从明朝末期海上的军事贸易地位来窥探一下明朝的兴衰。
在明朝最终衰亡的那段历史拉开帷幕的之初，明朝海军与荷兰海上马车夫之间的数次对决都以明朝海军完胜告终，最后还以荷兰船只转道日本购买明朝郑氏家族令旗为结局。此间自“沈有容谕退红毛番”开始，到明郑舰队最终夺取了从日本到南海的全部东亚制海权，以至于盘踞台湾的荷兰人都不得不偷偷地以日本船的名义购买明郑令旗为止经历了5个阶段。
第一阶段，荷兰人乘明朝防守倭寇的汛兵撤回大陆占据澎湖，并一面写信威胁地方官，声称如果不同意贸易，即派军舰沿福建沿海进攻。结果，他们的这种做法引来的是明朝的50艘海军战舰。舰队指挥官名叫沈有容，是一位身经百战的名将，不仅有驰骋塞外破蒙古铁骑的战功，还有剿灭倭寇的战绩。沈有容向荷兰人通报了明朝的商业政策并要求荷兰人立即离开中国领土：“中国甚惯杀贼，尔等既说为商，故尔代客，尔何言战斗?想是原怀作反之意，尔来睹天朝兵威耶!汝等不曾听过?我破倭海上，海水尽赤，吾不忍汝等步倭之后尘。”当荷兰人发现自己的2艘战舰已经被50艘明朝的战船团团包围，对方的指挥官又是一位底气十足的将领时，他们明智地选择了撤退。欧洲海上霸王同明朝的首次武装较量就这样以不流血的方式结束了，此次事件为澎湖留下了一块称为“沈有容谕退红毛番韦麻朗等碑”，这 块石碑到2004年刚好四百岁，是公认的“全台第一古碑”。
第二阶段，荷兰人又乘汛兵回大陆之季再占澎湖并修筑要塞风柜城，和英国一起出动15艘战舰，1200名士兵，要求明朝：“非经荷兰人允许，中国船只不得随地到各处贸易”，结果招来的是一万名明军士兵和200条战船。明军水师在澎湖港内遍设火船，攻击荷兰战舰;陆军在马公妈祖庙内架炮隔海轰击风柜城，并以无数长宽五尺下铺圆木的巨型堡篮填碎石排列为阵，白天做为掩体休息或发炮，晚上则推着它们前进。荷军火炮对此无能为力。荷兰人号称纵横七海，但他们从未遇到过如此猛烈的攻击，被迫在明军监视下拆除经营两年的澎湖要塞，明军再次收复澎湖。
第三阶段，1627年，第二任荷兰台湾总督迪?韦特(Gerand de with)曾发兵攻击在福建铜山的郑芝龙，企图削弱其势力，但结果却差点全军覆没，当其到达铜山后，立刻遭受火船猛烈攻击，只好率领维蕾德号、伊拉斯莫斯号，不发一炮，逃往爪哇，临走前命令其他快艇和帆船一起撤退，他亲率的战船逃跑成功了，但跟随的那些战船却无一生还。
第四阶段，1633年7月7日，新任荷兰台湾长官普特曼斯率领以密德堡号为旗舰的十三艘荷兰战舰，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对明朝管辖的南澳发起了进攻，此役荷兰人一举烧毁和击沉了中国方面的15艘舰船(郑军10，明廷5)，并登岸“大掠”。崇祯皇帝严令惩荷，郑芝龙也发出私人悬赏。在明朝方积极备战时，荷兰人也不敢怠慢，他们招来了郑芝龙的对头大海盗刘香为增援。刘香带来了战船50余只。这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双方重兵集团互相搜索，互寻战机。直到1633年10月22日，最终爆发了料罗湾大战。明军主力150艘战船悄悄开到了金门岛南部的料罗湾口，在那里，正停泊着荷兰-刘香联合舰队的全部主力。随着一声令下，明朝舰队在大船火炮掩护下，百条火船蜂拥而上搭钩点火。(欧洲人使用火船最多只几条，即使在欧洲算是使用火船一流行家的荷兰人也从来没有遭遇过这种火船铺天盖地蜂拥而上的场面)在这种情况下的战斗，结果不会有什么悬念，一阵喧嚣过后，参战的全部九艘荷兰大型战舰中，两艘刚一开战即被火船搭住焚毁，另外两艘则在炮战中被硬碰硬的击沉，此外又被俘一艘，其余几艘全部在受重伤后逃走。荷兰舰只尚且如此，何况刘香的海盗船，参战的刘香战船五十艘，全军覆没在了料罗湾。
第五阶段，1639年，不服气的荷兰人又派朗必即里哥率大型战舰九艘骚扰中国沿海，多次击败中国水师的小型船队，但最终又被郑芝龙遣人携带盛满火药的竹筒泅水攻击，一连焚毁五艘，朗必即里哥大败而回。直到此时，荷兰人才最终认输，彼此在海上不敢与明军对垒二十余年，也再不敢提垄断中国对外贸易，并购买明朝郑氏家族令旗以求不被劫掠。
其实，若荷兰人只不过是海盗而已，后期与其交手的从官军已经降格为郑氏集团的私人武装，明朝海军舰队真正经历过的大战是和日本海军的露梁海战。这次战役中日朝三方参战船达到1300艘(其中明朝500艘，朝鲜300艘，日本500艘)，此战结果明朝水军大胜，击沉日舰450艘，歼灭日军1万余人，明朝联军伤亡3500余人，给予侵朝日军以歼灭性重大打击，此后日本长期无法恢复建立如此庞大的舰队。若荷兰人在被“沈有容谕退”(1604年)以前能有幸见仅相隔数年(1598年露梁海战)的如此世面，或看到过更厉害，更久远的郑和七下西洋的庞大舰队，恐怕绝对不敢贸然和明朝水军正面冲突。
露梁海战时期明朝舰队的福船已经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战舰之一，吃水约3.5米，排水量在数百吨(有一号、二号之分)规模，每门福船配备：包括大发虎蹲炮1门，大佛郎机6门，碗口铳3门，喷筒60具，鸟铳10支，烟罐100个，火箭300支，火砖100块，震天雷20个，灰罐100个;粗火药400斤，鸟铳火药100斤，弩药1瓶，大小铅子300斤，火绳60条;药弩10张，钩镰10把，砍刀10把，过船钉枪20支，标枪100支，铁蒺藜1000个，宁波弓5张，铁箭300支，弩箭500支，藤牌24面，篾盔、钉枪、腰刀每人一副。可以说福船的战斗力在当时的世界上都是数一数二的。而日军只能靠“大筒”和鸟铳来还击，日本当时制造鸟铳的工艺还是较为精良，有效射程可以达到30至50米，虽然这种武器对明军福船和朝军龟船不起什么作用，但是在距离合适及光线足够的情况下，日军的火力仅能比较准确地用鸟铳射击对方船上人员，说白了，倭寇就是倭寇，只知道射人不毁船，完全是海盗思维，难怪被朝鲜的李瞬臣用龟船就能打个七零八落，遇上更坚船利炮明朝舰队更是死得惨不忍睹，因为就连李瞬臣的龟船若和明朝舰队的福船对抗，福船不用炮轰，迎头撞上去也能把它撞个支离破碎，因为福船吃水深，又有坚强的冲击装置，乘风下压能犁沉敌船，多用船力取胜。
不过福船还不是明朝海军最鼎盛时期的顶级装备，而此时的明朝海军其实已经因为国力问题而衰落了。在比万历更早的嘉靖年间，明军的战船就一半以上的战斗人员都使用火器，而到了万历年间，比例达到了70%。战法则是，80步之内用鸟铳，60步之内用火箭，40步之内用飞天喷筒，20步之内开始用冷兵器标枪等，靠近则用火药桶、火砖以及其它冷兵器。这样就形成了一个百步之内以火器为主多层次杀伤敌人的武器配备系统。这种战法使敌船甲板上站不了人，帆篷被烧，完全失去战斗力，束手就擒。所以当时倭寇虽然横行，但是在海战方面却不是明军对手。为了更好的发挥明军的火器优势，明朝还学习了葡萄牙等国的“蜈蚣船”，专门为了安置中型或者是大型的佛朗机，所以说在当时的世界上明朝的水上作战力量是数一数二的，可惜的是明朝一直保持以防御为主的思想占据了主导地位，导致了万历年间比隆庆年间的战船在总数量增加了73.2%的情况下，大型战舰反而减少了40%，海上的防御越来越靠近内陆。以至于在援朝战争期间，津京地区调浙的战船只有中小船只，大型战船只有现造。相比当年郑和七下西洋的时候主力为宝船和福船是差了许多。根据记载郑和所用的旗舰宝船是“二千料海船”，“料”是一种容积单位，参照明代史料记载的宁波府400和500料战船的尺度，“二千料海船”应该长61.2米，宽13.8米，排水量1000余吨。明代人宋应星在《天工开物》“舟车”中记载当时造船“凡舟身将十丈者，立桅必两。”因此“二千料海船”应为6桅木帆船。而在此之前，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金秋鹏先生偶然发现了一幅刻于明永乐十八年的《天妃经》卷首插图，在图中就赫然画着5艘劈波斩浪的6桅木帆船。
关注了明朝海上军事实力之后，不得不说一下明朝的海上贸易，这是明朝末期经济的一大亮点。明朝中后期的经济发展模式是非常令人吃惊的，事实上稍微去看任何一本介绍明末晚明时期中国的经济和海外贸易的书籍都会提到，晚明时期的中国民间私营的经济力量远远比同期西方强大的多，当英国的商人手工场业主拥有几万英镑已经算是巨富的时候，同期的明朝民间商人和资本家动用几百万两的银子进行贸易和生产已经是很寻常，就在前面提到击败海上马车夫的郑芝龙海上贸易集团的经济实力达到每年收入几千万两白银，想想满清末期赔偿日本二亿两白银要耗费满清几年的岁入就能体会到明朝时期私有经济的规模有多庞大，因此当时荷兰的东印度公司根本无法与之相抗衡。
当时，中国农产品的商业化已经达到了空前的地步，资本主义萌芽已经具备，江南广东一大片原来产粮区已经大半甚至百分之八九十都用来生产棉花甘蔗等经济作物，而消耗的粮食一大部分都是从别的地区运来的。当时民间的工业不断壮大，而官营工业不断委琐。
就以瓷器而言，根据《明末中国的私人海上贸易》引用宋应星的记载“民窑发展非常快，容量也比官窑大的多，以青窑为例子，官窑每座烧盘，碟样器二百多件，尺碗三十多件，大覃十六七件，小酒杯五六百件，而民间青窑每座可烧器皿千余件”。万历时期“镇上佣工皆聚四方无籍之徒，每日不下数万人”。
矿冶也呈现同样的情形，“当时官营矿冶业由盛转衰，万历时期最大的官营矿冶--遵化铁厂濒临破产，‘山场封闭，裁革郎中及杂造局官吏，……地租银征收解部，买铁支用。而与此相反，民营铁业得到迅速发展，芜湖已逐渐成为民间冶炼中心，专业炼铁钢坊不断扩大。著名的濮万业钢坊从濮家店迁到古城西郊濮家院，后因炼钢规模扩大，又在西城外设置总作坊，而以濮家院做东作坊”。而在明朝这样的私营钢铁大作坊还有许多家。
此外制糖业，造纸业都极其发达明。代人何良俊(1506-1573)在《四友斋丛说》中说“今去农而改业为工商者，三倍于前矣。昔日原无游手之人，今去农而游手趁食者，又十之二三矣，大抵以十分百姓而言，已六七分去农”也就是百姓里面已经有百分之六七十的人口不从事农业，只有百分之二三十的人从事农业。应该说这个估计是符合当时南方富庶地区的实际情况的，在这个时期里进行工业革命是完全有物质基础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已经发展起来的。
关于晚明时期中国的商业和海外贸易发达到什么地步，按照现在普遍公认的估计，当时整个世界开采的白银的一半都通过海洋贸易流入了中国(而且这还是相当保守的估计)。《晚明社会变迁》一书中说“葡萄牙学者马加良斯.戈迪尼奥将晚明时期的中国形容为一个‘吸泵’，形象而具体地说明了中国吸纳了全球的白银。然而我们切不可忘记，这么多的白银，是用中国的商品交换而来的，因此晚明社会经济的发展，特别是海外贸易的发展，过去显然是低估了，应该重新给以评价”，这一论断最好印证就是前面提到的郑芝龙海上贸易集团。通过一系列的海战和吞并，郑芝龙在明朝官方的支持下发展成为拥有三千多艘海洋贸易船只，超级庞大的海上贸易集团。根据当时书籍记载，当时郑芝龙集团势力已经达到“凡海舶不得郑氏令旗，不能来往，每舶例入二千金，岁入以千万计，以此富敌国”。当时荷兰的东印度公司根本无法和郑芝龙集团竞争，无论在军事上，还是在贸易上，都是如此。德国学者Aldree he wiltn说“他除靠那一项强暴的营业税收(每舶例入二千金)，又靠本身的投机生意，而终于积攒起一笔莫大资产，他的船只计有三千，他令其船主们巡航到暹罗、马尼拉、马六甲等地，就豪华以及财富而论，他凌驾在他君主之上”。我们还可以从另外一些方面看看这个中国的海上集团当时强大富裕到什么地步。《明末中国的私人海上贸易》中说“崇祯元年，台湾荷兰长官与郑芝龙订立为期三年的购货合同，议定郑芝龙每年向荷兰交付生丝一千四百担，糖五千担，糖姜一千担，绢绫五千担，荷兰人支付29万9700元，这项合同后因荷兰东印度公司缺乏现金作罢。”这一桩生意的作罢足以说明中国南方经济作物出口量之大，当时中国沿海私人经济规模有多庞大。
另外，在《明末中国的私人海上贸易》中还关于其他商贾的记载“明代，中国海商资金雄厚，对南洋各地土产有很强的购买力”，西方的公司没有办法和中国商人竞争，根据当时西方人的记载“1640年，一个中国商人在暹罗收购大量皮革，最初荷兰东印度公司的代表范佛里特想用高价收购的办法来彼此竞争，但没有成功，这个中国商人更由此不还价的收购”。与北方野蛮僵化封闭的狩猎民族力量崛起相对应，中国南方另一支相反的海上力量也在迅速崛起，但最终中国的资本主义发展和强大的海上军事贸易地位毁于明帝国的衰亡，这一切是非常可惜的，这也深刻的反映了满清这种还处于奴隶制时期游牧民族的野蛮和落后。
其实只要设想一下，如果同期一样处于资本主义初期的英国以及西欧，和明代中国一样遭到类似满清一样的野蛮民族统治，一样在最发达最繁荣的城市遭受到屠城的命运，一样被勒令留发不留头，每个人都必须留一条辫子，否则杀无赦，一样遭受那样惨绝人寰骇人听闻的文字狱统治，一样在长达二十年的时间里来一个沿海迁界，沿海地区变成无人区，沿海居民被屠杀掉百分之八九十，沿海的树木植被都被摧毁消灭，如果还能比中国发展得更快?那是根本不可能的~!
满清对中国的统治是刻毒和愚昧的，是导致中国社会经济大倒退的重要原因。《清代前期海防：思想和制度》一书的作者王宏斌曾经做了这样一个比较“明代中后期中国出使琉球使臣所乘封舟尺度如下，1533年封王尚清，舟长17丈，宽3.16丈,深1.33丈,造船度量约为537个单位;1633年封王尚丰，舟长20丈，宽6丈，深五丈，造船度量为1200个单位”，这样的船只和欧洲当时一般的商船是差不多的，在同一个水平上。到了满清时期“1663年封王尚质，张学礼出使乘坐的封舟长18丈，宽2.2丈,深2.3丈。
1684年，长15丈,宽2.6丈
1719年,长10仗,宽2.8仗,深1.5仗
1756年，长11.5丈,宽2.75丈,深1.4丈
1800年, 长只有7丈,宽2.75丈,深为1.3丈
赵文楷问为什么如此小，‘抚军以闽县海船但有此等’对，由此可见中国的民船制造技术，在满清统治时期是处于不断退步的过程中。”
为什么会这样呢?王宏斌明清两代的海防思想做了一个对比。明代的海防思想是认为敌人来自海外，应该把它堵截消灭在海上，而满清统治者是“重防其出”，认为海上的敌对势力(反清武装)出自国内，必须严格限制出海，断绝接济，所以“重防其出”的海防主要对象是国内，岸防是重点，水防是辅助，“限制民船制造规模，技术以及航海能力，把移民海外视同是叛逆行为，勒令禁止”。
显然，满清统治者始终把海外的汉人当成它们的一大威胁，所以康熙统治下的满清始终认为：“海外如吕宋，葛喇吧等口岸多聚汉人，此即海贼之薮”，于是要求禁止南洋贸易，还要控制渔船商船。接任的雍正也不逊色他的父亲，这些满清的统治者对海洋的恐惧，对汉人的恐惧已经到了荒诞的地步，连渔船他们都觉得不放心，认为广东的“拖风渔船规模大，可以冲风破浪，恐生奸猾，建议全部拆毁”，有人提出反对，认为渔船太小了，根本无法深入洋面捕鱼，雍正听了之后坚决否决他的反对，于是廷议的结果是“广东渔船梁头不得过五尺，舵手不得过五人”，雍正的批令是“禁海宜严，余无多策，尔等封疆大吏不可因眼前小利，而遗他日之害”。但是这样的限制，还是不能让清廷的统治者走狗满意，“不知梁头虽系五尺，其船腹甚大，依然可以冲风破浪”“请议定其风篷，止许高一丈，阔八尺，不许帮篷添裙，如果船篷高阔过度，即以奸歹究治”，此外还要对淡水携带加以限制。可笑的是满清统治者甚至把船只压舱的石头都看成对他们的统治有威胁，在乾隆统治下的1756年，规定“出海渔船，商船每借口压舱，擅用石子、石块为拒捕行凶劫夺之具。嗣后，均止许用土坯、土块压舱。如有不遵，严拿解纠”。
车轮舸
明朝末期荷兰屡次在军事和贸易上败给明朝，可在满清入主中原以后，荷兰便改变了这种颓势，因为明朝强大的海上军事力量和海上贸易能力随着满清的摧残而荡然无存，而满清统治者还一再把海外的汉人当成它们的一大威胁，所以当1740年，荷兰殖民者在巴达维亚屠杀华侨上万名，鲜血把河面都染红，史称“红河事件”，乾隆听到这个消息是怎么说的，他感觉很高兴，觉得荷兰人帮了他的忙，他说“内地违旨不听召回，甘心久住之辈，在‘天朝’(注：满清这种伪朝，乾隆这样的鞑虏它们居然也有脸皮以窃封自己为‘天朝’真是无耻之极)本应正法之人，其在外洋生事被害，孽由自取。”乾隆的意思是这些人，他本来就想杀掉，但因为鞭长莫及，杀不了，现在荷兰人帮他杀了，他觉得很痛快，所以叫做“孽由自取”。这就是满清禽兽皇帝们的心理了。若是明朝海军尚在，若是明郑舰队尚在，被打得只能买明朝令旗以求不被劫掠的荷兰人敢如此作为吗?
等到了1793年，英国的马嘎尔尼使团访问清朝，此时距离郑和宝船出海已近400年(1405年-1433年)，这近400年的时间里，距离明朝海军出动500艘包括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舰艇之一福船在内的大型水面舰艇歼灭日本海军于露梁海战195年，距离明朝水师五度击败荷兰海上马车夫确立日本到南海的全部东亚制海权154年，中国航海已经衰落到被人看不起，并加以耻笑的地步了……当时英国使团“惊奇的发现中国的帆船很不结实，由于船只吃水浅，无法抵御大风的袭击”，他们由此得出的判断是“中国船的构造根本不适应航海”，马嘎尔尼发出过这样的感叹“中国人首次看见欧洲的船只，至今已经有250年了，他们毫不掩饰对我们航海技术的赞赏，然而他们从未模仿过我们的造船工艺或航海技术。他们顽固的沿用他们无知祖先的笨拙方法，由于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能比中国更需要航海技术，因而中国人这种惰性更加令人难以置信”。(以上引自《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佩雷菲特 著)通过英国使臣的叙述，可见明帝国曾经作为海上军事和贸易强国的辉煌与荣耀在清朝已经完全的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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