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海船出土

　　汉唐时期，中国的对外开拓主要是沿陆路拓展，尤其是西域方向，海洋方向的发展有限。主导中国海外贸易的商人仍是蕃商。往来中国的贸易船多以蕃舶为主。两宋时期，陆路西向发展受阻，中国的对外开拓方向为之一变，海洋开拓事业逐渐发展。

　　宋代以后，中国政治、经济中心南移，海洋开拓的物质基础逐渐坚实，南中国沿海地区的对外贸易得到迅速发展，耕地面积扩大，粮食产量增加，蚕桑、棉花、茶、麻、水果等经济作物大量种植。农产品商品化推动了国内贸易发展。宋元时期手工业的发展，奠定了中国出口商品的生产基地。两浙、四川和整个沿海地区的丝织业比较发达，丝绸种类繁多，产量大。元代丝织业和棉纺织业在宋代的基础上有了进一步发展，元代来华的意大利大旅行家马可波罗提到，华商运往印度的商品以棉、丝绸为大宗。元代典籍《岛夷志略》记载的中国输往海外的棉纺品有土布、大棉布等34种。宋代瓷器业集前代之大成，产品大量远销海外的瓷窑有浙江的广元、温州、云和、丽水;福建的泉州、德化、汀溪;广东的潮州、广州等。

　　宋元时期发达的造船业和航运业，也是宋元时期海外贸易发展的最重要物质基础之一。北宋时期将指南针应用于航海是航海史上划时代的事件，使以往的中国帆船沿岸航行发展为跨洋航行。南宋时期，指南针成为中国海舶普遍的导航手段。宋元时期，中国造船业异军突起，所造船舶规模大，数量多。大型中国海舶载重达10000-12000石(500-600吨)，同时还可搭载500-600人。中型海舶载重2000-4000石，搭载200-300人。宋代出使高丽的神舟，身长达16.87丈，载重约1000吨，其规模与郑和“宝船”不遑多让。(注：本师韩振华认为，郑和的“宝船”实际上身长15丈。参见韩振华：《论郑和下西洋船的尺度》，《航海交通贸易研究》，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出版，第292页。)宋元时期中国航海技术和造船业的发展，一改前朝中外贸易以蕃商、蕃舶为主的态势，中国帆船和华商成为中国海外贸易的主角。

　　当中国帆船和华商成为中国海外贸易主角后，其活动领域之广也远非前代可比。唐代初年宰相贾耽考订的“广州通夷道”，提及东亚和印度洋水域的29个海外国家和地区。成书于南宋后期的《诸蕃志》，记载的南海国家有53个国家和地区。元代前期成书的《大德南海志》，记录了与广州通商的海外国家和地区有143个。元代末年成书的《岛夷志略》，涉及的海外地名达200多个，其中99个国家和地区是作者汪大渊“皆身以游览，耳目所亲见”，遍及东南亚和印度洋沿岸。浩浩荡荡的郑和下西洋所历的30多个国家和地区，并未超出元代华商活动的区域。

　　宋代政府鼓励海外贸易。朝廷奖掖海外贸易的措施有二：一是招诱蕃商来华贸易，二是鼓励中国商人出海贸易。元代的海贸政策虽然时紧时松，但整体上还是鼓励海外私商贸易。(注：关于宋元时期海贸政策的详细讨论，参见廖大珂：《福建海外交通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28-157页;喻常森：《元代海外贸易》，西北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5-123页。)随着海外贸易的发展，海商水手相率赴洋，足迹遍及日本、南洋和印度洋沿岸，很多华商水手因各种原因长期住藩，成为华侨。缅甸乌爹“俗厚民泰，故贩其地者十去九不还”。马来半岛的龙牙门(现新加坡一带)“男女兼中国人居之，多椎髻穿短布衫，系青布捎”。“有迹象表明这个时期福建及广东的商人社群遍布于占婆、柬埔寨、苏门答腊、爪哇等港口。”更值得注意的是爪哇和苏门答腊的大规模华人社会的形成。根据随郑和下西洋的马欢、费信、巩珍归来后的记载，爪哇的杜板、新村、苏鲁把益等地皆有华人聚居。杜板居民“约千家，以二头目为主。其间多有中国广东及漳州人流居此地，鸡羊鱼菜甚贱”;新村“番名革儿昔，原系沙滩之地，盖因中国人来此居，遂名新村。至今村主广东人也，约有千余家”;苏鲁把益“番名苏八把牙，……亦有村主，掌管番人千余家，其间亦有中国人”;“国有三等人，一等回回，皆是西番各国为商流落此地。……一等唐人，皆是广东漳泉等处人，窜居此地，食用亦美洁，多有从回回教门受戒持斋者”。在苏门答腊旧港，“国人多是广东、漳泉州人逃居此地，人甚富饶，地土甚肥。”东西洋考》记载了苏门答腊旧港地区另一股以梁道明为首的华人势力，“永乐初年，三佛齐竟为爪哇所破，废为旧港。是时南海豪民梁道明窜泊兹土，众推为酋。闽广流移从者数千人。”

　　宋代海船

　　宋元时期，中国海外拓殖事业至少已经达到以下程度：

　　1.发展大规模海外贸易的物质基础已经形成。南方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的发展，使一大部分人力从农业、手工业中分离出来，成为商人，也提供了可供出口的农产品和大量的廉价手工业产品，这意味着贸易商品从奢侈品过渡到大众消费品为主，使大规模商品出口成为可能。中国商品，成为东亚、西洋贸易的主要商品。航海技术和造船业的发展使中国帆船能进行远洋航行，成为中外海上贸易的主要运输工具。掌握中国商品和中国商船的中国商人，成为中外贸易的主角。郑和时期的造船技能，似乎并未超越宋元时期的造船业。

　　2.宋元时期朝廷实行开放的对外政策，鼓励海外贸易，海外华商网络初步形成。中央政府虽然力图管制海外贸易，但仍给予海上私商一定的发展空间。中国私商网络遍及东亚和印度洋水域。(注：关于宋元时期的华商网络的研究，参见庄国土：《论早期海外华商经贸网络的形成(11-15世纪初)》，《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1999年第3期。)印度以东水域的贸易，基本上由中国海商主导。倾国力进行的郑和下西洋，其活动也基本上与宋元海商的活动范围相仿。

　　3.华人聚居地出现。海外华人已开始有自己的集中聚居处，而且规模可观。明初爪哇新村和苏门答腊的旧港各有数千家和数千人聚居。海商集团有自己的组织机构和武装。梁道明为数千家之首，雄视一方。陈祖义为当地华人头目，啸聚数千人马。聚居的华人从事共同或相互联系的职业，即海上贸易及劫掠活动。

　　元末明初东亚和印度洋水域的中国海商网络的初步形成和东南亚大规模华人社区的建立，是中国海外拓殖史上最值得推崇的事情。如果说以前中国海外商务扩张仅是贸易的发展带动零星海外移民，到元末明初，则进入贸易和移民并行和互动阶段，若假以时日，中国海外殖民事业当有大成。然而，这一进程则被明朝前期的海禁和敌视海外移民的政策所断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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