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士人猛吃毒药，各种毒物郁结体内，兼之多半嗜酒如命(见《如何过日子是更重要的问题》一章)，在药与酒的双重刺激下，做出了众多怪异之举，绝不是现在的新新人类所能比肩的。中国有史以来，从没有一个朝代的上流阶层像魏晋时代的士人那样贴近于西方嬉皮士。

　　东晋的名士王忱，出身于琅邪王家，声名显赫，更做到过荆州刺史的头等要紧职位。但就是这么一个高官，其举动之荒诞，即便朋克乐队成员也会瞠目结舌。此人的老丈人亲人去世，他带着朋友前去吊丧。老丈人正在痛哭流涕，而他居然和十几个朋友一起脱得精赤条条，披散着头发闯了进去，十几个人绕着王忱的老丈人走了三圈。该老丈人正在伤心之际，忽然见以女婿为首的十几个光腚绕着自己转圈，其惊惧气愤可想而知。

　　王忱的行为属于荒诞狂放，周的行为则只能用兽欲勃发来形容。周是东晋初年的高官，位居尚书仆射(副总理级别)之职。当时的大将军王敦非常忌惮他，一看见他就紧张，一紧张就出汗，只要碰见周，哪怕是冬天，王敦也要拿着扇子猛扇。后来王敦兵变成功，将其处死。周死前，破口大骂：“老天有眼，快杀王敦啊！”押解他的人用戟戳他的嘴，血从他嘴里一直流到脚后跟，周依旧神色不变，可见此人不是个平庸之辈。

　　就是这个慷慨激昂的周，却做出过荒唐至极的事情。尚书(部长级别)纪瞻邀请朝廷要员们到家里做客，席间叫出自己的宠妾给大家表演歌舞。别人看看歌舞，称赞几句也就罢了，可是周居然淫心大动，众目睽睽之下忽然脱了衣服，当着人家丈夫的面冲上去就要强奸这个女人。众人一看，这还了得？当下一起死死把他按住，这才没有得逞。这种死不要脸的行径，若非在酒与药的双重作用下，恐怕不会出现。

　　魏晋时期士人行为的这种荒诞，全部归结到毒药和酒上面也不大公允，这种行为更多的是一种犬儒主义与自我放纵的混合变种，毒药和酒只是将其释放的一个由头。很多人是以酒和药为幌子，真正驱动他们的是骚动狂放的心灵。儒家的礼教已经被搁置一边，生与死的匆匆变换又见识太多，有什么是不可以做的？又有什么是被禁止的呢？这些士人物质上的满足可以轻易得到，心灵却又处于如此广阔的空间。自我被释放了，却又无处依托，就在广袤天地间随意游荡。有人在灵魂深处为自己寻觅到家园，有人则完全迷失。

　　这是一个审美压倒了伦理的年代，也是一个自由而迷惑的年代。这种背景之下，就有了各种各样的特异行为，而且也不乏可爱之举。比如，阮籍经常和邻家酒铺的女掌柜一起喝酒，喝醉了就躺在她身边。做丈夫的开始很怀疑，观察了很久，发现阮籍确实没有任何不轨，就没有干涉。阮籍的心胸，确实不是何晏之流可以比拟的。

　　但有时，这种特异行为会变得极其下流，晋朝就有不少下流坯。西晋时期，许多贵族子弟经常举办性聚会，他们一起脱光了衣服喝酒，然后就各自和妾侍性交，互相观摩。

　　不过，那种性交party放到当时的社交大环境里看，却也是其来有自。晋朝人交往时相当亲昵随便，对男女之防也不大看重。炼丹家葛洪性格严肃，对当时的一些习气非常愤慨，发表了若干评论，留下了当时社交风气的记录。根据葛洪的说法，宾客相见也不互道寒温，客人一进来就喊：“老东西在哪儿？”主人马上回答：“你这老狗来了？”不这么打招呼的，大家都说他古板，不和他来往。招呼打完了，下面就是聚会，有人当众洗脚，有人就地撒尿。这些人对男女之嫌也不顾忌，往往直接就往人家内室闯，恣意欣赏人家的妻妾，嘴里还不干不净，对她们的身段和脸蛋大加评论，全无尊重之意。有些姬妾躲起来，这些人居然公然搜索，发现了就拖出来观看。主人虽然难堪，但当时习气如此，如果加以阻挡，倒显得自己小气。性交party只是这种聚会的加强版。这些硬拉女人出来品评的男人固然下作，但也说明当时的性观念确实宽松。

　　我们自然很难相信当时的社交礼节都是如此，但葛洪的说法肯定也不是向壁空造。这里还有一个例子，可以帮助我们理解那时的风气。王戎有一次去看望女儿女婿(就是借钱久不归还，让王戎大为光火的那一对)，去得过早，人家还在卧室里睡觉呢。他就直接往卧室里闯，把女儿女婿堵在被窝里，其用意我不大能理解。女儿女婿看王戎守在床头，兴致盎然地看着他们俩，也不尴尬。女儿从北面下床，女婿从南面下床，就地接待王戎，脸色平静无异。如此情形，即便在现代人看来，也会觉得颇为怪异，认为这个老丈人太不正经。依此来推断，葛洪的说法想来也还可靠。

　　有人认为这种性交party是古代的性解放，其实这和真正的性解放运动完全不是一码事。那些妾侍是否愿意暴露在大庭广众之下，是否愿意被他们奸淫，这在他们眼里根本就不是问题，在不平等地位下的性party，不过是一种赤裸裸的性凌辱而已。

　　主人对奴隶、姬妾有完全的支配权，那些贵族子弟自可借此权力完全实现自己的性幻想，而不必顾忌对方的感受。石崇家里广有妾侍，他把沉香屑弄成粉末状，厚厚地撒在床上，当成土制的体重计，然后让他宠爱的姬妾在床上走，足迹比较轻的，石崇就赏赐珍珠，足迹比较重的，石崇就下令少给她们吃的，强迫减肥。很明显，石崇喜欢比较骨感的女性，于是就强迫女人迎合自己的趣味。他的性审美趋向和现代人确实颇为吻合，但他的举动则完全是无视对方意愿的霸道行径。

　　因此，当我们用性解放来比附贵族少年的“对弄婢妾”，拿女士减肥比附石崇的“沉香屑”时，始终要记得一点：在一个传统的等级社会里，这一切都被涂抹上屈辱与暴虐的色彩。

　　除了壮阳药以外，他们还发明了各种“奇技”，试图提高性质量。房中术在魏晋时期大行其道，比如曹操就很虚心地学习这门学问，他的儿子曹丕更声称当时各个阶层的人都热衷此道，勤学苦练，甚至连太监都不肯落后，身残志坚，也坚持学习。

　　但是从现在的观点来看，当时房中术的理论实在是太奇怪了。几乎所有的房中术都认为性技巧的根本在于“还精补脑”，就是说忍精不射，可以补脑子。根据葛洪的说法，当时房中术的流派有十几家，“或以补救损伤，或以攻治众病，或以采阴益阳，或以增年延寿”，但是他们的主旨都是还精补脑。

　　葛洪用动人的言辞描述了还精补脑的好处，“却走马以补脑，还阴丹以朱肠，采玉液于金池，引三五于华梁”，能让人延年益寿。但是，不管葛洪说得如何动听，大家如果真都去“还精补脑”，得前列腺炎的时间一定会提前至少十年。

　　葛洪之后的另一个道教大师陶弘景也强调了忍精的重要性，他高屋建瓴地指出：“精少就会得病，精尽就会人亡。因此，不可不忍，不可不慎。”一定要“闭精锁关”，至于具体做法，他提出了“御女术”以供大家学习。他认为，男人如果忍精不泄，就可以从女人那里吸取阴气来滋补身体。如果一次只和一个女人性交，吸取的阴气就微不足道，尚不足以弥补性交中丧失的阳气，收支远不能平衡，所以性交过程中应该不断换人。如果一次和十二个女人性交而不泄精，利润就很可观了，长期坚持可以青春常驻。如果一次和九十三个女人性交而不泄精，那就可寿至万年。

　　为了更好地赚取性利润，陶弘景建议男人应该“弱入强出”。何为弱入强出？就是“纳玉茎于琴弦麦齿之间，及洪大便出之，弱纳之，是谓弱入强出”。这种性交方式也被称为“死入生出”，死耷耷地进去，生龙活虎地出来。房中术认为这样做可以吸取阴气，又不损失元阳，有很大好处。一般人总是“强入弱出”，在陶弘景看来，这简直是找死。

　　按照房中术的说法，性交过程中如果没有“施精”，男人就没有什么真正的损失。八十岁的男人，如果能在性交中不“施精”，那么他大可以高高兴兴地从事性活动。由上述理论看来，那些性交大师完全不知道人体有前列腺的存在。长期充血而不释放会导致前列腺炎，这一点他们毫无意识。

　　总体来看，“御女术”简直是一个混蛋理论，除了对一些性交体位想得还算周到外，其他的说法大多荒唐可笑，而它的卑鄙野蛮则更让人发指。这种理论把女性当做榨取性利润的工具，以迎合猥琐自私的男人最荒唐的幻想。没有人在乎那些被“御”之女的感受，古代的贵人有占有女性多多益善的本能，又冀图从这种性行为中为自己牟取好处，就拿这种混蛋理论来聊以自慰。性交中不断更换身下的女性，这实在是对女性野蛮透顶的侮辱。有人居然把这种御女术当做中国古代性科学发达之征兆，其实这无非是古代性堕落之明证而已。那些依法而行的贵人并没有寿至万年，多半倒是会落个西门庆的下场，想到这个，多少能使人感到些许欣慰。

　　不过在这些疯狂愚昧的御女术和性聚会之外，更多的毕竟还是健康清新的自由性爱。魏晋是一个搁置了礼教、回归内心重觅自我的时代，有人找到了自我的兽性，但确也有人发现了世界的美好。如果只看到野蛮荒诞的那一面，我们就会得出一个歪曲的结论。

　　两晋南北朝残留下大量民歌乐府，这些诗歌和王洛宾收集的西部情歌颇为仿佛，里面描画的是甜蜜的性爱、男女的欢悦以及坚贞的爱情。这些乐府为我们打开了一扇窗，从中我们能看到那些古代的情爱，下面摘录几首。

　　晋初孙绰所作的乐府诗《情人碧玉歌》里以女子的口吻描写处女的第一次性行为，云收雨覆后女子欢悦“颠倒”的感觉：

　　碧玉破瓜时，郎为情颠倒。芙蓉陵霜荣，秋容故尚好。

　　碧玉破瓜时，相为情颠倒。感郎不羞郎，回身就郎抱。

　　其后的《子夜歌》里更写道：

　　宿夕不梳头，丝发披两肩，婉转郎膝上，何处不可怜？

　　又有用含蓄笔法道出的性爱：

　　开窗秋月光，灭烛解罗裙，含笑帷幌里，举体兰蕙香。

　　《读曲歌》中又描写了男女欢爱留恋，不愿从温柔乡中抽身：

　　打杀长鸣鸡，弹去乌臼鸟，愿得连冥不复曙，一年都一晓。

　　这些诗中的女子是一个个有血有肉有情感的人，能在男欢女爱中得到愉悦。她们不是性聚会中被当做道具使用的木偶，也不是供男人进行性压榨的屈辱傀儡，她们是有着肉体快感和爱恋情愫的女人。在这里，性爱是互动互娱的生命之歌。在没有污秽玷染它的时候，它本该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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