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于宫妓，官妓相对复杂一些。官妓的职责就是侍奉官员。官员需要应酬了，带上一个官妓陪酒，官员需要那个了，带上一个去开房。不用花钱，不用送豪宅，也不用想与她到底有什么关系，完了，就送回去，绝不会纠缠你不放。
官妓隶属于官方专门设置的机构，唐朝先属“太常”，后属“教坊”，由“乐营”管辖。官妓不能与官员之外的人交往，没有肉体自由，也没有人身自由。官妓最初的主要来源是奴隶，管仲开设“女闾”，里面的妓女不是招聘来的，应该是抢来的。再后来，官妓的来源通常固定为三种：一种是罪人的家属——古代谁要是犯事了，常常连累到一个家族，男的要是被砍头，妻女通常沦为官妓;另一种是通过人口买卖，政府派人员去奴隶市场采购，和今天去菜市场买白菜差不多;最后一种是那些被逼良为娼、误入风尘的女子，《北里志》所谓“误陷其中，则无以自脱”，就是这一类。
唐朝时期，性文化比较开明，没有明确的法纪和舆论非议，官员狎妓之风盛行。据《中国娼妓史》载：“唐代吏狎妓，上自宰相节度使，下至幕僚牧守，几无人不从事于此。并且任意而行，奇怪现象百出。”有官吏在交割公务时，同时交割妓女的;有与妓女恋爱，失败后发狂而死的;有官员集会，各携妓妾互相狎昵的……无怪乎后世嘲骂为“脏唐烂汉”。而官妓们呢，也都趁着这个“好政策”，施展浑身解数进行各种方式的公关。她们不仅“献身”，而且献唱，努力通过自己的文化素养来提升自己的档次。有的官员甚至为抢夺这些妓女争风吃醋，闹得不可开交。
但需要注意的是，这些妓女属于官妓，是有编制的，归属权在政府，你玩玩可以，要想完全占有，可要小心了。有一个镇守成都的将军李晟就不注意这一点，他在任期间，与一个名叫高洪的官妓打得火热。后来李晟离职回师时，竟想把高洪也带走，还对当地官员说三道四。结果把人家惹急了，西川节度使张延赏恼羞成怒，派军追上打个你死我活，又把高洪给抢回去了。李晟也算出尽了洋相。
然而到了宋代，理学兴起，重男女之防，开始对官员狎妓有所限制，“嘉祐以前，提刑点狱不得赴妓乐。熙宁以后监司率禁，至属官亦同。惟圣节一日许赴州郡大排宴，于便寝别设留娼，徒用以乐号呼达旦”。帅、郡守等官，虽然可以招官妓歌舞陪酒，但不可以留其侍寝。规定地方官妓只能向州府官员提供陪酒类服务，不能发生性关系，违者要受到处分。尽管有规定，不过执行起来还是有一定难度，因为谁也不会每天趴你家墙头上看你是否留宿官妓。
元代的官妓制度在宋朝的基础上又有了发展。
首先，全国官妓实行统一注籍、分级管理，所有人的户籍必须在教坊司有记录，京师官妓由教坊司派宦官进行直接管理，地方官妓则委派地方官吏管理。入籍的妓女由教坊司审核后办经营许可证，要依法纳税。纳税后还要到官府领取凭证，以便清查。这种制度不但能够保证官妓人数相对稳定，增加财政收入，又限制地方官员任意准妓为良或逼良为娼。
其次，京师官妓采用买卖制度和义务制度两种经营方式。义务制就是无条件到官府去“应官身”。应完后官府会给你安排工作内容，比如进宫表演文艺歌舞或参加大型的歌舞庆典活动。要是有外国使节来访，官妓还必须把这些老外伺候好，而且没有工资和小费。
最后，地方官妓的规则和宋代一样，也是只能歌舞佐酒，不准“献身”。事实情况是，官妓被迫侍寝的情况比比皆是。在官妓中，才貌出众可不是什么好事情，大家都想要你，你不能拒绝，因此，你每天的生活不是在床上就是在去往另一张床上的路上。
到了明朝朱元璋时期，妓院也曾官办过，如刘辰《国初事迹》载：“明太祖设富乐院于乾道桥，以大火复移武定桥。”这本是政府给官员建设的娱乐休闲场所，但有些人上班不去衙门，直接去洗桑拿找女人什么的，时间久了，政令废弛。
鉴于此状，明朝政府于是下令禁止官吏嫖娼，违者重罚——“罪亚杀人一等，虽遇赦，终身弗叙”。可官员如果这么长时间憋着对身体也不好，身体不好就没法去办公，同样影响国家机器运转。为了解决这个难题，朝廷又规定，官员可以拥有三妻四妾，数量可以根据自身经济情况而定。至于官妓，也没有废除，“只容商贾出入院内”，开设的目的是为了增加财政收入。这就意味着，代表官府形象的人民“父母官”，面对妓院只有干瞪眼的份儿。
不过，法令虽严，史书上仍有官吏狎妓的记载。
清雍正朝，皇帝终于下令全国废除乐籍制度，国家不再正式供养妓女。从此以后，官员嫖妓在制度上是被禁止的，即使暗地里嫖，政府也不会给你报销。好在现在有的官员聪明绝顶，逐渐用情妇或二奶代替官妓，反正效果也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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