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出生地之谜：清道光十五年十月初十(1835年11月29日)，是清朝入关后第七位皇帝咸丰的贵妃、第八位皇帝同治的生母、慈禧太后的诞辰日。在她刚出生的日子里，和普通人家生了个女儿一样，除了她的父母多一份欣喜之外，并没有引起其他过多人的关注。关于她的出生，历史几乎没有留下任何正式的记录，因为谁也难以料到，几十年后，这个普通人家的女子，会成为秉掌大清国朝政四十余年的圣母皇太后、人人都要向之顶礼膜拜的“老佛爷”，她的名字，被列入世界近代二百名人之中。

　　历史对她出生留下的这段空白，给后世想了解她的人带来了许多遗憾和困惑。自清末迄今，围绕她的家世和生平，有种种传说，对她的出生地问题，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屈指数来，竟有六种说法：安徽芜湖说、山西绥远说(即内蒙说)、甘肃兰州说、浙江乍浦说、山西长治说，还有北京说。人们都试图从这位赫赫有名的圣母皇太后降临人间的第一个驿站起，追根溯源，探询她的思想、性格形成的脉络和源泉，探询她成长、成名的偶然和必然，以解开发生在她身上，又给一个民族带来过深刻影响的许多历史之谜。

　　安徽芜湖说

　　安徽芜湖说，又叫“生长南中”说，这是关于慈禧太后出生地传说中最早的一说。

　　这种说法的根据是，慈禧的父亲惠徵，曾做过清朝安徽宁池太广道的道员，因之慈禧“生长南中”，“雅善南方诸小曲”。在民国时期出版的《清朝野史大观》中记载着：慈禧，“那拉氏者，惠徵之女也，惠徵尝为徽宁池太广道，其女生长南中，少而慧黠，缳艳无匹侪，雅善南方诸小曲，凡江浙盛行诸调，皆琅琅上口”，因此得到咸丰皇帝的宠幸。一些小说家及影视编导们，又根据这种说法，将此情节经一番渲染，写进小说，搬上银幕——圆明园桐荫深处，一曲甜甜绵绵的南方小曲“女儿十八正当年”，听得咸丰皇帝如醉如痴，慈禧也由此发迹。不仅如此，由此说还演化出了慈禧与吴棠的故事。说是惠徵在徽宁池太广道上，以亏款罢官，病殁于途，慈禧奉母扶柩归京，因生活贫甚，几不能办装，幸得清江候补知县吴棠相助白银三百两为之解难。为感吴棠之恩，慈禧掌权后，将吴棠由知县累擢之四川总督，“懿眷之隆，未有出其右者”。

　　事实上，惠徵任安徽道员是在咸丰二年二月，正式上任在当年七月，当年慈禧已十八岁，而且已经入宫，被册封为兰贵人了。在清宫档案里清楚记载着：咸丰二年二月初六，谕令惠徵任宁池太广道道员，二月初八、初九两天，清宫挑选秀女，结果慈禧被选中，二月十一日，敬事房太监传达皇帝谕旨，封慈禧为兰贵人，并命于五月初九日进宫。这对惠徵全家来说，可谓喜上加喜。等将慈禧送进宫后，惠徵才携家眷赶往江南，七月到芜湖正式接印上任。另外，在档案中，还有不少咸丰二年，皇帝、皇太妃赏赐兰贵人的赏单，多者赏银百两，少者野味一盘。所以反对“安徽说”的学者断言：慈禧不仅没有“生长南中”，而且可以说，其一生根本没有去过南方。

　　内蒙呼和浩特说

　　和安徽芜湖说堪称南辕北辙的一种说法，是“山西绥远说”。清代的绥远城，民国时期改归内蒙古，所以此说又称“内蒙说”。

　　在北方塞外的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有一种传说：慈禧的父亲惠徵，当年曾任山西归绥道道员，归绥道驻地在归化城，即今呼和浩特市，呼市新城有条落凤街，慈禧就出生在这里。她小时候有个乳母，是当地回民，人称逯三娘，年幼的慈禧，还常到归化城边玩耍。这一美丽动人的传说，绘声绘色，至今犹存。

　　然而，在道光二十九年(1849)的档案“上谕档”中却清楚地记载着：任命惠徵为山西归绥道的时间是道光二十九年闰四月，惠徵走马上任是当年七月。这时的慈禧，年方十五，正等待宫中挑选秀女。显然，“落凤街前未落凤”。不过，和清朝多数官员一样，惠徵是带着家眷赴任的，所以慈禧确实在归化城住过三年，若说呼市是她的第二故乡，则不为过。并且慈禧的外祖父惠显，从道光十一年至道光十七年(1831—1837)，在归化任过副都统，所以慈禧和归化城多少有些联系，持“绥远说”的人可能正是把惠显错当成了惠徵，才得出这种误导性的传说。

　　甘肃兰州说

　　“甘肃兰州说”的说法是，惠徵曾任过甘肃布政使衙门的笔帖式，当时住在兰州八旗会馆以南的马坊门，即今永昌路一百七十九号院，慈禧就出生在乃父任职兰州之时，所以她的出生地就在这个院落里。

　　此说将慈禧的出生地说的比较详细具体，并且在惠徵的一生中，他确曾长期担任过笔帖式之职。但有的学者经过考查发现，惠徵任笔帖式的时间，都是在京城各衙门，这期间，他没离开过北京，更没有去过甘肃，所以慈禧生于兰州说，轻而易举就被击破了。

　　“安徽说”、“绥远说”及“兰州说”，都因纰漏太多，已逐渐被史学界否认，并达成了共识。而后三种说法，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对慈禧其人研究的深入，却越争越烈，至今尚无定论。

　　浙江乍浦说

　　1993年8月22日，《人民日报》在一处不起眼的地方，刊有一篇不足三百字的报道：“史界新发现，慈禧生于浙江乍浦”。文中说，慈禧太后的父亲惠徵，在道光十五年至十八年(1835—1838)间，曾外放到浙江乍浦，任正六品武官骁骑校，而慈禧正是在这一时期出生，所以她的出生地，是“浙江平湖市乍浦城内的满洲旗下营”。该报道又写到：在现今的浙江乍浦老人中，仍有种种关于慈禧幼年的传说。这就是从1993年出现的“浙江乍浦说”。

　　此说抓住了道光十五年慈禧出生这个关键性的年代，也抓住了当今诸说中时间考证上最薄弱的环节，所以单从时间上立论，此说似乎是可以相信的。但是细心的学者仍从中发现了疏漏：根据清朝政府对官员的考核档案，道光十四年官员考核时，惠徵被定为吏部二等笔帖式，道光十九年，被任命为吏部八品笔帖式。如果按“乍浦说”的说法，惠徵在这几年之间在乍浦当过骁骑校的话，他将从一个京城八品以下的二等文官，忽然连升几级，成为了正六品的武官，这不合常理;再由正六品武官，无缘无故一下又降回八品文官，则更讲不通。这些明显的破绽，最终使人对“浙江乍浦说”难以信服。

　　山西长治说

　　最新奇、最独特的说法，要算“山西长治说”了，这种说法又称“潞安说”。因为当今的长治市，就是清代的潞安府。此说认为，慈禧压根就不是满洲人，她的生身父亲也不是惠徵。

　　此说正式提出于1989年。先是这年的6月23日，长治市郊区下秦村农民赵发旺(自称是慈禧五辈外孙)，到长治市地方志办公室找到负责人刘奇，说慈禧是长治县上秦村人，并交出了一份五位老人联名、还人人按了手印的书面材料，要求政府帮助澄清。此后的九月，长治市志办的人员到上秦村对慈禧的身世做了调查。十月八日，长治市志办负责人刘奇写的《慈禧太后是长治人》一文，在《长治日报》发表，长治说开始引起社会反响。

　　此说所依据的“铁证”，主要是百年来流传于当地特别是长治县西坡村和上秦村一带关于慈禧童年的口碑传说。

　　据说，慈禧原本是长治县西坡村汉族农民王增昌之女，名叫王小慊，四岁那年，因家贫，母又病死，被卖给上秦村宋四元家，改名宋龄娥。龄娥天资聪明，爱唱小曲，宋家夫妇把她视为掌上明珠，七岁时送书房上学，九岁时就会双手写字。不料其十一岁上，宋家又遭灾难，因而被转卖给潞安府知府惠徵家做丫头。一次，惠徵夫人富察氏发现龄娥两脚底下都有一个瘊子，被视为福相而收作养女，改姓叶赫那拉，更名玉兰。惠徵又请人教她填词作赋，玉兰出落得越发灵敏可爱。后来参加皇帝三年一次的选秀女，被选中入宫，从妃嫔一步步升成了皇太后。当了皇太后的慈禧，爱吃长治的地方食品：黄小米、玉米面、壶关醋、萝卜菜;偏袒重用长治人长治官员：长治人原殿鳌犯了欺君罪因慈禧讲情而免死，提拔了山西五台人徐继畲、长治人郭从矩，1900年逃到山西时还接见了潞安知府许涵度;爱看山西地方戏上党梆子;爱唱山西民歌;关心长治人的疾苦，曾专拨银粮赈济长治灾民，等等。

　　与传说相呼应还有大量的物证：在上秦村关帝庙后，至今保存着一处“娘娘院”，被认为是慈禧入宫前住过的院落;在西坡村王氏家谱上，更明确写着“王小慊后来成为慈禧太后”的话;在位于西坡村外羊头山西麓的荒滩岸边，甚至还有慈禧生母的坟;在长治市城区原潞安府后院保存有“慈禧太后书房院”;而在上秦村宋家的土炕上，又刨出了慈禧给宋家的信，光绪、宣统年间清廷特制皮夹式清代帝后宗祀谱以及慈禧本人的单身照片，等等。林林总总，口传、实物和文献，各种证据共达三十八项。

　　为此，宋四元家的后人，自称是慈禧四辈、五辈侄孙女的宋双花、宋六则等曾联名写信，要求政府调查澄清。长治地方的男女老少，众口一词，并纷纷画押公证：慈禧是长治人。长治市为此专门成立了慈禧童年研究会，《长治日报》连篇刊载了有关慈禧童年及其家世的文章，认为“慈禧太后本是山西汉人”。近几年，长治慈禧研究会还陆续编辑出版了《慈禧童年考》、《慈禧童年——解开百年不解之谜》等书，拍摄了《慈禧是长治人》、《慈禧后代、乡亲话慈禧》的电视片、资料片，举办了慈禧童年展览，等等。

　　山西长治说，从人证到物证，纷纷扬扬，似乎证据最确凿，但在史学界，争议也最激烈。

　　1993年长治市慈禧研究会与北京史学会联合召开了“慈禧童年学术研讨会”，有三十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研讨。有的专家认为：长治市慈禧童年研究会“经过多年的深入访问调查，提出了自己的学术见解，认为慈禧出生于山西长治，这是关于慈禧童年研究中值得重视的一种意见”。还有的专家学者认为，社会上流传的慈禧生于内蒙、安徽、浙江等说法可以排除，但“山西长治说”和“北京说”可以并存。但有的专家学者对慈禧生于长治的说法，也提出了一些疑点和不同看法，他们认为，此说太富于传奇色彩，物证中有许多地方失实。　　其一，慈禧生母的坟，这是长治说的物证之一。据长治说的说法，在1958年西坡村曾平了许多坟，六七十年代时，该村和全国一样，在“农业学大寨”高潮中也曾到处平坟造地，但“因该墓系慈禧太后生母之墓，得以保存至今”。反对长治说的学者观点正好相反，他们认为，“自清末以来，慈禧太后的名声一直不太好，特别是建国以后，慈禧太后更成为一个臭名昭著的人物”，“文革”中，还一度在全国掀起了批判慈禧的高潮，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许多历史名人的墓被毁被平，怎么会在西坡村独留下慈嬉生母的坟?

　　其二，慈禧给宋家的书信残片，据说是慈禧的五辈孙宋六则，从当年慈禧所住房屋东面的土炕里刨出的，这是长治说的又一证据。但反对此说者，将其和清宫档案中光绪二十六年(1900)慈禧写的便条及咸丰刚刚去世时慈禧写给恭亲王奕訢的密谕进行鉴别对比，认为明显不是慈禧的手笔。再看全信的内容，支离破碎，仅剩下了四十五个字，而由“山西说”的学者按自己的思想猜测增加上去的竟达一百一十八个字，并且关键性的字是加上去的，所以可信度很低。另外请人代写这种私密信，不符合慈禧一贯的做事性格。在清宫档案中，有一些慈禧写的便条和密旨以及元旦开笔所写的吉字等，都是慈禧亲写的。

　　其三，至于王氏家谱上写的“王小慊后来成为慈禧太后”的话，反对“长治说”的学者认为“这只是后人所为，是什么人所加，根据是什么都不知道”，在没有弄清来龙去脉之前，更不足为凭。

　　其四，清制黄皮夹，说它制于清光绪年间可能是正确的，但是说持此皮夹者应为高级官员和皇亲国戚则不一定，从这个皮夹就推断出宋四元夫妇为慈禧太后(养身)父母也缺乏根据，而说它是慈禧“让家人作为进京入宫谒见皇太后的通行证”，更是与清朝宫廷制度不符。

　　除以上各种疑点外，反对“山西长治说”的学者，又从清代的起居注档、上谕档、朱批奏折等档案中，详细查对了历任潞安府知府的任职年代。从道光五年至咸丰元年(1825—1851)，潞安知府前后共七人：道光五年六月至十五年七月，知府马绍援，任职十年一个月;道光十五年八月至十八年三月，知府达镛，任职两年半;道光十八年四月至二十八年八月，知府多慧，任职十年五个月，其中道光二十四年，多慧因大计卓异，赴京由吏部引见皇帝，知府之任由同知陈维屏护理;道光二十八年九月至咸丰元年五月，知府珠陨，在任两年七个月;咸丰元年六月至九月，知府万济堪，在任三个月，期间八月曾拟调袁彦龄，但袁未上任，知府实际还是万济堪担任;咸丰元年十月始，知府金君善。

　　也就是说，在这二十五年中，潞安府七任知府中，均没有惠徵的名字。而且在惠徵的任官经历中，也没有查到任过这一职务的记载。故这些学者提出：既然惠徵没有在潞安任过职，甚至没有到过潞安府，怎么会存在慈禧在潞安被卖到惠徵家之事?

　　显然，在这些疑窦没解开之前，“山西长治说”也不能成立。

　　北京说

　　最后一说，是“北京说”，这是传统的官方的说法。在《清代宫廷史》中这样写道：慈禧太后叶赫那拉氏，道光十五年(1835)十月初十日生在一个满洲官僚世族之家，属满洲镶蓝旗。在《清帝列传》附传《慈禧太后传》中的记载是：慈禧，姓叶赫那拉，小名兰儿，生于道光十五年十月初十日。父亲惠徵，由道光十一年的八品笔帖式，历迁吏部文选司主事、吏部验封司员外郎、山西归绥道道员、安徽宁池太广道道员，为官十七年，由八品至四品，成为主管一方的行政要员。母亲佟佳氏，一个普普通通的家庭妇女。慈禧兄妹共四人，兄弟二人是照祥、桂祥，妹妹在慈禧得宠后，受咸丰之命，奉旨和醇亲王完婚，成了王爷的福晋。另一本《垂暮帝国的老拂爷》中说的更明确：慈禧诞生在“北京的一家并不豪华的王府院内”，她的祖先居住在叶赫，故称叶赫那拉氏，属于叶赫那拉家族。她的父亲惠徵，是“一位在清廷从事翻译、拟稿的小文官”。另外在《清史稿》、《清代人物传稿》、《清代全史》等清史专著中，虽然具体表述不完全相同，但都以“北京说”为基础，确认慈禧是满洲叶赫那拉家族惠徵的女儿。　　近几年，持北京说的学者，又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存的清宫档案中，为这一说法找到了新的佐证。

　　1.清朝皇帝挑选秀女的名单。清朝从顺治时就规定，凡满族八旗人家年满十三岁至十六岁的女子，必须参加每三年一次的皇帝选秀女，选中者，留在宫里随侍皇帝成为妃嫔，或被赐给皇室子孙做福晋，未经参加选秀女者，不得嫁人。阅选时，按八旗的顺序，一般七八个人站成一排，由皇帝、皇太后们挑选。被挑选女子的名字，每排写一张单子，留宫中存档，这种名单，在档案中称为“秀女排单”。现档案中保存有咸丰五年(1855)挑选秀女时，慈禧的妹妹，即醇亲王的福晋、光绪皇帝的生母的记录。还有光绪十一年选秀女时，慈禧的叔伯妹妹的记录。在这些排单上，都清楚记载着：慈禧的祖辈，属满洲镶蓝旗，姓叶赫那拉，父亲名惠徵，祖父名景瑞，曾祖父名吉朗阿。惠徵最高官职做到五品道员，景瑞则做到刑部郎中，但因道光二十七年(1847)没能按时退赔其父吉郎阿在户部任职时的银两亏空，被革职。吉郎阿的最后官职是刑部员外郎。慈禧就出生在这样一个世宦之家。

　　2.记载惠徵任职年代和生平的有关档案，其中有清朝每三年一次考察京城各部官员的“京察册”;有给官员发放银两的“八旗官员俸银俸米册”;有任命惠徵职务的有关上谕;还有大臣奏折中对惠徵的评语等等。综合这些记载，可以得出慈禧的父亲惠徵的任官经历：道光十一年前任笔帖式，即负责文字抄写的小官;十一年至十四年，仍为笔帖式，任职吏部，并于京察后被定为“吏部二等笔帖式”;至十九年时，还在笔帖式任上，为“八品笔帖式”;三年后的道光二十三年，京察定为“吏部一等笔帖式”;二十六年，调充吏部文选司主事;二十八年，升任吏部验封司员外郎;二十九年，京察成绩又被定为一等，因此由吏部推荐面见皇帝，奉谕旨，准以道府一级的职务任用，同年闰四月初，升任该司郎中，并兼任工部宝源局监督，四月底，外任为山西归绥道道员;咸丰二年，调任安徽宁池太广道道员。惠徵到任不久，即逢太平天国军攻克武汉，危及安徽，安徽一些官员纷纷弃城躲避，惠徵也忙把家眷护送至宁国府，自己带了印信粮饷，同总兵陈胜元等先转至南京，又移至镇江，再转到丹徒。一些官员的临阵脱逃，使咸丰皇帝大为震怒，令安徽巡抚严行查办，惠徵也在被劾被查之列。但至咸丰三年，还未待查办，惠徵即于六月初病故。

　　从惠徵的仕宦经历，持“北京说”的学者得出明确结论：首先在道光二十九年(1849)之前，惠徵不具备充任道府一级职务的资格，因为，按清朝制度，道府级的官员，起码要五品或五品以上，而惠徵在道光十九年(1839)时，才官居八品，十年后，方被谕令准予授任道府级官职。而这年慈禧已经十五岁，所以不存在生在外地或从外地收养之说。其次按京官三年一考核的制度，道光十一年至十四年、十八年至二十年、直到二十九年之前，惠徵都在北京任职，这些都有明确的档案记载，只有道光十五年至十八年的考核档案暂缺，留下三年“空档”，但是，这三年内，山西潞安知府是达镛，并且达镛一直在任，经考证，这期间惠徵也没去过浙江乍浦，所以完全可以推断：道光十五年慈禧出生时，惠徵正在北京任笔帖式。也就是说，慈禧的出生地是北京。

　　3.有关慈禧的祖父、外祖父的档案。如官员“履历单”、“在京官员俸银册”等，从这些档案可以看出，道光十五年，慈禧的祖父景瑞，这个时候也在刑部郎中任上，就是说，也在北京。只有慈禧的外祖父惠显，在山西归化城(今呼和浩特市)任职副都统。因归化离北京较远，再加上当时的风俗，慈禧的母亲到娘家去生孩子的可能性不大，那么慈禧的母亲当也在北京。所以可以断定：慈禧的出生地只能是北京。

　　4.其他宫廷生活档案。包括记载清帝后每天吃饭情况的“膳食档”、每次看戏情况的“月戏档”以及记录其生活起居的“起居注档”等。在这些档案里清楚地记载着，慈禧最爱吃的是北京的小吃，如“八珍糕”、“油炸糕”、“酥皮饽饽”、“奶油琪子”、“小窝头”，爱喝“荷叶粥”、“薏仁米粥”、“绿豆粥”等;一生酷爱看的是京戏，就在她去世前一周，还看了京剧名角谭鑫培、杨小楼等演的《金钱豹》、《艳阳楼》、《鹊桥密誓》、《伐东吴》等京剧名段。持北京说的学者认为，有人说慈禧善唱南方小曲，也有人说慈禧善唱山西民歌，并都将其作为证明慈禧出生在南方或山西的旁证，如果这也可以作为旁证的话，档案比传说可信的多，那只能说明，慈禧是地地道道的北京人。

　　可是偌大的北京城，慈禧又是生在何门何院呢?这是北京说目前尚未能做出具体解答的惟一遗憾。

　　根据清朝档案记载，慈禧娘家先后住过三个地方：一是咸丰五年(1855)慈禧的胞妹参加选秀女时的材料，写的是“住西四牌楼劈柴胡同”;二是咸丰六年(1856)“内务府官房租库”的呈稿，写的是咸丰皇帝将“西直门内新街口二条胡同北官房一所”，赏给惠徵家居住，即慈禧娘家由劈柴胡同搬到了新街口二条;三是同治五年十二月，慈禧以同治皇帝名义下达的上谕：将“方家圆”入官房间，赏给其胞弟照祥居住，这样其娘家再由新街口二条搬到了方家圆。显然，后两处地方不可能是慈禧的出生地。所以，持“北京说”的学者，参照慈禧胞妹参加选秀女时的材料认定：咸丰五年(1855)之前，慈禧的娘家“住西四牌楼劈柴胡同”，这里也就是慈禧太后的出生地。

　　关于慈禧出生地的种种说法，乍听起来真让人无所适从，但稍一仔细推敲，还是“北京说”的论据更加充分和可信。因为口碑传说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认定历史史实，档案更具权威性，更有历史价值和意义。

　　经过百年巨变，虽然旧日的北京西四牌楼劈柴胡同已不复存在，再也找不到幼年慈禧生活的影子了，但历史将永远会承认，这里曾诞生过一个给中华民族带来过深刻影响的女人——慈禧太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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