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参战的两个部落都有很强的实力，战争的规模颇为壮观。汉代贾谊《新书》云：“炎帝者，黄帝同母异父兄弟也，各有天下之半。黄帝行道而炎帝不听，故战于涿鹿之野，血流漂杵。”《吕氏春秋·荡兵》也记述云：“兵所自来者久矣，黄、炎故用水火矣。”《列子·黄帝》曰：“黄帝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帅熊、罢、狼、豹、貙、虎为前驱，雕、鶡、鹰、鸢为旗帜。”《大戴礼·五帝德》则云：“(黄帝)与赤帝(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行其志。”从上述文献记载来看，黄帝部落和炎帝部落为了取得这次战争胜利，做了相当充分的准备，他们不仅调动了本部落的全部力量，而且也联合了其他部落作为盟军，在这方面黄帝表现得更为出色。文献中所记述的熊、罢、豹、貙、虎和雕、鶡、鹰、鸢并非猛兽飞禽，而是各部落图腾的名称。大规模的战役一共三次，厮杀地非常激烈，黄帝和炎帝分别还使用了水攻和火攻，但炎帝最终还是被打败了，黄帝便取而代之做了中原地区部落联盟的首领。

　　不久，九黎族的首领蚩尤率师北上，一场大战又迫在眉睫。早在黄帝部落崛起之际，九黎族的势力就已相当强盛，其首领就是大名鼎鼎的蚩尤。相传蚩尤也是姜姓，还是炎帝的后裔。宋代罗泌所著《路史》云：“蚩尤姜姓，炎帝之裔也。”现代学者徐旭生也认为蚩尤属于炎帝扩展到黄河下游之后的分支——东夷族属集团，其领导的九黎族活动的范围即今鲁西南连接冀南、晋东南的一个狭长地带。而且，蚩尤在对黄帝进攻时，太昊和少昊也都参与了蚩尤一方，也从另一侧面证实了蚩尤与炎帝及东夷族属集团关系非同一般。传说蚩尤号称战神，以勇敢善战而著称，有许多兵器就是他发明并制作的。《路史·后纪四》中注引《世本》云：“蚩尤作五兵：戈、矛、戟、酋矛、夷矛。”分析当时的局势，天下洪水泛滥，九黎族活动区域也遭了水灾，蚩尤北上的目的主要是争夺地势较高而土地又肥沃的河东敌区。抑或蚩尤又是炎帝的后裔，对黄帝打败炎帝并夺取其部落联盟领袖的职务深怀不满，才迫不得已地挥师北上了。

　　这次战争的战场即在阪泉附近的涿鹿，故文献遂称之为“涿鹿之战”。还有的学者遂认为阪泉和涿鹿就是一回事。关于阪泉、涿鹿的地望，后面还将着重论述。《山海经·大荒北经》云：“蚩尤作兵伐黄帝，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今山西河北两省以及河南省黄河以北地区)之野。应龙畜水。蚩尤请风伯雨师，纵大风雨。黄帝乃下天女魃，雨止，遂杀蚩尤。”这段文献的大意是：蚩尤讨伐皇帝，黄帝遂派一员名叫应龙的大将迎战，在冀州之野对蚩尤大军实施阻击。蚩尤很快请来了风伯雨师，风停雨止，黄帝才擒杀了蚩尤。对于“涿鹿之战”的经过，各种上古典籍记载并不相同，司马迁在《史记》中是这样记述的：“蚩尤作乱，不用帝命。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擒杀蚩尤。”这段文字的大意是说：蚩尤不听从黄帝的号令，而且兴兵作乱。黄帝乃号令诸侯，在涿鹿与蚩尤大战一场，很快俘虏并杀了蚩尤。由此可见，蚩尤所率领的九黎族势力很大。正因为如此，黄帝才不得不号令与之联盟的诸部落出兵相助。在彻底击败蚩尤部落之后，黄帝方才巩固了他在中原地区的统治。

　　关于阪泉和涿鹿的地望，历来有多种不同的意见，但有一点却是一致的，即阪泉和涿鹿相距不远，或者说两地其实就在一处。一种意见认为阪泉或涿鹿在今河北省的涿鹿县。《史记集解》云：“阪泉，地名。在上谷。”《扩地志》云：“阪泉，今名黄帝泉，在为州怀戎县东五十六里。出五里至涿鹿东北，与涿水合。又有涿鹿故城，在为州东南五十里，本黄帝所都也。”按此说法，阪泉与涿鹿都在今河北省北部的涿鹿县。另一种意见认为此涿鹿应在今山西南部的运城地区。今运城市下辖的解州镇，春秋晋国时称解梁，汉代置为解县。据《解县志》记载，解梁古时曾称作涿鹿，所以唐代诗人王翰在其咏解州盐池(又称河东盐池、运城盐池)的诗作《盐池晓望》中才有“涿鹿城头分曙色，素池如练迥无尘”之句。宋代罗泌在其所著《路史》中,不仅肯定了解梁就是黄帝与蚩尤大战的涿鹿，而且进一步考据出此地之所以后来改称解梁，“解”又解杀之义，其起因就是黄帝在这里解杀(即身、首分别置于异地)了蚩尤。在宋代科学家沈括的《梦溪笔谈》卷三还有这样的记载：“解州盐泽，……卤色正赤，……俚俗谓之蚩尤血。”类似的记载还见于宋代其他文献中。更重要的是，晋西南地处河东，是当时黄河中游最富饶的地区之一，也是炎帝特别是黄帝活动的中心区域，所以，阪泉和涿鹿就在今运城市的解州也不是不可能的。

　　在经历了阪泉之战和涿鹿之战两次战争之后，黄帝终于巩固了其首领地位，而中原地区的各部落也纷纷加入或依附了黄帝的部落联盟，众部落之间的相互融合，为后来华夏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但是，关于炎黄二帝以及蚩尤的文献记载，其中有许多使明显的神化附会或者夸大，如果能在以考古资料对这一重大历史事件进行考订，就能勾勒出一个真实的历史轮廓。

　　黄帝所处的历史时代，其社会性质无疑是发达的父系氏族社会，与考古学上的新石器时代龙山文化时期(距今5000年-4200年)大体相当，当时的中原特别是晋南地区正值庙底沟二期文化和龙山文化时期。从已发现的大量考古资料来看，其文化面貌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社会生产力得到空前发展，无论是农业、畜牧业，还是手工业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粮食种植不仅能满足人们食用，而且有了较多的剩余，在这一时期的聚落遗址中经常发现储藏粮食的窖穴和陶制酒具即是有利的证据。畜牧业的发展不仅表现在家畜家禽种类的增多，如牛、马、猪、羊、狗、鸡所谓六类家畜已经都有了，而且数量也大大增加了，其中的一些家畜在主人死后是作为财富的象征随葬在墓葬中。手工业除了传统的石器、骨器和陶器之外，人们已经能制作成套的玉器、木器和陶礼器，小件的铜器也已运用于生产和生活之中。二是社会财富已经明显集中于少数权贵手中，氏族内部的贫富分化现象已日趋严重。从许多大型氏族墓地中各类墓葬墓圹的大小、葬具的规格、随葬品的多寡都说明此事在氏族内部已经存在比较严格的等级观念。三是这一时期遗址和墓葬中所发现的矛、镞、枪、戈等武器数量骤然增多，武器形制也日趋锐利，这自然是战争频繁的必然结果。而在遗址废弃的灰坑中，也常常发现死于非命的人的骨骸，有的被砍掉了头或者脚、手，还有死者的股骨上保留着深深嵌入骨内的石箭头。与此相辅相成的是中原地区已出现了许许多多具有明显军事色彩的城堡，如河南淮阳平粮台、山东章丘龙山镇城等，据不完全统计已有十余座。

　　上述考古资料不仅与炎帝、黄帝所处的时代吻合，而且与其活动的范围和历史事件也是比较一致的。由此可知在这一时期，由于社会财富的相对剩余和贫富分化的日趋严重，部落与部落之间、部落联盟与部落联盟之间，旨在争夺土地和财富的战争此起彼伏，连接不断。如果再遇上洪水或其他自然灾害，一些部落原来赖以生存的环境遭到毁坏，就被迫向别处迁徙，那么战争就更加残酷、更加频繁。阪泉及涿鹿之战，就是最好的例子。如果从古代文献中剔除那些夸大和附会的成分如“天神”、“风师雨伯”、“天女鬼”等，这些记载还是大致可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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