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私合营
1949年5月27日，上海响起了震天的爆竹声。这一天，言慧珠一反常态，不施脂粉，穿着俭朴，打扮得如同女学生一般，兴冲冲地赶到了南京路，在欢迎解放军的群众之中，跟着大家一起扭起了秧歌，唱起了欢歌。她是由衷欢迎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时代的，但在新中国成长的风风雨雨中，言慧珠的强烈个性令她永远扮演着某种“低能儿”的角色。
建国初期，言慧珠依然幻想着能够和自己的老师一样，自己挑大梁，私人组班进行演出。她集编、导、演于一身，把《梁山伯与祝英台》、《春香传》等题材搬上了京剧舞台。接着，她组成了“言剧团”，带着新剧目巡回演出，取得了空前的轰动，单她一个人的收入就有好几万。
不久之后，我国进入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新阶段”，戏班陆续实行“公私合营”。言慧珠盘算的个人组织班社的那一套完全行不通了。那时，像李玉茹、童芷苓等上海有名的坤旦已先后参加了上海京剧院，成为国家干部，每月工资在千元以上。政治上光荣，生活待遇也很好。万般无奈的言慧珠最终不得不提出申请，要求“国营”。她先后在许多国营剧团中落脚，甚至还曾来到北京，希望参加中国京剧院。但由于种种原因，始终都没有得到重视。性格倔强、要强的她碰壁之后一度还曾有过轻生的念头，经抢救之后又再次回到上海，参加了上海京剧院的工作。
当时的上海京剧院，已经有李玉茹、童芷苓两位头牌花旦，加上言慧珠，顿时成了“三足鼎立”的局面，言慧珠的演出机会自然不会很多。从1956年5月到1957年5月，整整一年时间，言慧珠只演了13场戏，这令爱戏如命的她顿生“进了京剧院，戏都唱不成”的牢骚。加之她身上特有的“大牌”优越感，对谁都不愿迎合，甚至不愿和周信芳院长配戏，如此处世，自然结下一大群冤家对头。
1957年5月初，上海召开整风运动座谈会，邀请知识界、文艺界、科技界知名人士对政府提意见。早就按捺不住的言慧珠想到自己这几年的处境，立马把“我要演戏，让我演戏”的心声大大发泄了一通，并在1957年5月9日的《文汇报》全文刊出。这为她惹来了麻烦，不久，“整风”转入“反右”，言慧珠的心声成了“发泄不满情绪”、“猖狂向党进攻”，加之她一向容易得罪人，冤家很多，在关键时刻居然谁都不肯来帮她一把。惶惶不可终日的言慧珠迷失了方向，不知何去何从。最终，在周恩来总理与当时上海市文化局局长徐平羽的保护下，言慧珠花了整整3个月，作了极为认真的深刻检讨，最终过关，没有被戴上右派的帽子。
艺术联姻
不久，言慧珠出人意料地与京昆艺术大师俞振飞先生结合了。两人年龄相差将近20岁，性格上一个热情如火，一个柔顺似水，完全迥异。之所以走在了一起，更多的是因为艺术上的需要。
应该说，事业上言慧珠是极有远见的。但凡与艺术相关的人和事，她是从不轻易放过的。早在1955年，俞振飞自香港被请回上海的时候，言慧珠就千方百计地想跟他学昆曲。1957年，经文化局批准，她又调至由俞振飞担任校长的上海戏曲学校，被任命为副校长，从此改唱昆曲，正好和俞振飞搭档。俞振飞丧偶之后，直率的言慧珠穷追不舍，1960年，言慧珠办理了离婚手续，两个月后，经过当时上海市委领导批准，她与俞振飞正式结为夫妇。婚宴当天，真可谓热闹非凡，学生们、名流们围聚“华园”，唱曲为贺。可就在当天晚上，这对“老夫少妻”就为了一点点小事发生了不愉快。在今后的日子里，这对性格差异巨大的“艺术夫妻”更是没少不开心。应该说，这段婚姻对言慧珠与俞振飞而言，都是并不圆满的。
对于这段令人诧异的婚姻，言慧珠是有着自己的想法的。她一到了戏校，就渐渐有了这个念头。一方面，她想得到一个博学多才的男人为晚年伴侣;另一方面，她似乎也有借重俞振飞的艺术地位，提升自己的艺术水准与声誉的意愿。这是爱情与现实的双重考虑与相互作用的结果，它直接来自言慧珠独特又复杂的性格。果然，在艺术上，言慧珠与俞振飞开创了近代昆剧舞台上生旦绝配的最佳组合，他们合作排演了国庆十周年献礼剧目《墙头马上》，更带着合作的《百花赠剑》访问欧洲各国长达半年之久，所到之处无不大受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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