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三位名人的不伦之恋：追溯陈独秀动荡的一生，和他相伴的四个女人中，最惊世骇俗的莫过于爱上发妻高晓岚的妹妹高君曼，并冲破世俗枷锁，抵达他内心最为憧憬的婚姻自主的民主之境。然而近代中国并不只有陈独秀这一个名人爱上自己的妻妹。
1、政治家陈独秀
陈独秀一生中有过三位妻子，第一任妻子和第二任妻子是亲姐妹，这场不伦之恋曾经引起轩然大波。虽然陈独秀与第二任妻子高君曼不顾流言蜚语结合了，最终还是分道扬镳。
高君曼又名高小众，1888年出生，小陈独秀10岁，高君曼天生丽质，聪慧贤淑，从小受到父母的宠爱，是一位受过高等教育的新型女性。自1922年起，陈独秀对红颜开始慢慢疏离。1925她年带着一儿一女移居南京。
陈独秀1897年在家乡安徽怀宁结婚了，他的妻子就是原先当过安庆府统领的清军副将高登科的女儿高晓岚(亦叫高大众)。
婚后，夫妻二人起初相处得还算过得去，一方面是陈独秀本来就对这门亲事期望不高，另一方面是高晓岚到了陈家以后，恪守妇道，生活十分俭朴，在乡里很有贤惠之名;数年之后，高晓岚为陈家也添了对儿女。照理，这对夫妇是该相安无事地聊度时光了，可是陈独秀却觉得，他们在性格和思想上的差异已到了难以弥合的境地:陈独秀少年得志，颇负才名，高晓岚则目不识丁，结婚以后，陈独秀多次劝她多识些字，学点文法，看些有趣的小说，学些好听的儿歌。偏偏高晓岚不屑一闻，自以为“女子无才便是德”，为此陈独秀渐渐感到心灰意冷。之后，俩人即使在一起，也很少说话，形同陌路。
就在陈氏夫妇关系远散的过程中，高晓岚的同父异母妹妹高君曼，走进了陈独秀的生活。
影视剧中的陈独秀与高君曼
据张宝明、刘云飞《飞扬与落寞:陈独秀的旷代悲情》，高晓岚母亲死后，高登科的续弦亓氏于1885年生下了高君曼。高君曼本名小众，又名君梅，小陈独秀六岁。高君曼与姐姐高晓岚生活环境不同，她是生父生母的掌上明珠，从小娇生惯养，少有挫折，受教于家庭教师，知书达理，思想开阔。在性格上，她开朗，干练洒脱，热情奔放。曾在北京女子师范学校就读，思想进步，见识广博，并热爱文学，特别爱读陈独秀发表在各报刊上的作品，对姐夫很是仰慕崇拜。
高君曼身材高挑，时装新潮，一头短发下，明眸皓齿与微露的笑容，处处显示着清丽恭良的新式特质。在二人的交往中，妻妹满腔的热情，新颖的思想，不凡的谈吐，让陈独秀耳目一新，很快两人便觉相见恨晚。
后来，高君曼寻找机会，借着各种理由与陈独秀单独接触，或促膝谈心，或小径漫步，交流思想、热烈讨论。当时，陈独秀常常去藏书楼发表时事演说，高君曼便常常去那里阅读进步报刊或听姐夫演讲。
起初，二人朝夕相处地探讨学问，在传统的伦理观念里，人们几乎不敢设想会发生什么。这种思想，当然也包括恪守传统的高晓岚。
当二人难割难舍时，一个难题便摆在了这个封建家族的面前。两个性情刚烈的叛逆者的出现，使得最终结果只有两种:打破或者扼杀。
对于已决定随时因家族压力双飞远遁的二人来说，扼杀已渐次的这份感情己是不可能了。继父陈衍庶甚至以“退继”相威胁，但陈独秀根本无意继承其遗产，陈氏家族的所有努力都无济于事。
乡邻的传说沸沸扬扬，陈、高两家严厉指责。但二人并不在乎。
1909年年底，陈独秀从日本回国，在杭州与高君曼正式同居，木已成舟，陈独秀与高晓岚的夫妻关系已名存实亡。
31岁的陈独秀在陈高两家一片反对和讥讽声中，与高君曼在西湖正式宣布结为伉俪，与家庭中断了关系。此时的高君曼，一身入时的江南装扮，亭亭姿秀，绵绵温雅，时常伴随陈独秀出访高朋，听琴瑟互答，过着美好的隐居生活。陈独秀为此还写下了感怀20首，其中一篇写道:
委巷有佳人，颜色艳桃李。
珠翠不增妍，所佩兰与芷。
相遇非深恩，羞为发皓齿。
闭户弄朱弦，江湖万余里。
九年奋斗中的苦闷、寂寞、不满现实与对未来的期待，交织着与佳人相娱的幸福及报国无门的悲慨与惆怅，同时也表达了他无意逃避现实，积极投身革命的入世精神。高君曼与陈独秀的结合使高晓岚成了被同情的对象，就连陈延年、陈乔年兄弟俩对他们二人的结合也深为不满，成了后来一直难以开解的家庭疙瘩。
高晓岚这位旧式妇女，恪守妇道，嫁到陈家33年中，生育了延年、乔年、玉莹(筱秀)、松年等子女，她总是穿着蓝布长褂，宽大的裤脚管，用绳子扎得紧紧的。上孝公婆，下抚子女。1930年9月9日，高晓岚在安庆去世，终年55岁。
高晓岚去世后，高君曼带着两个孩子为姐姐奔丧，虽时光匆匆，二十多年过去了，但在陈家一年多的时间里，陈氏家族对她仍耿耿于怀，鄙恨难泯。
陈独秀与小姨子高君曼结局并不好
嫌隙渐生高君曼离陈独秀而去
陈独秀经历了一场婚姻悲剧之后，自然对高君曼加倍怜爱。高君曼为人贤淑，知书达理，能理解陈独秀的事业，所以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伉俪之间和睦相处。
据《党史博采》记载，但是琴瑟生活中也不乏暗流。高君曼比较向往稳定宁谧的家庭生活，然而，也恰恰在这方面，陈独秀不能遂高君曼的心愿。他天生就是一个看轻家庭生活的人，走南闯北，屡遭风险，家人也跟着颠沛流离，很难过得上一段安逸的生活。特别是陈独秀参与创建中国共产党之后，高君曼的生活就一直充满着动荡，甚至还陪着他一起坐过班房。这种担惊受怕的日子，与高君曼向往的教授夫人的生活毕竟差距太大，只是凭着对陈独秀的崇仰苦苦熬着。可是这一片苦心偏偏又没有得到陈独秀的体谅。尤其在对待陈独秀与高晓岚的子女问题上，陈独秀的固执和偏见极大地刺伤了高君曼的心。
事情是这样的，自从陈独秀把《新青年》编辑部迁到上海后，陈独秀和高晓岚所生的儿子陈延年和陈乔年也来到了上海。他们白天在外工作谋生，夜间就借宿于《新青年》杂志发行所的地板上，生活十分艰苦，人们看到后无不暗暗责怪陈独秀。高君曼想把延年和乔年接到家里去食宿，但陈独秀坚决不同意。于是她跑到好友潘赞化处求他劝劝自己的丈夫。并且哭诉道:“我是他们的姨母，又是继母，我从名义上及感情上看待他们兄弟，一定会甚于我亲生的儿女，但他不让他们在家里食宿，不知道这件事情缘由的人谁又会原谅我呢?”谁知道陈独秀知道了这事以后，反而说“妇人之仁，徒贼子弟，虽是善意，反生恶果。”仍是不同意让延年和乔年来家里住食。
陈独秀的固执暴躁和古怪乖张的生活方式，使高君曼忍无可忍，伤心透顶，终于开始了口舌之争，继而又发展到出手相打。高君曼自小就娇生惯养，受不得半点逆来之气，更何况陈独秀还振振有词地宣布她是“资本主义”，她遂把爱情前景看淡，终于带着自己所生的儿女，离陈独秀而去。直到香消玉殒，也再没有去见陈独秀一面。
2、军事家王近山
朝鲜战争结束后，王近山回到了祖国。他先任山东军区副司令员、代司令员，后被任命为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公安部副部长。1955年，刚刚不惑之年，他又被授予中将军衔。谁知偏偏这春风得意之时，他的人生触上巨礁，一场感情的变故使他从辉煌跌落到了谷底。
事情起因是王近山又“撒疯”，要与结发妻子韩岫岩离婚。
王近山与韩岫岩结婚十多年了。1937年12月，王近山在神头岭战后身负重伤，住进了129师医院。韩岫岩是129师医院的护士，长得很漂亮，是有名的 “院花”。她叔叔原本是当地有名的郎中，抗战爆发后，韩家12口人包括60岁的老奶奶都全部“入伍”，参加了八路军。来时全家为129师医院驮来许多医疗器械和药品，被称为半个医院。这样的光荣背景，加上“院花”之誉，使韩岫岩在医院很有名气。在王近山住院时，钱信忠院长特地派她护理。一同住院的陈锡联一看男才女貌，于是暗中牵线搭桥。结果，一年后两人就结婚了。婚后，虽聚多离少，但他们生了8个儿女，应该说夫妻两人是有感情的。但事情的发展却大大出乎人们的预料。
新中国成立后，刘邓大军进军大西南剿匪。王近山率3兵团驻扎在重庆。经常应邀给大学生做报告。几次报告下来，他那有传奇色彩的经历、幽默风趣的语言，让那些崇拜英雄的大学生敬佩得五体投地。常言说:英雄美女、才子佳人。王近山也走不出这个永恒的怪圈。这时他才 34岁，年轻英俊，又是兵团司令员，终于，他的风采把一个女大学生迷住了。
这位女大学生不是别人，正是他的妻妹——韩岫岩的嫡亲二妹。
一个是威风八面的年轻将军，一个是谈吐风雅、漂亮迷人的女大学生，两人在迷迷糊糊中靠拢在一起了……
影视剧中的王近山
“聪明人”是“外面彩旗飘飘，家里红旗不倒”，偏偏这王近山是“一根筋”，一旦和她好上了，就和妻子韩岫岩打冷战。此时，韩岫岩做着海军医院副院长，突然得知第三者竟是自己的亲妹妹，怎么也不能接受这个现实。在痛苦失望和气愤之中，她选择了等待，等王近山回心转意。可一等好几年，王近山从朝鲜归来后，还是让她失望了:冷战如故。1963年，夫妇俩一场争吵后，韩岫岩一气之下，只好向组织报告，请求组织解决丈夫的“作风问题”。
王近山与韩岫岩虽是多年夫妻，但性格却如当年他们的“介绍人”陈锡联说的，“两人是一个脾气，针尖对麦芒”。这下韩岫岩向组织上反映老公的“作风问题”，事情一“闹”大就不可逆转了。
投诉信几经上递，转到了副主席刘少奇手里，他派人来做王近山的思想工作。王近山一听妻子把自己的“作风问题”告到了党中央，像只被激怒的雄狮，疯劲一来，反向组织打离婚报告，要和韩岫岩离婚。组织上找他谈话，批评他，教育他，他却回答:
“我王近山好马不吃回头草，离婚我铁定了，你组织爱咋办就咋办!”
老首长闻讯急忙来打招呼，也被他顶了回去;老战友再来苦口婆心劝说，他也无动于衷，谁也劝阻不了他。形势一天天对他“不利”了，中央已有要处理他的风声。然而，他还是“撒疯”硬是不回头:
“不打报告还好说，告中央就非离婚不可了!”
最后，据说一位老首长“偏心”批示:“离婚属家务事，是法院所管，组织上不好干预。”于是此事暂时打住。
可这王近山偏偏又耐不住性子，马上到法院办离婚手续。结果，离婚案终于惊动了毛泽东，又亲自批示刘少奇处理此事。
几天后，中央组织部处分下来:撤销王近山大军区副司令员职务;行政降为副军级(军衔从中将降为大校);开除党籍;转地方安排。
一个“情”字，让这位出生入死的将军从天上坠到了谷底，扎实地摔了个“大跟头”。
3、艺术家金山
1950年10月14日，北京青年宫张灯结彩，29岁的孙维世和39岁的金山喜结良缘，北京的各界名流纷纷前来贺喜。婚礼那天，邓颖超同志来了，她送给孙维世一份珍贵的结婚礼物，就是《婚姻法》，意思就是大家遵守《婚姻法》，要彼此忠实，要好好对他们的女儿。
结婚后两人就搬到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分给金山的那个宿舍里面，新世觉得跟姐姐再住一起就不是很合适了。经周恩来、邓颖超同意，就住到了西花厅。在孙新世的记忆中，这是一段让她十分留恋的时光。周总理、邓颖超亲切地称呼她为粤生女儿，总理接见外宾中间有十分钟休息，他就回来跟几个孩子打乒乓球，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1952年。“总理爸爸去朝鲜访问，晚上我陪小超妈妈谈久了，她就让我睡总理爸爸的床，那才叫真的幸福。”说到这里，新世老人像个孩子似的，满脸皱纹都绽开了花。
孙新世这个时候过着挺快乐、挺平静的生活，不过此时姐姐的婚姻起了小小的波折。1951年，金山和文化艺术慰问团前往朝鲜战场，受到金日成的欢迎。金山表示要写一部中朝抗美的电影，这让金日成大为赞赏，并亲自安排自己的女秘书给金山当导游兼翻译。但时隔不久，俩人就因感情出轨而犯了错误，金山受到开除党籍、撤职查办的处分，这件事使孙维世在生活和心情上都跌入低谷。最终她还是原谅了金山，这也让金山十分感动。
之后，孙新世去了前苏联列宁格勒大学专修俄罗斯文学。邓颖超为了让远离祖国的孙新世不感到孤独，经常给她寄书、写信，对她关怀备至，而孙新世也是事无巨细都向邓妈妈汇报。当她把自己找到男朋友李宗昌的消息告诉邓颖超后，不久便收到邓妈妈的一封亲笔贺信，祝贺孙新世找到了她的另一半，这令孙新世十分欣喜。
1957年2月，年过30的孙新世也有了自己的家庭，不久她和丈夫返回了祖国，她被安排到了北京大学任教，让孙新世感到高兴的是她又能经常见到邓颖超妈妈和周恩来爸爸了。
“后来我生了小颖，孩子叫他们爷爷奶奶。第一次我带孩子去西花厅，小超妈妈亲着我的女儿说:‘让大颖亲亲俺小颖’。小颖太小，不识宠，把西花厅里的沙发都尿脏了。邓颖超同志还是乐呵呵的。他们老夫妻俩都非常喜欢孩子。有一次我们看电视上播出“十一”游行,第二天我女儿就对总理说:昨天我在电视里头看游行了，我还看见你了。总理就说:那你长大了也去游行。她说那我怎么进去呀，她以为要游行得进到电视里才能游行。总理就把她抱到西花厅外面的大镜子前，说:‘你看，你这不是进去了吗?’结果小孩儿笑，总理也笑，笑得非常爽朗。”像这种特别轻松的时候后来就不多了，因为很快“文革”来了，孙新世再也没有听到周恩来这么爽朗的笑声了。
嫁给姐姐的丈夫
“文革”风暴开始后，江青仅以孙维世曾送一次戏票给李立三为借口，无端地在孙维世的头上加了一个“苏修特务”的罪名，对其进行残酷的批斗并将其抓走。孙维世在没被抓走前，特意密约妹妹新世每星期五晚上在天安门前见一次面，交代妹妹说:“在任何情况下，我都不会自杀。如果我死了，一定是被人害死的，你们千万不要相信我是自杀。”
可是，江青为了杀人灭口和整倒周恩来，不久就将维世折磨死了。新世悲愤极了，因为她比别人更了解姐姐，也更爱姐姐。爸爸牺牲后，维世跟着妈妈东躲西藏地在上海，长到十五六岁时才找到组织，后随周恩来、邓颖超等出国深造，上了苏联东方艺术学校。
在苏联，维世参加过苏联卫国战争。由于她会讲一口流利的俄语，所以1950年，毛泽东、周恩来首次访问苏联时，曾担任过“毛泽东—斯大林—周恩来”会谈时的首席俄文翻译。这样的人怎么可能是坏人呢?针对江青的为非作歹和无法无天，孙新世不顾一切地说:“一个把革命同志当成敌人的人，那么她自己也就成了敌人。”
孙新世为此当即就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但是批斗了几场之后就被搁到了一边，原来进驻他们机关的军代表根本没有把她的材料上报“中央文革小组”，所以她也就幸免于难。
1975年4月，金山从秦城监狱释放回家才得知妻子早已不在人世了。为了更好地照顾金山，孙新世一家都和金山住在一起，让失去妻子的金山晚年得到很多安慰。不久“文革”结束，孙新世离开了工作了20多年的北京大学，调入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我就觉得姐姐去世了以后，唯一的亲人就剩了我们了，我们应该好好照顾他，当时我爱人也是这么想的。后来我爱人去世以后，金山他考虑到我会不会搬走，于是他给那个党组写了封信，希望批准他跟我结婚。”新世老人深情地说。
孙维世
1976年，50岁的孙新世与65岁的金山开始携手人生，共同医治心灵的创伤。1978年，金山担任中央戏剧学院院长，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主任等职务。1982年7月7日，他因突患脑溢血而与世长辞，终年71岁。
随着岁月的流逝，身边的亲人都一个个离去，目前孙老的孩子们旅居国外，她经常出国探亲。对这位80岁的老人来说，北京的家总让她十分留恋，而每逢清明或亲人的忌日，她都会到北京的公墓给亲人送上问候。有几个纪念日是一定要纪念的，周总理逝世的日子、邓妈妈离世的日子、姐姐、金山、哥哥……还会写一点什么东西纪念他们。“当初给《文汇报》写过很短的一篇东西，我就病了很久，因为我一回忆就生病。等身体好一些我就好好写一本回忆录，纪念姐姐他们，我觉得要不写对不起他们。”新世老人说到这儿抹了把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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