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之治，是令中国人永世怀想的一个伟大时代。

　　在这个时代里，人民安居乐业，歌舞升平，皇帝温良慈善，百官恪尽职守，米缸里装的是吃不完的小米，田地里生长着绿油油的疏菜，男人雄浑大气，女性柔美端庄……总之，这样一个近乎于传说中的美好时代，是由唐太宗李世民先生一手创造出来的，所以他在中国皇帝排行榜上，理直气壮的占据了首位。

　　但这一切，却只不过是一个拙劣的骗局。

　　首先，压根就没有什么贞观之治--贞观是有的，贞观只不过是李世民时代的年号，但“之治”这怪东西真的没有。之所以人们认为有，一来是李世民自己的刻意宣传，二来呢，人们真的希望能有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有一个伟大的帝王，由他老人家勤勤恳恳的替大家创造一个坐享其成的舒服时代，这种愿望符合人类的懒惰天性。

　　其次，就算真有什么“贞观之治”，那也跟李世民没得关系--任何一个美好的时代，都是由民众自己创造的。从规律上来说?只要当时的领导人少跟老百姓添乱，别今天弄出来个指示，明天搞出来个精神，后天又琢磨个讲话强迫老百姓放下锄头去学习，只要当领导的别太缺德，放手让老百姓建设自已的家园，用不了多久，就会搞出来一个“之治”来的。

　　历史上，举凡领导人陷入政治斗争，手忙脚乱之际顾不上祸害老百姓的时候，都会有一个“之治”的时代到来。

　　所以从理论上来说，纵然是真的有什么贞观之治，那也跟李世民本人没有任何关系。

　　到了李世民的下任，唐高宗李治的时候，忽然有一次，李治心血来潮，问户部尚书高履行：老高啊，去年咱们国家，增加了多少人口啊?

　　高履行回答说：去年的人口增长，同往年一样的，还是十五万户。

　　李治问：你的意思是说，自打贞观年以来，咱们国家每年的人口增长，都是十五万户吗?

　　高履行道：然也。

　　李治又问：那咱们国家，现在有多少人口了?

　　高履行道：三百八十万户。

　　李治掐指一算：嗯，现在有三百八十万户，贞观之治一共是二十四年，每年人口增长十五万户，二十四年的增长人口数目就是三百六十万户……我操老高，不对啊，这个意思就是说，贞观之治刚刚开始的时候，人口总数不过是二十万户……不会吧?

　　高履行道：反正也差不了多少。

　　李治有点醒过神来了：我靠，啥贞观之治啊，纯粹是忽悠人，所谓贞观之治，不过就是让人民群众狂生孩子罢了……对了，大隋开皇年间，有多少人口啊?

　　高履行回答：当时的户口总数，是八百七十万户。

　　李治大惊：老高你啥意思?你莫非说……是说隋唐改朝称代，把全中国人的几乎杀光光了吗?

　　高履行：陛下你别冤我，这话是你自己说的……

　　李治寻思了半天，又问道：老高……那隋开皇时，生产的粮食有多少?

　　高履行道：当时的粮食，足够八百七十万户吃五十年的……

　　李治大惊：当时有这么高的生产力吗?

　　高履行道：怎么就没有?粮食都生产出来了，你还有什么疑问?

　　李治道：这个这个……我明白了，我爹的贞观之治，就是带着不足十分之一的人口，狂吃人家足够五十年吃的粮食……明白了，贞观之治，就是你拿刀子把人砍光光，然后慢慢吃人家产出来的粮食，这个就叫之治了……

　　关于这段对话，在《资治通鉴》中写得明明白白，即使我们把这段话打上八成的折扣，也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隋唐之战，看似波澜不惊，实则是恐怖到了极点--天底下的老百姓，几乎要被杀绝杀净了，余下来的人口，尚不足大隋开皇年间的十分之一。而大隋时代抓革命，促生产，生产出来的足够全天下人食用五十年之久的粮食，就构成了李世民贞观之治的经济基础。

　　退一万步说，就算是大唐贞观年间的人口并没有少到如此恐怖的程度，那也不可能达到隋开皇年间的百分之五十，而这就意味着，隋帝国时代已经为他们准备了足足一百年的粮食--大唐帝国不过是一只趴在米缸上的特大号老鼠，等把这些粮食全都吃光光，帝国也就稀哩哗啦分崩离析了。

　　总而言之，史家通过这段记载，偷偷的告诉我们这样一个秘密：贞观之治与李世民没任何关系，任何人，哪怕是让隋炀帝再回来，也同样会在如此稀少的人口基础之上，坐享“之治”的社会福利。

　　这段话的另一个意思是说：人民的福祉与帝王的基业没得丝毫关系，而只与人口的数量成反比，人口越多，资源越是紧缺，就越是没得法子“之治”，而通过战争的手段将人口削减到一个理性的数字之后，“之治”就自然而然的到来了。

　　所以帝王的历史价值，不过是穷兵黔武，想出最精妙的法子，砍光过于膨胀的人口而已。

　　单只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李世民他还算是称职的。

　　然而话又说回来，既然贞观之治这里压根不需要李世民，那么李世民他又活个什么劲呢?

　　这个答案，伴随着徐小妹的身世之谜，于贞观二十四年脱颖而出。

　　链接：史学家的贞观之治

　　唐太宗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代英主，其治绩一直为后世所传颂。唐太宗即位后，因亲眼目睹隋朝的兴亡，所以常用隋炀帝作为反面教材，来警诫自己及下属。他像孟子一样，把人民和君主的关系比作水与舟，认识到“水则载舟，亦则覆舟”，因此留心吏治，选贤任能，从谏如流。他唯才是举，不计出身，不问恩怨。在文臣武将之中，魏徵当过道士，原系太子李建成旧臣，曾议请谋杀太宗;尉迟恭做过铁匠，又是降将，但都受到重用。太宗鼓励臣下直谏，魏徵前后谏事二百余件，直陈其过，太宗多克己接纳，或择善而从。魏徵死后，太宗伤心地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魏徵逝，朕亡一镜矣。”

　　太宗在经济上特别关注农业生产，实行均田制与租庸调制，“去奢省费，轻徭薄赋”，使人民衣食有余，安居乐业。在文化方面，则大力奖励学术，组织文士大修诸经正义和史籍;在长安设国子监，鼓励四方君长遣子弟到来留学。此外，太宗又屡次对外用兵，经略四方，平东突厥、定薛延陀、征高句丽、联姻吐蕃、和高昌，使唐之国威远播四方。太宗则被西北诸国尊为“天可汗”，成为当时东方世界的国际盟主。

　　总之，在太宗执政的贞观年间(627年-649年)，在君臣的共同努力之下，出现了一个政治清明、经济发展、社会安定、武功兴盛的治世，史称“贞观之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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