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自古文人风流多情，尤其遇见让人心动的可人儿，即使是妓女，也喜欢一见钟情。纵观唐宋文人的风流韵史，发现不少文人曾经和妓女山盟海誓却又彼此失信。

　　唐代诗人杜牧一生风流自赏，寻花问柳，处处留情。宋张君房《丽情集》记载：“太和末，杜牧自侍御史出佐沈传师宣城幕，雅闻湖州为浙西名郡，风物妍好，且多丽色，往游之。时刺史崔君，亦牧之素所厚者，颇谕其意，凡籍之名妓，悉为致之;牧殊不惬所望，史君复候其意，牧曰：‘愿得张水戏，使州人毕观之，俟其云合，牧当间行寓目，冀此际或有阅焉。’史君大喜，如其言。至日，两岸观者如堵，迨暮，竟无所得，将罢，忽有里姥引髽髻女年十余岁，牧熟视之，曰：‘此真国色也。’因使语其姥，将致舟中，姥女皆惧，牧曰：‘且不即纳，当为后期。吾十年必为此郡，若不来，乃从所适。’因以重币结之。寻拜黄、池二州，昔非意也。洎周墀入相，牧以其素善，乃并上笺于墀，乞守湖州，大中三年，移授湖州刺史，比至郡，则十四年所约之姝已从人三载而生二子矣。”

　　杜牧做宣州暮僚时，朋友知道她喜欢美女，专门招集湖州名妓，给他挑选，可杜牧看来看去没有看中一个，却无意中看中了一名可能是刚出道的小妓女，并约定十年后娶她。可是直到十四年后，杜牧才得以出任湖州刺史。等他再次寻访到这位女子时，方知该女早已出嫁并生有儿女，杜牧生气地对她母亲说：“我都跟你讲好了，过十年来娶她，你怎么变卦了呢!”“是你答应十年不来可以嫁人的，现在都已经嫁了三年了。”杜牧想想，还真是自己的不是，怅然赋诗曰：“自是寻春去较迟，不须惆怅怨芳时。狂风落尽深红色，绿叶成阴子满枝”。此事被唐高彦休《唐阙史》(卷上)、宋计有功《唐诗纪事·杜牧》、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卷十五、宋魏庆之《诗人玉屑》等多种诗话引用，成为杜牧风流好色的例证。

　　大名鼎鼎的欧阳修公也曾对一名妓女许下承诺。宋赵令畤《侯鲭录》卷一载：“欧公闲居汝阴时，一妓甚韵，文(忠)公歌词尽记之。筵上戏约，他年当来作守。后数年，公自维扬果移汝阴，其人已不复见矣。视事之明日，饮同官湖上，种黄杨树子，有诗《留撷芳亭》云：‘柳絮已将春去远，海棠应恨我来迟。’后三十年，东坡作守，见诗笑曰：‘杜牧之绿叶成阴之句耶?’”

　　汝阴为宋颖州治所，今安徽阜阳市，欧公既欧阳修，当年他曾在汝阴闲居过一段日子。期间，欧阳修结识了一名才貌双全的妓女，而且是他的超级粉丝，欧阳修所作词她都记得，，阳修自然对她特别上心。并和她约定，来年我一定到这里来做官。言下之意，就是你等着我。没想到过了几年，欧阳修真的到了汝阴任颖州知州。可是，那名妓女已不知所终。难怪欧阳修心有所失。三十年后，苏轼也来到了汝阴，见了欧阳修的诗就发笑，说“这是杜牧诗中“绿叶成阴”的意思。”

　　姜夔，自号白石道人，一位在宋代词坛开创清空词风的著名词人。他少年才俊，风流儒雅，曾几度客游合肥。据词学家夏承焘《姜白石编年笺校》考证，淳熙三年(公元1176年)，姜夔时年二十一岁，他第一次到淮扬，住在城南赤阑桥边，便爱上了桥边被誉为“合肥双艳”的两个妓女，弹琵琶的姐姐和弹古筝的妹妹。姐妹俩陪姜夔游巢湖、登姥山，泛舟水上，弹唱姜词，郎情妾意，令姜夔心旷神怡，即便小别，亦常在梦中与这对姐妹相会。后来姜夔应朋友之邀去做了幕僚，离开了合肥，与姐妹分手时曾誓言必来迎娶，订下白首之约。但后来竟没有结果，他于十三年后再次去合肥时，二女已人去楼空，一场苦恋，终成绝唱。姜夔终身未娶，以孤老终其生。

　　类似的事宋张君房《丽情集》还有不少记载，如《卷中人》的中的裴敬中与崔徽，《寄泪》中的裴质与灼灼，《环者还也》中的张生和崔郎。其中要数裴敬中与崔徽的故事最为有名：寄唐裴敬中为察官，奉使蒲中。与崔徽相从，敬中回，徽以不得从为恨，久之成疾。自写其真以寄裴曰，崔徽一旦不如卷中人矣。

　　在古代，文人和妓女同属下九流，特别是一些穷酸文人境况甚至还不如妓女，比如宋代的柳永死了都还是妓女集体出资安葬的，因此基本上不存在谁看不起谁的问题。可他们为什么要彼此失信?我想，不外乎有下面四个原因。

　　一是妓女年龄太小。根据杜牧所作《张好好诗》来断定，他所结识的那名妓女就叫张好好，而且开头第一句就是“君为豫章姝，十三才有余”，其《张好好》诗序亦云：“牧太和三年佐故吏部沈公江西幕，好好年十三，始以善歌来乐籍中。后一岁公移镇宣城，复置于宣城乐籍。”可见张好好当时年仅十三岁。宋代苏轼《减字木兰花赠小鬟琵琶》亦有“琵琶绝艺，年纪都来十一二”的句子，可见唐宋时，许多妓女的年龄都很小，按现在的标准还是未成年人。也说明当时的嫖客喜欢雏妓，就像现在的泰国等地雏妓盛行一样。不过，和我们的老祖宗比起来，他们可能至少落后了一千年。另一方面说明杜牧等人多少还有些良知，不像有些嫖客那样喜欢摧残幼女，“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范仲淹就是一个。据清潘永因《宋裨类钞》之四《闲情》记载：“范文正公守鄱阳郡，创庆朔堂，妓籍中有小鬟者，尚幼，公颇属意。既去职，以诗寄魏介云：“庆朔堂前花日栽，便辞官去未曾开。年年长有别离恨，已托东风干当来。’介因鬻以赠公。”文正是范仲淹死后谥号，他在鄱阳郡当官时，创建了一个供达官贵人玩乐的娱乐场所——庆朔堂。庆朔堂有一个叫小鬟的乐妓，年纪很小(可能就是苏轼说的那个小鬟)，只有十一二岁，却颇让范仲淹中意，可还没等到他下手，就离任了。他心里一直惦记着小鬟，就写了一首诗给继任魏介。魏介太了解范仲淹的心思了，赶紧将小鬟买下来送给了他。

　　二是官府的禁令。唐宋时由官家豢养以供宴席应酬的“营妓”，或称“官妓”，《西湖佳话·白堤政迹》：“唐朝的法网甚宽，凡是官府到任，宴会饮酒，俱有官妓承应。”宋吴自牧《梦粱录》卷二十：“自景定以来，诸酒库设法卖酒，官妓及私名妓女数内，拣择上中甲者，委有娉婷秀媚，桃脸樱唇，玉指纤纤，秋波滴溜，歌喉婉转，道得字真韵正，令人侧耳听之不厌。”“库”即酒楼，但逢场作戏之宴席间的调笑应酬可以，产生实质性的相亲相爱或两性关系不允许。唐代对于官吏，无冶游禁令，清赵瓯北《题白香山集后》诗云：“风流太守爱魂消，到处春翘有旧游。想见当时疏禁纲，尚无官吏宿倡条。”但召妓侑酒也不能太随便，必须得到许可，唐孙棨《北里志》云“京中饮妓，籍属教坊。凡朝士宴聚。须假诸曹署行牒，然后能置于他处”，故官吏益为放浪。宋代则禁令甚严，无论是官是妓触犯都要受惩罚。《宋史·蒋堂传》载：蒋堂知益州，“久之，或以为私官妓，徙河中府，又徙杭州、苏州。”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卷二十一亦载：“宋时阃帅郡守等官，虽得以官妓歌舞佐酒，然不得私侍枕席。熙宁中，祖无择知杭州，坐与官妓薛希涛通，为王安石所执。希涛榜笞至死，不肯承伏。”薛希涛宁死不肯出卖祖无择，实在够义气，难怪明冯梦龙《情史》将她列入《情侠类》。因此像欧阳修、范仲淹这样做官做到一定程度的人，和妓女来往的时候，就不得不考虑一下自己的前途了。至于几十年为什么一直不能谴怀，这就是文人多愁善感的脾性作怪了。作为妓女，尤其是官妓，和政府官员来往，也不得不有所顾虑。

　　三是条件不成熟。和妓女玩乐玩乐可以，一旦真要将她们带回家去，就不得不考虑一些因素。比如自己前程未卜，甚至居无定所，几乎等同于一个流浪汉，加之经济能力有限，多一张嘴吃饭无疑增加了更大的负担。就像姜夔，一生穷困潦倒，中晚年以卖字为生，或寄寓官僚门下专事写作诗文，当时尽管情真意切，可养活自己都有些困难，哪里还能养活“合肥双艳”!有的文人还有可能有家眷随行，突然间又带回一个女人，老婆大人是否同意还是一个未知数。你在外面粘花惹草也就算了，还将女人带回家来，有的厉害的老婆不和你大干一场才怪。据清刘声木《苌楚斋随笔·陆游出妻妾原委》记载，陆游“至蜀，宿驿中，见壁上诗”，他大加赞赏，“询之，知为驿卒女，遂纳为妾”，但“后夫人王氏妒，竟逐之”。这些难处，妓女又何尝不知道，即使再钟情于你，她也不得不考虑将来的日子怎么过。

　　四是文人的约定本身就具有不确定性。从杜牧、姜夔等人后来的行径看，当时可能的确动了真情。可你信誓旦旦，最终还是屁股一拍走了人，对于萍水相逢的妓女来说，要断定你的承诺是真是假，实在是有些困难。可能是酒后的一句戏言，或是一时冲动，谁又能说得清楚?而且人家要过日子要吃饭，不可能为了你一句空头支票，白白等你几十年。于是，用现在的话说，信任危机就产生了。像欧阳修、杜牧之流，以为自己是天下第一的大情圣，仅凭几天酬应工夫，就自作多情，奢望人家等自己一辈子，简直有些傻得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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