缠足完成之后，原先用来裹脚的布会由蓝色逐渐泛白，长度也会缩短到2至2.5米，最长亦不超过3米。 一般说来，良家女孩绝不会在别人面前解开裹脚布的。如果女孩在异性面前解开裹脚布，那就意味着两人之间，必定有了密切的关系。同时，女人的裹脚布和小鞋，也增进了闺房的乐趣。
女子缠足是中国历史上十分丑恶、十分野蛮的一页。这种极不合理的风俗习惯自然会遭到一些进步人士的反对，清人俞正燮、袁枚和李汝珍即是其代表。
俞正燮认为：缠足把女人弄弱了，失了古时才女的风格。“阴弱则两仪不完”。是男子也要受累的。
袁枚就比俞正燮进了一大步，他在《牍外余言》中说：女子足小有何佳处，而举世趋之若狂，吾以为牍贱儿女之手足以取妍媚，犹之火花化父母之骸骨以求福利。悲夫!
这是袁枚愤世嫉俗的精辟之言。不过，那时正是社会崇拜小脚最狂的时候，他的观点几乎没有什么影响。
反对缠足更为透辟的是李汝珍，他在小说《镜花缘》中，以“反诸其身”的办法，借了林之洋被女儿国选作王妃的事，使男子也尝尝女子缠足的痛苦，作者借吴之和的口气，明确主张道：
吾闻尊处向有妇女缠足之说，始缠之时其女百般痛苦，抚足哀号，甚至皮腐肉败，鲜血淋漓。当此之际，夜不成寐，食不下咽，种种疾病，由此而生，小子以为此女或有不肖，其母不忍置之于死，故以此法置之;谁知系为美观而没，若不如此，即不为美，试问鼻大者削之使小，额大者削之使平，人必谓为残废之人，何以两足残缺，步履艰难，却又为差?即如西子、王嫱，皆绝世佳人，彼时又何尝将其两足削去一半?况细推其由，与造淫具何异?此圣人之所必诛，贤者之所不取，惟世之君子，尽绝其习，此风自可惭息。
在这一番话及《镜花缘》的其它论述中，男女平等观、健床的审美观以及对女子缠足的批判，确实是入木三分，这是当时进步的思想潮流的反映。
在清朝后期，反对女子缠足不仅是一种理论宣传，而且成为一种革命的群众动力。太平天国建立后，在禁止蓄养奴婢，取消娼妓的同时，也禁止女子缠足，到了清未实行维新变法的时候，一些维新志士便明确掀起了“不缠足”运动。一些进步的知识分子以此为突破口，掀起了倡导妇女开化，实现妇女解放的热朝。他们到处宣传男女平等、主张女子要摆脱封建束缚而自立，提倡天足、放足，认为“放的是文明，缠的是野蛮。”
梁启超在《变法通议》中指出：
……不宁惟是，被乃毁人肢体，溃人血肉，一以人为残废，一以人为刑戮，以快其一己之耳目玩好，而安知有字?而安能使人从事于学?是故缠足一日不变，则女学一日不立。
光绪九年(1883)，康有为在广东南海联合开明乡绅谔良首创《不裹足会草例》，倡议女子不缠足。两年后，康有为和其弟康广仁在广州再度提倡女子不缠足。成立“粤中不缠足会”，在全国引起很大反响。从19世纪末到20世初，上海、广东、湖南、福建、湖北、浙江、北京、天津等地创办了不缠足会(或称戒缠足会、天足会，放足会，卫足会)。湖南的不缠足会是由黄遵宪、梁启超、谭嗣同等人发起的，入会的人很多。光绪十三年(1887)七月，梁启超、谭嗣同，汪康年，康广仁等又发起成立全国性的不缠足会，总会设于上海，各州、县、市、集设分会。总会订有章程，规定入会者所生的女儿不得缠足，已缠足的如在八岁以下一律放足，所生儿子不得娶缠足之女。他们还到处散发自己编印的《戒缠足歌》，鞋铺也增加了新的营业项目，如长沙有家李复泰开的鞋铺就贴出广告云：“定做不缠足云头方式鞋。”杭州的放足会则是妇女自己组织的，发起人是高白叔的夫人和孙叔仪、顾啸梅、胡畹畦等人。光绪二十九年(1903)她们在西湖开会提倡放足，演说三个小时，会后合影留念。当时到会的有八十余人，其中已放足的有十余人，当场表示愿放的有三十余人，将来不愿女儿缠足的有二三十人，不缠足会成为戊戌变法期间争女权、倡导妇女解放的重要团体，它影响深远，一直影响到建立民国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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