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历史上，有一个家族和他建立的政权对历史和社会产生过重要影响，这就是司马氏及其建立的晋王朝。司马氏先后建立了西晋和东晋两个政权。西晋建立于265年，280年灭东吴，统一中国，结束了自东汉以来百余年的分裂局面。但十年之后(291年)，爆发“八王之乱”，接着永嘉之乱、五胡内迁，流民起义，全国陷入大混乱。316年，西晋灭亡。西晋共51年，是一个短命的王朝。

　　西晋灭亡后，司马睿在建康(今南京)建立了偏安的东晋政权。东晋从317年到420年，共103年。

　　以西晋历史为例，从司马懿发动政变控制曹魏大权，到晋武帝司马炎代魏建晋，再到最后一个皇帝晋愍帝司马邺被毒死，西晋灭亡，司马家族与西晋政权的兴与衰紧密相连，从始至终充满了激烈的政治斗争。研究西晋的兴衰过程，可以深刻、形象地展示“其兴也勃，其亡也忽”这一兴亡周期律。我们从西晋的兴衰中，可以得到许多有益的启示。

　　“居治忘危”，司马炎丧失大好局面

　　司马炎作为西晋的开国皇帝，在即位之初，能够以国事为重，励精图治，实行无为而治的宽松政治，使社会矛盾有所缓解。泰始四年(268)，司马炎发布诏书：“永惟保乂皇基，思与万国以无为为政。”意思是，为永葆我大晋的江山，现以无为之法作为治理国家的核心。

　　无为，是道家的思想主张，本意是无所作为，但是运用到治国理念上，并不是什么事都不做，主要是对人民少干扰，轻徭薄赋，不大兴土木，不瞎折腾，让人民有一个安定的生活环境和生产环境。历史证明，国家在社会动荡之后实行这样的政策，会使社会安定，经济恢复。西汉初年的文景之治，就是因为实行了清静无为的政策。

　　同年，司马炎又在诏书中提出治国5条原则：一曰“正身”，二曰“勤百姓”，三曰“抚孤寡”，四曰“敦本息末”，五曰“去人事”。

　　“正身”，就是当政者要以身作则，起好作用;“勤百姓”，关注百姓的生活;“抚孤寡”，关心社会上老年人、家里有困难的那些人;“敦本息末”，这是中国传统的治国理念，“本”指农业，“末”指商业，“敦本息末”就是要重农抑商;“去人事”就是不要把人际关系弄得太繁琐复杂。

　　为使诏书的精神落到实处，司马炎带头遵守执行。比如，他严禁奢侈。有一年司马炎患病初愈，一些大臣带礼物前来祝贺，司马炎予以禁止。有一太医向司马炎献上一件雉头裘，精美无比。可司马炎不但没有接受，反而非常生气，一怒之下当众焚烧于殿前。并下令：朝廷内外再有人敢这样做，一定以罪论之。司马炎这样做，不排除作秀之嫌，但是对社会还是起到了一定的好作用。

　　司马炎在位期间做的另一件大事就是发动灭东吴的战争，实现了天下归一，三国归晋。晋武帝司马炎发动的灭东吴战役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西晋是魏晋南北朝近400年的历史中唯一的一次全国统一。国家的统一对于民族凝聚力的汇集和民族融合的发展有重要推动作用。

　　然而，在国家统一的大好局面下，司马炎开始飘飘然了，滋生了骄傲自满的情绪。生活上由提倡节俭开始奢侈腐化，上行下效，西晋社会风气开始败坏，官僚大臣争相贪污敛财，炫富比富。社会风气变得腐败不堪，西晋王朝沦落为历史上最腐败的政权之一。

　　奢侈、拜金、清谈严重腐蚀社会机体

　　西晋社会风气如江河日下，其中有三股风气最为突出，严重地腐蚀社会机体。

　　第一，奢侈腐化之风。西晋统治集团腐化先从皇帝开始。晋武帝司马炎在民间大选宫女。后宫宫女多达数千，但他仍不满足，灭吴之后，又把吴国宫中数千名宫女运到洛阳。这样，后宫宫女达到万人。由于宫女太多，司马炎不知所从，有时就坐在一辆羊拉的车上在宫里转悠，车停在哪个宫女的门口，就在哪儿过夜。

　　皇帝如此荒淫无度、纵情享乐，怎么能对下面进行约束?于是那些皇亲贵戚、官僚大臣紧随其后，极尽奢华，纵情声色。有的讲究吃。何曾任朝廷高官，聚敛了许多钱财，每天吃的费用多达一万钱。面对无比丰盛的食物，他居然说：“简直没有值得下筷子的东西!”其子何劭，更加奢侈，一天吃饭的花费达到两万，超过其父一倍!

　　西晋盛行炫富、比富之风，石崇和王恺比富斗宝的故事就很典型。在西晋，有些权势过大、财产过多的人，牛气冲天，缺乏自制，甚至以杀人当儿戏!

　　据《晋书·王恺传》记载：外戚王恺在宴请宾客时常安排一些女伎奏乐助兴，一次一位吹笛的女子吹得有些走调，王恺便当众把她处死。石崇也是个以杀人为乐的极其残忍的家伙。每次请客饮酒，常让美人斟酒劝客。如果客人不喝酒，他就让侍卫把美人杀掉。一次王敦与他的从兄王导一道去石崇家赴宴。王敦硬是不喝，结果石崇斩了三个美人，他仍是不喝。王导责备王敦，王敦却恶狠狠地说：“他自己杀他家里的人，跟你有什么关系!”

　　对社会自上而下崇尚奢华的现象，有识之士无不忧心忡忡。大臣傅玄就向朝廷上书，愤怒指出：“奢侈之费，甚于天灾!”

　　第二，金钱崇拜之风。在司马炎的纵容和包庇下，西晋的官僚富豪们不遗余力地追求利益，贪婪地搜刮民财，金钱成为对他们最有吸引力的东西。有了钱就没有办不成的事。

　　西晋是中国古代金钱拜物教最盛行的时期。钱本来是物品流通的媒介，但是，西晋钱却成了无所不能的神物。人们痛感这一风气对社会的腐蚀，纷纷写文章予以抨击。其中鲁褒写了一篇著名的《钱神论》，辛辣地讥讽一切为钱、一切向钱看的社会现象。

　　鲁褒对钱的作用的论述，十分精辟，他把官僚贵族对钱的贪婪掠夺和钱的作用描绘得淋漓尽致。文中写道：

　　失之则贫弱，得之则富强……无德而尊，无势而热，排朱门，入紫闼，钱之所在，危可使安，死可使活，钱之所去，贵可使贱，生可使杀。是故忿争辨讼非钱不胜，孤弱幽滞非钱不发，怨仇嫌恨非钱不解……

　　鲁褒的批评真是一针见血，入木三分!钱变成了社会上一个有力“杠杆”，人们毫不隐晦地谈钱、爱钱、贪钱、掠钱，朝野上下，一切向钱看，一切可以用钱换，社会风气腐败透顶!

　　孟子说：“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如果举国上下的人都在争利、逐利，国家就危险了。如果此种现象成为社会时尚，那国家肯定要出问题了。在钱的驱动下，西晋社会问题日趋严重，统治危机日益显现。

　　第三，清谈虚浮之风。西晋社会上弥漫着一股清谈虚浮之风。清谈又称“谈玄”、“玄言”，专门讨论一些抽象的脱离实际的问题。西晋官僚们也大畅玄风。他们以“名士”自居，一边潇洒地挥着麈尾，一边侃侃而谈。故弄玄虚，如琅琊大族王衍，被誉为玄谈领袖。他历任中领军、尚书令，职务很高，却不干实事，“口不论世事，唯雅咏玄虚而已”。他手执玉柄麈尾，“妙善玄言”。由于清谈之风盛行，使西晋的官员们“居官无官官之事，处事无事事之心”。当官的不干实事，办事又不认真去办，敷衍了事，马马虎虎，每天乐此不疲的就是清谈。

　　西晋官员们终日谈论玄远、喝酒放纵，不去处理和解决实际问题，这种风气必然给国家带来严重的后果。西晋灭亡时，大臣王衍被杀前，叹息道：“呜呼!吾曹虽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虚，戮力以匡天下，犹可不至今日。”这就是所谓“清谈误国”。其实西晋灭亡的根本原因在于其政治腐败导致的社会动乱，官员清谈是政治腐败的表现，是表而不是本。

　　司马炎在统一中国后，骄傲自满，不思进取，丧失危机意识，社会风气严重败坏，政治日益腐败。唐太宗李世民在《晋书·武帝纪》中点评晋武帝司马炎说：“不知处广而思狭，则广可长广;居治而忘危，则治无常治。”可谓一语中的。

　　西晋灭亡的两点启示

　　纵观西晋兴亡的全过程，可以发现，西晋由兴到亡，犹如上山下山。上山者，司马懿、师、昭父子三人。司马懿发动高平陵政变，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消灭了曹爽集团，掌控了曹魏大权。为了夺取曹魏政权，司马懿父子经过16年的打拼，到265年，终于登到了山顶。司马炎继承父祖打下的江山，成为西晋的开国皇帝。但司马炎没有经营好司马氏的天下，社会风气败坏，西晋开始走下坡路。西晋衰败，如同滑坡，速度越来越快，司马炎之后的三个皇帝，个个短命，仅用了26年，就完全葬送了大晋帝国!

　　与强大的汉唐王朝相比，西晋缺少一个较为稳定、连续统治群体是致其短命的硬伤。比如，西汉从汉高祖刘邦中经汉惠帝、吕后、文、景到汉武帝，六七十年间，推行清静无为的恢复经济的政策，国家恢复了元气，出现了“文景之治”的局面，为汉武帝时的大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唐朝从李渊建国到唐玄宗，虽然出现动荡，甚至武则天还改了唐朝的国号，但是唐朝没有大乱，根基未动摇，几代皇帝励精图治，持续发展，终于开创了繁荣的开元盛世。

　　西晋社会腐败，历史闻名。腐败问题历朝皆有，但像西晋这样自上而下、大面积的恶性腐败并不多见。

　　《晋书·惠帝纪》讲到西晋的社会风气时这样说：“纲纪大坏，货赂公行，势位之家，以贵陵物，忠贤路绝，谗邪得志，更相荐举，天下谓之互市焉。”

　　所谓“互市”就是交换。权与钱、权与人、权与色、权与所有有用的东西都可以交换，权钱交易，钱能通神，比富炫富，整个社会弥漫着一股钱臭味，严重腐蚀了社会机体。道德无底线，游戏无规则，腐败使西晋到处乌烟瘴气。

　　从西晋灭亡中还可得到两点启示：

　　一是民生最重要。在西晋社会连绵不断的动乱中，受害最深的还是老百姓。老百姓在战乱中流离失所，四处逃亡，大量人口死于战火或逃难途中。西晋战乱，究竟使多少人死于非命，无法统计。

　　由于战乱不已，政府无暇顾及民生，导致保障农业发展的基础建设如水利工程得不到维护，所以当自然灾害来临时，由于灾害防御能力低下，水利工程失修，卫生预防全无，加剧了自然灾害破坏程度，人民更加痛苦。

　　据《晋书·五行志》记载，晋怀帝永嘉三年(309年)，大旱，严重缺水，“河、洛、江、汉皆竭，可涉”。涉，即徒步渡水，黄河、洛河、长江和汉江的水都干了，可以趟水过河，可见旱到什么程度!

　　永嘉四年(310年)，闹蝗灾，“自幽、并、司、冀至于秦雍，草木牛马毛鬣(马颈上的长毛)皆尽”。这是说整个北方地区，蝗虫太多了，不仅草木被吃光，连牲畜身上的毛也被吃光了!这是多么可怕的景象!

　　二是生命最可贵。在司马氏夺取曹魏政权和建立晋政权的过程中，许多士人也遭到杀戮，他们自以为参与政治，可以“治国平天下”，到头来却陷入了权力之争的残酷游戏。《晋书》说：“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士人不断被杀的惨痛教训，人口大量死亡的惨状，使他们渐渐清醒起来。他们意识到，人世间最珍贵的是生命，最舒心的生活是“贵适宜”。他们逐渐认识到“自我”，产生了与所谓“政治”的疏离感。他们追求属于自己的生活，张扬个性，珍爱自我，行为举止，标新立异，形成了内涵丰富的“魏晋风度”。在文学史上，这被称为“人的自觉”和“文的自觉”的时代。

　　总之，短命的西晋王朝给后人的启示中，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关注民生，远离仇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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