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五百年前，明王朝实行最严厉的海禁政策，王直的海盗武装走私集团经营的宁波双屿岛(今舟山六横岛)却是全球性的贸易中心，来自欧洲和日本的白银源源不断运到这里，换取中国的丝绸、瓷器和茶叶。当时的双屿岛，仅葡萄牙人就有1200人，历史学家称之为“十六世纪的上海”，全球的商品在这里交换、中转和集散。台州蛇蟠岛曾是双屿岛的分埠。

　　当时欧洲处在蒸汽机发明前200年，日本有66国争雄，嘉靖年的明王朝是全世界最强盛的帝国。1548年浙江巡抚朱纨率大军捣毁了双屿岛。对海上贸易执着的葡萄牙人，经蛇蟠岛向南转移到福建的浯屿港、月港，继续与王直集团合作。漳州附近，成了新的贸易中心。此后，明朝闭关锁国的海禁政策，又将葡萄牙人赶到了广东珠江口。这时，都指挥使黄庆收受贿赂，允许葡萄牙商人在澳门安顿下来，经商贸易。

　　500年前的中国，曾经是当之无愧的世界贸易中心，假如当时的明朝政府，不去攻剿双屿岛，而是打开国门，放开海禁，利用中国的压倒性贸易优势，富民强国，中国的世界贸易中心地位，可能保持500年至今，鸦片战争以后的所有民族灾难或可避免。康熙皇帝收复台湾后，曾经开放海禁，晚年再次禁海。而同时代的俄罗斯彼得大帝，则励精图治，疯狂地推动海外贸易和工商业。此时，距英国用枪炮打开中国的大门，只有一百多年了。

　　中国在全球化中掌握自己的命运、拥有强势地位的机遇，始于宁波双屿岛，终于康熙晚年的禁海。面对五百年来的沧桑，我们不得不承认：曾经，中国人有机会把全球化的主动权和船舵都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我们曾离成为世界财富中心如此之近。明初以后，朝廷厉行海禁，同时实行古怪和有限的朝贡勘合贸易。即外国商人随“贡使”来到中国，由市舶司将其货物以“贡品”名义“朝贡”给朝廷，中国方面则把商品回赐给这些“仰慕天朝威仪”的外国人，贸易的规模、利润、效率统统不计。嘉靖初为三年一贡，允许每次三条船200人。后因日本商贸使团间“争贡之役”，朝廷停止中日勘合贸易。

　　同一时期王直集团冲破贸易壁垒，武装走私经商海外。王直先后居留日本20年，事业鼎盛时以平户为基地，称霸海上，屡败明军，称“徽王”。这一时期，王直承袭徽商传统风范，在日本发扬光大。日本史称王为“大明国的儒生”。王直学习日本语言文字，研究日本的商品市场，以信义取利。在王直麾下，也有一些日本人俯首听命于王直的调遣，学习经商本领。以诚待客，以信接物，以义取利的“东方商人”的精神风貌，被日本商界视为典范。在今天的日本，还以画册、书籍、卡通和游戏软件等多种形式叙述王直的故事，在平户，有王直的住宅旧址供人观瞻。

　　500年前的这场对外开放之争中，有一个关键性人物，他就是王直，明嘉靖年徽州歙县人。史书描述王直“少任侠，壮多智略，乐善好施”。王直早年按徽州习俗经商服贾，南下广东，造巨舰贩运硝黄、丝绵等抵日本、暹罗、西洋等国，对外贸易使王直的财富迅速积累。明朝嘉靖年“片木不准下海”，官府的海禁与压迫，将渔农工商逼上绝路，中国沿海各地爆发大规模的武装走私活动，王直在宁波双屿港为许栋集团掌管船队。及浙江巡抚朱纨发兵攻剿，李光头被捕，许栋兄弟逃亡，王直收其余众，发展成为江浙海商武装集团的首领。

　　公元1550年，王直以靖海、剿匪有功，叩关献捷，请求松动海禁，通番互市，反遭朝廷偷袭和围攻。王直突围后逃亡日本，积蓄力量，两年后重返浙洋，在沿海商民支持下，攻城略地，威震江浙。王直在定海称净海王，又称徽王。官军莫敢撄其锋，浙直(“直”即现安徽、上海一带)闽广几不可支，张经、周珫、杨宜三任总督被先后撤职。尽管此时海禁依旧，但对外贸易却以武装走私的形式被延续着……

　　嘉靖三十四年(公元1555年)，明王朝在与王直武装集团的交战中屡遭失败，三易督帅，被迫改变策略，决定招抚王直。新任浙闽两江总督的胡宗宪受命谋划。胡宗宪释放在狱的王直的老母妻儿，给予丰厚的待遇，同时派使团前往日本宣谕并招抚王直。王直经过慎重考虑，决定归顺朝廷，遣人赉疏胡宗宪“代为疏请通商”。疏文强烈要求明朝廷解除海禁，开市通商，并求都督职使，“使得稽压海上，开市息兵”。经多轮谈判，王直遂于公元1557年9月下旬率数千骁勇由日本驾舰回国，泊舟山岑港，不久往钱塘总督府接受招抚。胡宗宪以礼留居王直，随后上疏对王直赦免。但此时朝中一些重臣已变换嘴脸，对胡宗宪进行激烈的弹劾，言其受王直贿赂而徇私。

　　胡宗宪陷入危境，被迫交出王直。王直被捕入狱，公元1559年12月被斩于杭州官巷口。徐光启为王直鸣不平，说“招之使来，量与一职，使之尽除海寇以自效”。清人朱克敬在《边事汇钞》中评说“斩汪(王)直而海寇长，推诚与怀诈相去远矣”。王直临死时预言：“死吾一人，恐苦两浙百姓”。

　　胡宗宪(1512-1565)，明徽州绩溪人，嘉靖年官至兵部尚书、七省总督、加太子少保、少保衔。任上不畏豪强权贵，洁已奉公，持法正事，为整顿和加强北国边防屡建功勋，为整治藩王和平反冤狱恪尽职守。胡广揽人才，徐文长、戚继光、俞大猷等皆为重用。他博学深思，除著述多卷诗文奏稿，主编集定了《筹海图编》，记述明代中日关系，分省御倭，用兵、城守、剿抚、互市和沿海布防形势等，并附详图。此书点燃了当时中国建立海上强国的希望。

　　胡宗宪认为朝廷利用王直，并让海外贸易合法化，既可使海盗不剿自平，还将开辟出海上丝绸之路。从今天的眼光看，此举乃依托明朝帝国强大的生产力，通过对外开放取得国力持续发展并继续称雄于世界的强国良策。但此远见卓识不被愚顽的明王朝所取。胡宗宪成功招抚了王直，并上疏请求赦免，却又在谗言诬陷中被迫交出王直受死，最终形成东南海疆祸患加剧的格局。朝廷言而无信铸成大错，反由胡宗宪背负恶名。胡宗宪被权奸反复弹劾，再次下狱，辩诬无望，面对世态炎凉，愤笔 “宝剑埋冤狱，忠魂绕白云”，作《走狗歌》痛斥奸佞后引刃自杀。继王直之死，两位天才共同演绎了感泣天地的时代悲剧。胡宗宪之后，天才战将戚继光郁郁而终，天才文人徐文长疯狂自毁。明朝中后期朝政腐败暴虐，忠奸不辩，冤狱不止。那是一个王朝没落和屠杀天才的时代。

　　对于王直的评价，史学界历来褒贬不一。否定的观点，认为王直本是一个从事海外贸易的商人，贸易上的巨大成功不仅没有填平他日益澎涨的欲望，反而愈加滋长了其海盗野心和政治欲望，公然与明王朝进行对抗。因为王直的部属成份复杂，他既广揽来自中国大陆的各类平民、流民和知识分子，也将流落海上的日本武士、商贾和浪人收于麾下。否定者因之定论王直由走私商人变为海盗，由海盗蜕变为“勾倭作患”的民族败类。

　　肯定的观点认为：王直本是一位优秀的商人，并对早期中日民间经济与文化的交流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他后来走上“武装经商”的道路，完全是明王朝海禁政策和言而无信的龌鹾手段逼迫的结果。所谓“勾倭”，实际上是流亡海上的少数日本人为王直效力卖命。这与后来的汉奸俯首听命于日本侵略者相反。海外贸易是中华古国走向世界的必由之路，王直代表着推动文明进程的积极力量。

　　两种观点的聚焦，是对促成王直由“商”变“寇”中至关重要的因素――明王朝“海禁”所起作用的认识有别。今天，海禁以及由此带来的后果都已成了铁板钉钉的历史。对王直功罪的论争、对海禁历史的评判不再显得重要。重要的是：我们的先辈走过了500年的弯路，我们要用务实的工作来补偿。不要让500年后的后辈们再来“殇”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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