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理论冲突之焦点——克劳塞维茨

　　不列颠民族在二十世纪非常有幸地同时拥有两位军事思想的巨匠，今天，他们在很多场合还是被相提并论的——机械化战争理论、有限战争理论等等。甚至在英国三军学会颁发切斯尼奖时，他们也是同时接受。实际上，两人之间的交往从二十年代就开始了。他们开始的关系既象合作者又象朋友，年长的富勒对机械化战争理论的执着在很大程度上感染和影响了哈特，当然哈特对机械化战争态度的日趋坚定也有他对一战反思的结果。哈特还曾以学生对待老师的礼节对待富勒，把自己的著作拿去让富勒指点。但他门之间在学术上的合作仅限于机械化战争理论。尽管他们对战争和战略目的的追思都有异曲同工之处。但是在学术上两人的距离始终是保持着的,用富勒的话来说就是“是伙伴似的而非合作似的”。 那他们在军事思想上倒底有什么相异之处呢?

　　也许他们最明显的不同就是对克劳塞维茨的态度。毫无疑问的是，他们在研究战争的指导思想和战略原则时都受到了克劳塞维茨思想的影响。富勒在《战争指导》一书中仍尊称克氏为“战略之父”，而哈特在《战略论》中却大力批判克氏的战争一定要流血的观点。钮先钟先生把他们对克氏态度不同的原因归结为哈特对《战争论》看得不够透彻，没有象富勒那样领会更深。我认为这种断言有点武断，哈特之所以对克氏的理论持比较激进的批评态度主要是出于对传统战略思想的反动。正如我前面已论述到的，他的间接路线战略就是要避免克氏倡导的决定性会战，以最小的代价来实现目标。如果他在这一点上也沿袭克氏的观点，那他的间接路线战略充其量只能成为战术一级的间接手段。我们可从哈特的原句中看到这种因素：“‘在战场上消灭敌人的主力’是战争的真正目的----把这条原则变成教条，主要是由于克劳塞维茨的影响。”“克劳塞维茨过分强调了陆军的作用，因而未能正确估计海军的意义。他的眼光显得相当近视，就在战争的机器时代已经敞开大门的时候，他还在宣扬自己的信念，说什么数量的优势仍在与日俱增地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这样的“信条”增长了一般军人本能的保守主义思想，使他们不敢相信机械的发明有创立新型优势的可能性”。“在为军事目标下定义的时候，克劳塞维茨曾使自己的战略趋向于纯粹的形式逻辑。”“他写道：‘使敌人无力抵抗是战争行为的目标’，至少在理论上必须这样”。“克劳塞维茨尽量颂扬‘绝对’战争的观念。他在这个问题上的理论阐述，对军事学术的发展也产生了相当有害的影响。”

      实事求是地说，富勒也对克劳塞维茨提出了较多批评的：“克劳塞维茨的缺点在于他的哲学式的思维方法，一种寻求绝对的习惯，经常不断地使他陷入迷途。”“克劳塞维茨有许多盲目的见解，其中最大的错误是，他从来没有认识到战争的真正目的是和平而不是胜利。”“虽然克劳塞维茨有二十年参加拿破仑战争的亲身经历，但他对战争的理解仍然是模糊不清的。由于误解了拿破仑的进攻原则，他竟把自己的绝对战争概念强加给了拿破仑，这样，不仅把他许多未来的弟子引人了歧途，而且对于二十世纪无限战争的广泛扩展，也负有大部分的间接责任。” 我们从哈特和富勒对克劳塞维茨批评言论的对比中不难发现，其实两者的观点有很多相近之处。之所以会产生不同的反响，主要正是因为哈特必须否定当时流行和主导的“绝对战争”的观念，不破则难立。再加上哈特在批评克氏理论同时也牵涉进了一大批人，这样一来，对克氏之批评自然尤为显眼。反观富勒，我们知道《战争指导》一书并不象《战略论》那样很明显地要确立一种新观点。富勒更多的是在总结历史的经验，他看待克劳塞维茨的理论，尽管有不敢苟同的地方;但他决不会视其为非要拔去的肉中刺。他宁愿承认克氏的历史影响和时代条件下的合理性;宁愿把人类的军事思想史看成是一个演进的历史过程，从历史中得出一种结论，而不是象哈特那样以历史来证明自己的观点。对于克氏思想的反动，我们直到今天还不敢评定其是非。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在当今实际的军事战略和战术应用过程中，李德尔·哈特的理论更普遍于克劳塞维茨的理论

　　富勒与哈特在战略理论上还有一点分歧就是对决定性会战的态度，这实际上也是他们对克劳塞维茨思想分歧的延伸。我已经在前面分析过，富勒对战争的结果讲求一个经济的收益，但他对决定性会战的态度却不象哈特那样极端的反对。他研究军事历史的巨著《西洋世界军事史》原名就是《决定性会战》。富勒虽然倡导机械化战争以代替当时盛行的阵地战和包围作战方式，但他对机械化部队仍能以低代价取得决定性战果持肯定态度。富勒在《装甲战》中就写道：“总之，摩托化和机械化只是改变了战争的条件，即改变了将军使用的工具，而不是他的军事原则，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我希望我的听众承认现有的军事原则，而不予以修正，并在研究过去、现在和未来战争时，把这些原则作为他们必须学习的主要内容。” 他的战略目的就是要达到“瘫痪”敌人。当然，我们也看到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富勒对决定性会战的态度也不象早年倡导机械化战争是那样坚定了。尤其他在《西洋世界军事史》的最后修订版中曾对战争的形式作了与他从前很不一样的评论：“一切的意义不过是说某一种战争形式过时了，于是由另一种取而代之。” 从李德尔·哈特的角度来看，他也未必是绝对地反对决定性会战。他的观点实际上是认为在没有力量或时机赢得一场决定性会战时应尽量避免它——“如果不预先使对方发生动摇，丧失平衡，那么要想把敌人打倒在地，就不得不同对方作紧张的较量，因而过多地耗费力量。采取这样的斗争方法，要想夺取胜利，那就必须在力量上大大超过敌人，即使在这样的条件下，他也不一定能取得决定性的战果。在大多数的战役中，使敌人在心理上和物理上丧失平衡，常常是最后打败敌人的一个重要前提。” 他还从大战略的角度强调政治目的才是大战略的最终目的，军人就是要跳出本位的思考以军事战略服从国家战略，在这样一种前提下，决定性会战的地位也就不那么重要了。“军事目标只不过是达成政治目的的一种手段而已。所以，军事目标是由政治目的来决定的。” 不过，这里有一个基本的条件，那就是政治不可以要求军事去完成它所办不到的事情。因此，我们对比两为理论家的观点，实际上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李德尔·哈特与富勒在“决定性会战”上的分歧，只是对其重要程度上的认同差异而已，并不是某些人提到的截然对立。

　　第二节、气质与伟人

　　其实，比较富勒与哈特在理论上的差异实在一件琐碎的事，尤其是关于一些由于两人不同的背景而导致两人在一些基本的军事见解和战术修养上的不同，更不如比较两人个性上的差异能说明问题。的确，富勒和哈特是两种完全不同类型的人。富勒是受正规军事传统教育成长起来的职业军人;而李德尔.哈特则只在大学读了不到一年时间，又是不顾父母反对为理想而直接参军，其后又成为自由职业者，甚至一度还成为政治家的私人顾问。可以说，哈特的经历要比富勒复杂得多。两人的性格受其经历的打造，明显表现出不同。富勒比较严肃、沉稳、孤僻、尖刻，典型的英国绅士的气质;而哈特比较活泼、冲动、机警、圆滑，十足的中小知识分子的性格。但两人之间却存在一种极为重要的共性——执着，这是他们成功的关键。

     两人的影响和地位直到今天都被争论不已，但基本上有一个趋势，即富勒的影响和地位正在军事理论界的评价中超过哈特。要知道，早些时候，富勒的声名是受到一定程度的埋没的。这可能与他孤僻、尖刻、不善表达的性格特征有关，也可能与他不合时宜的政治态度倾向有关。他曾因写《战争科学基础》一书因语言尖刻引来一片反感，以至于总参谋部的军官们公开抱怨：“有两类人我们从都不会将他视为朋友并与之交往。一类是那些诽谤和抱怨比自己高明的人的人，另一类是那些以为自己读过一点军事历史就认为其他人都一无所知的人。富勒就是这两类人的代表。” 哈特在肯定了富勒的见地同时，也提醒富勒在表达上的方式。哈特本人在这方面确实做得比富勒成功。即便当时哈特对军事理论的祖师爷克劳塞维茨作了相当严厉的批评，他也是以一个富有热情和朝气的军事理论的改革家为世人所接受。由于德军名将装甲兵司令古德里安对李德尔·哈特的推崇，他的声名在在军界由为受人尊重。特别是在二战中德国人将机械化作战演绎得光彩四射，作为机械化理论的积极倡导者和一个被敌方著名将领极为推崇的人，哈特自然是声名远扬。他生前所获得的荣耀远远胜过了富勒，尤其是二战才结束后的一段时间里，人们从现实的反思中直接到哈特那里寻得军事战略和军队建设的答案。相比之下，一直默默写书的富勒便黯然不少。但是随着富勒的著作一部部被世人所仔细研读，并被奉为经典，这为装甲战之父的成就渐渐为人所知。富勒留下了四十五本著作，这其中有多本已被列入经典，尤其是军事理论界已认识到富勒理论基础的扎实、思想的连贯、战略体系构架的完备。而相比之下，李德尔.哈特的三十六部著作中只有《战略论》最有影响。另外，他著名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从其内容来看，更应视其为一部杰出的军事历史著作，而不是军事战略理论的著作。专门研究这二人的英国著名军事理论家布雷安·霍尔登·瑞德这样评说二人：“我认为就一位思想家的眼界、创造性以及思想深度而言，富勒是两者中更杰出的一位。

　　伴随着富勒声誉大振的同时，李德尔·哈特却开始饱受非议。有人批评哈特的见解过于肤浅，他的很多机械化战争理论是在抄袭富勒……其实，哈特自己从未否定过他从富勒那里吸取过思想与经验;即便在哈特声誉最辉煌的时候，他也认为富勒是机械化战争理论的先驱，并对富勒的每部著作都大加推崇。在他们生前并没有我们所理解的两个处于荣誉焦点的人之间的那种“瑜亮之感”，倒是在他们去世后充满了种种谣传，真可谓“身后是非谁管得，满村争说蔡中郎”!而钮先钟先生对他们的比较评价却更体现出东方人的见解：“李德尔·哈特非常人也。他虽然是由于富勒的指导，在学问和思考上才能更上层楼，进入新境界，但最后他还是能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另立宗派。李德尔.哈特在思想上虽以富勒为源头，但并不受其限制，他有其独立的路线，于是终成一代大师，取得与富勒分庭抗礼的地位。” 尽管我们说，对他们的评价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表达，二人确实也是各有优缺点。而伴随着时代的演进，他们各自的地位还会有起伏，但我们必须以历史事实来说话。尊其二人为二十世纪的战略大师应该是没人反对的。他们是历史造就的雄才，也是改变了历史的雄才!

　　我们在探讨富勒与李德尔·哈特的不同之处时，也不能忽略了他们最为相近的一面。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他们二人朝一个方向的努力，二十世纪的军事理论在同古典军事理论的交锋中未必能获得如此彻底的成功;人们也很难说得出今天的世界战略思想是一种什么样的格局。他们惊人的相似并不是在于他们身世或理论上的相似，他们在对历史的反思中产生出来的那种冲击传统的思想和惊人的创造力的相似才是最具决定性和戏剧性的。戏剧性的编著者不是莎士比亚，而是历史!富勒说：“战争是个历史的问题”， 哈特说“历史是实际的经验”。 实际上这就已经在回答我们在本文开头引用的马克布·洛赫的提问。拿破仑老早就告诉我们要在历史中去获得战略的经验。

       我们也可以这样说，真正的战略家是无法离开历史而思考的。在富勒和哈特最初的眼光中，现实就是要避免历史上所犯过的错误的重演!富勒一生最有影响力的著作中，研究军事历史的占了一半以上，尤以他的《西洋世界军事史》和《战争指导》最为成功;哈特研究军事历史的著作也许比富勒要少，但他最重要的两部著作《战略论》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却都是军事历史研究的成果。尽管我在前面也提到过：富勒主张从历史中总结经验，得出结论;哈特更善于用历史来证明自己的观点。这两种态度只是个性差异的结果而已。但两人对于历史的倚重却是一致的。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我们称两者均为机械化战争思想的创立者也不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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