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开支与人种改良适应性问题在此处的讨论中居于重要地位，但我们也不可忽视另一个相对独立的话题——安乐死：人们因无法容忍的痛苦而要求最后的解脱。这种人在纳粹德国与其他社会同样不容置疑的存在为实施仁爱致死术和对受苦的个人关怀稍有擦边的政策提供了机会。
如前所述，20年代中叶，埃瓦尔德梅尔策记录了某些受心智缺陷子女困扰的父母的情况，他们大多从情感和经济上都疲于应付这类子女。在纳粹德国，平民寻求评论某个法律问题或解决个人痛苦的一种方式就是致信元首的总理府。有一名因癌症而垂死的妇女，以及一个名叫克瑙尔的畸形婴儿的父母寻求获准“安乐死”，当然我们不应想象想死的德国人都会致信总理府。
1929年希特勒在纳粹党纽伦堡集会上发表的一篇演说触及了人种改良杀婴问题：
假如德国每年新生100万婴儿，那么清除其中最弱的70—80万，最终结果还是实力增强。最危险的事莫过于我们切断自然选择的过程，从而失去获得健全人的可能。第一胎未必总是最聪明和最强壮的。斯巴达——历史上最清晰的种族国家个案，就系统化实施这些种族法律。现在情绪化人道主义造成的后果，就是我们让健康者付出代价去试图维护弱者。
掌权之后，普鲁士内政部长汉斯拉莫斯这样说：
他认为将无价值的严重心理疾病患者清除的做法是正确的。他举出了几种精神疾病的例子，患病者必须被安置在沙子和锯末上躺卧，因为他们大小便失禁，他们还会将粪便放入口中当做食物，凡此种种。从这点出发，他说他认为将此类人的无价值生命加以终结是正确的，认为这会为医院、医生和护理人员带来某些节约。
希特勒授权元首总理府负责人菲利普布兰特教授，再由他们授权指定医生实施“安乐死”。可以推定此次授权由谋杀项目医疗组成员策划，他们对任何司法回应都备感焦虑，尽管有必要注意该授权文件并不具备法律效力，而且“安乐死”计划从未获得法律批准。即使按照第三帝国法律，这种行为也同属谋杀。
元首总理府常以令人怀疑的迅捷，详细制定对“畸形婴儿”实施“安乐死”行动的官僚与医务人员构成，借口是来自克瑙尔家族焦虑的父母的那类请求。1939年8月，医生和助产士被迫将严重遗传疾病和先天性唐氏综合征、小头畸形或脑积水、残肢症和痉挛性麻痹等病例上报某个帝国委员会以进行科学登记。两名非专业人士——汉斯文茨勒教授进行评审，他们三人在表格上标注相应符号，就应采取的行动过程提出建议。如病例在“安乐死”上被加注“+”，那么该婴儿就被转送到约30家特别儿科诊所当中的一家，常用的借口是这些诊所能为儿童提供专家诊疗。
我们应当注意到某些个案中是父母要求将儿童杀死，他们大多数无法应对残疾儿童。女婴尤塔因早产患有严重发育障碍，朗根霍恩精神病院两次拒绝接收这个孩子。她父亲解释说：“由于我在一家兵工厂任电气工程师，有着极度重要的职责，因此我有权享受一名健康妻子的照顾。我们的愿望是尽快再要一个健康的孩子。令我们极为沮丧的是假如我们被迫再次接纳这个不可救药的孩子的话，我们的愿望就会破灭。”后来杀死尤塔的医生谈道：“她\[那位母亲\]已不再来看望那孩子，要做到眼不见心不烦。那位父亲同意进行成功的处理。”换言之，纳粹开始了其“安乐死”运动，切入点是他们可能遭遇最少抵抗之处，早在20年代他们就该问题进行讨论时，这一点就已了然于胸。
一旦进入这些特别诊所，孩子们就要经受广泛的测试，某些还会经历痛苦的实验。一日剂量的巴比妥酸盐，如鲁米诺镇静剂被掺入他们的饮食中以抑制呼吸，以使他们患上肺部疾病，或使用过量的吗啡-东莨菪碱将他们致死。关注孩子们的父母被用谎言加以安抚或在确认儿童死亡前禁止探视。多达6000名婴儿直至16岁的少年，在这个儿童“安乐死”计划中遭到杀害，遇害者年龄上限被悄悄地从三岁提高到八岁，然后提至12岁，最终被改成16岁。一支扩大的医疗和精神病专家团队被建立，以应付将成年精神病院住院者杀光的更为庞大的计划。该行动总部位于柏林动物园大街(Tiergartenstrasse)4号，因此得名“T-4”行动。这些人1939年7月底聚集在柏林，然后布勒通知他们说为了给将来的战斗伤员提供床位，有必要杀死一部分正在接受治疗的精神病人，尽管无法取得公共法律批准，但他们得到保证，不会依据现行刑法典第211条对他们的行动进行起诉。
有预谋的杀人犯必须考虑谁、哪里、如何进行?在否决了大客车或火车“事故”后，该问题被移交给阿图尔林登报告说，用于识别潜在受害者的表格已被发往各精神病院。布拉克说，借助数学比例，整体目标人数已经算出：
按照1000∶10∶5∶1的比例计算，该数字已经算出。其意义为1000人中就有十人需要精神病治疗，其中有五人住院。这五人中，有一人要被纳入该项目。如将这一比例用于整个大德意志帝国全部人口，那么就必须估算有6.5—7.5万个病例。经此陈述，“谁”的问题可以认为已经被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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