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康熙皇帝生于1654年，去世于1723年。牛顿生于1642年，去世于1727年。牛顿比康熙皇帝大12岁，他们是生活在同时代的人，二人还有相似之处，就是对新知识的兴趣。不过，两人有着根本的不同。牛顿对待新知识是一种信念、一种人生、一种对科学的追求，而康熙皇帝对待新知识是一种好奇心理的驱使。

　　康熙皇帝对于一些西洋知识的偏好，我们不能忽视这么一个小概率事件，那就是汤若望的进言。汤若望，德国传教士。出生于德国科隆一贵族家庭，取汉名为汤若望，是活跃于我明清之际的西方著名传教士。还在大明王朝的l630年进京，继任已故教士邓玉函之职，协助徐光启共同编成《崇祯历书》，曾获崇祯皇帝特赐“钦褒天学”匾额一块。1644年，中国江山易主，满清入主北京，八旗兵圈地占房，驱赶城中居民。汤若望据守在北京宣武门内天主堂(俗称南堂)。他上书清帝，恳请仍居原寓，照旧虔修，理由是未竣历书版片、天象仪器、书籍和教堂礼器等，不能在三日内悉数搬迁，且损坏后难于修复。汤若望遇到了开明的清摄政王多尔衮，第二天便得到旨谕：恩准西士汤若望等安居天主堂。后清于顺治二年(1645)颁行新历——《时宪历》，并任汤若望为钦天监监正(五品官)，类似于我们今天的中国天文台台长兼国家气象总局局长。汤若望深得顺治皇帝福临赏识，尊称汤若望为“玛法”，满语意为“尚父”。顺治病危时，议立嗣君。顺治帝因皇子太小，想立皇弟为君。皇太后的意思是立皇三子，今天看来就是相当于还拽着父母衣襟要巧克力吃的适龄少年儿童，8岁的玄烨。当时汤若望秉持科学精神向顺治进言，玄烨出过天花，现身体已康健如常，可终生免疫，宜立玄烨为君。这恐怕是古代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外国人干涉中国大政，而且干涉的那个好啊还真值得我们庆幸!依据康熙帝与孝庄皇太后的亲密关系，我们有理由猜测康熙帝知道汤若望的进言，爱屋及乌，开启了他对近代西洋知识的好感之情。1669年，康熙帝在剪除鳌拜势力亲政后，和孝庄皇太后携朝中大臣，亲临汤若望墓地，按照中国礼俗悼祭他，之前称他“鞠躬尽瘁”，“恤死报勤”。

　　1688年11月18日，康熙二十七年十一月初六，就是牛顿发表其巨著的前一年，英国发生革命，完成资产阶级革命。康熙帝在紫禁城亲切接见来自法国的“国王数学家”洪若翰、张诚、白晋、刘应等五位耶稣会传教士，他们是以法王路易十四的数学家身份、经过三年长途跋涉抵达北京的。五年后即1693年，康熙帝身患多年的尼疾，洪若翰、刘应用西药奎宁(金鸡纳霜)治好他的病。康熙大悦，将原辅政大臣苏克萨哈的府邸及附近一块地方赐给他们，以建立天主堂用，这又大大刺激了康熙帝对传教士们带来的西洋知识的兴趣。后据白晋描写：“康熙皇帝精通了几何学原理，取得了很大进步，以至于一看到某个定律的几何图形，就能立即想到这个定律及其证明。”“有时他亲自用几何方法测量距离、山的高度和池塘的宽度”。他简直可以和他的洋老师们比肩而坐探讨问题，而康熙帝更感兴趣的则是法国人带来的天文望远镜，他把它们摆放在自己的房间里，可以说是爱不释手。法国科学家巴斯加于1642年发明的手摇计算机，康熙皇帝令传教士为他仿制成功，以便于计算。1713年康熙帝指定皇三子胤祉组织成立“蒙养斋算学馆”，馆址设在畅春园，它被誉为中国的“皇家科学院”。在此之前的1662年英国伦敦皇家学会、l666年的法国巴黎皇家科学院相继成立。英王、法王、康熙帝，同属封建时代的帝王，但是中国的皇家科学院随着康熙的逝去而烟消云散，英、法两国的则源远流长，直到今天。不过蒙养斋并非只拿经费不结果的衙门，它融汇当时西方科学成就，编撰成了包含有天文数学乐理等内容的、中国科技史上高水平的总结性巨著《律历渊源》。

       但是令当时在华西方学者也想不到的事情出现了，l715年，就是康熙皇帝下令禁止在科举考试中出现任何与天文历法有关的内容，也不允许主考官和考生涉及这些内容，这些近代科技的前哨人马成为皇帝自己的一个业余爱好把玩把玩而已。三年后的l718年，在康熙帝主持下，传教士和大清学者型官员们不辞辛劳完成了一幅全国地图《皇舆全览图》，它采用当时先进的经纬网、梯形投影法制成的地图，令英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博士赞叹道：“它不仅是亚洲所有地图中最好的一幅，而且比当时所有欧洲地图都更好，更精确。”直到1934年，它一直是我国编绘各类地图的主要蓝本。当年法王路易十四在看到他的《法国地图》后，不无幽默地说：“先生们，你们把我的王国砍掉了三分之一。”而我们的《皇舆全览图》之后被深锁紫禁城，对于西方的新知识，康熙帝提出“节取其技能，而禁传起学术”的基本原则，大清对科学的探求也就瞬间即逝。法国科学史家詹嘉琳认为，中、法两个最高级别的科学机构，“一个是为了取得新发现，一个是为了整合旧知识”，可谓一语中的。康熙帝还大规模地主持编修了《康熙字典》、《古今图书集成》、《明史》等共计60余种，2万余卷图书，为保存和弘扬中国古代文化做出了贡献，这也成为盛世功劳簿上的一笔。而对于康熙皇帝，前国民党大老邵力子于l944年这样评价道：“对于西洋传来的学问，他似乎只想利用，只知欣赏，而从不注意造就人才，更不注意改变风气;梁任公曾批评康熙帝，‘就算他不是有心窒息民智，也不能不算他失策。’据我看，这‘窒息民智’的罪名，康熙帝是无法逃避的。”处在相同起点上的大清不仅不在阔步前进，一个令人作呕的转身举起了钳制思想的屠刀。

　　1684年11月，英国著名天文学家哈雷前往剑桥大学拜会牛顿教授，将使世界震惊的那一年。康熙首次南巡北返，路经山东曲阜，亲自拜祭孔庙，并行“三跪九叩礼”，奉孔子为“万世师表”，我们今天一说起教师，就说人家是为人师表的，也许与此有关。康熙帝会见了孔子的第64代孙、古典戏剧《桃花扇》的作者孔尚任，并关切地询问了他的年龄、学业和家世，合影留念估计是没有条件，后人补绘一张《孔尚任引驾图》以资纪念。康熙帝谦虚地听孔尚任讲述完《大学》首章后，连连赞叹，并对陪同视察的近臣说：“皇宫内的国学教授不如尚任讲得好”“此等人才宜破格任用”。不久朝廷部文来到，“从优升授国子监博士”，应该相当于我们今天的社科院院士。四年后，任户部员外郎(超编制的户部官员，六品或七品衔)，从此孔尚任步入仕途。这令孔尚任感激涕零，因为他曾参加科举考试，在山东乡试中名落孙山，看来类似于没有通过我们今天的高考预选。不过“无心插柳柳成荫”，孔尚任凭借一出“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的戏剧《桃花扇》跻身于我国古代优秀戏剧作家的行列。康熙皇帝尊孔的大动作还没完，按余秋雨先生在《一个王朝的背影》中的描述是：康熙朝“奇怪地流泻出一种压抑不住的对汉文化的热忱”。康熙二十六年，即1687年，就是牛顿发表其巨著《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的当年，康熙皇帝为在山东邹县的孟子庙亲笔题词：“孟子庙碑”;大力提倡程朱理学，使得程朱理学成为康雍乾三朝的绝对主旋律，朱熹说：“君臣父子，定位不易，事之常也;君令臣行，父传子继，道之经也。”康熙皇帝为《朱子全书》作序时强调：“非此不能仁心仁政施于天下”。雍正帝追封孔子的五代祖宗为“王爵”;为避孔子讳改“丘”字为“邱”，“邱氏家族”是否源于此，还待考据学派传人去弄吧;雍正皇帝好谈佛法，曾白号“圆明居士”。乾隆帝九次南下曲阜朝拜孔庙，并将与圣贤皇后所生女儿嫁给孔子第七十代衍圣公孔宪培为妻。有次他前来拜祭孔子，看望女儿，为孔家六代同堂而高兴，题字“六代含饴”，意为六代人其乐融融，就像嘴里含着高粱饴糖(当地特产)一样甜蜜，“六代含饴”的高粱饴糖至今还在曲阜大街小巷包括孔府内叫卖。

　　如果你认为我们的大清王朝永远就是这么温文尔雅，永远有高粱饴糖吃，而没有吃人的伶牙俐齿，那就有点不成熟。l733年1月，大清雍正十年十二月，浙江崇州的一个不起眼的小山坡上，一群兵勇飞奔而来，他们扑到一座长满蒿草的坟头上，拿出铁锹，一顿狂抛。一具白骨被抛撒在了光天化日之下，全然不顾中国传统文化所强调的死者入土为安的祖训。在一阵刀斧之下，白骨化为了齑粉。死者名叫吕留良，已故去50年，生前主张反清复明，曾作诗言志“清风虽细难吹我，明月何尝不照人”。这位理学人士哪曾料到死后遭此待遇，而他的在世亲族或被斩杀或被充军，家中女眷一律抹去户籍、贬为奴隶，正是“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又有乾隆年间，今河北一知识分子智天豹，本想拍拍马屁，歌颂大清王朝国运长久，编写《大清天定运数》一书，只因写到乾隆五十七年，书中还不避康熙皇帝玄烨的庙号“圣祖”，被认为“罪大恶极”而处死。如此种种，不胜枚举，是为“文字狱”，即因文字买祸之意，要命的是并不全因知识分子批判朝廷，许多案子来自于朝廷的歪曲猜测，就可以将你杀头。它横贯康雍乾三世，从1661年康熙即位算起到l796年乾隆退位止，约l35年的光景，据不完全统计，大小案件有九十多起，它所要收拾的对象不仅是一些穷书生，还波及到朝臣大员中去。为什么是这样的一段时间呢?因为平定“三藩之乱”后，从军事上再也无人能挑战皇权，皇帝需要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做做工作保家卫国;而大清自嘉庆道光年间起，国运衰微，嘉道两人也没有了康熙帝的雄风，常以“守成”自居，日渐放松对书生的控制。但是这一政策的恶果却源远流长，知识分子人人自危，大清举国上下只有一个愚笨而又自以为是的脑袋，再也不知道开拓创新的意思，虽然很有利于安定团结，而事实上等同于饮鸩止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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