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浮之间

　　回国后东条又先后当过陆军大学的教官、陆军省军务局参谋等职，在军队中秘密发展横向联络。1929年8月任步兵第1联队联队长，1931年8月任参谋本部整备局动员课大佐课长，“九·一八”事变时，日本各政党对军部所持放任态度不满，东条英机马上对政党发表的不利于军部的言行进行了“调查”，指控这是“挑拨军民关系”。

　　1933年3月，东条英机被任命为陆军少将，同年11月任军事调查部部长。而当时的军务局长正是永田铁山。作为东条英机的学长，他以其对日本社会的洞察力，曾说过的一句影响东条一生的话：“东条是将来肩负日本陆军的人物。”当时，在日本陆军，永田铁山以其聪慧被誉为军中第一大脑，而且政治能力很强，是统制派公认的老大，是众所周知的“肩负着日本陆军未来的重头人物”，能对东条这个报名三次才考上陆大的平凡人物作出如此高的评价，足以使东条英机感激终生。

　　然而，永田铁山却并没有成为对东条英机后来的平步青云起决定性作用的人物。对于东条英机其人，日本陆军内部对其的看法可谓毁誉参半。以永田铁山为代表的一类人对其行动能力极为看重，但同时更有相当一部分人对其思想能力提出过质疑，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便是被誉为日本第一军事家的石原莞尔。在石原莞尔的眼中，东条英机不仅无德无能，甚至连相貌都令他不能忍受。在背地里，石原说东条的坏话可谓司空见惯，什么东条只能保管十挺机枪，超过十挺就无能为力了。石原莞尔曾当面称已经晋升为陆军中将的东条英机为“东条上等兵”，引得听到此话的人无不忍俊不禁。日本陆军的元老级人物宇垣一成在日本战败投降后曾经回忆说：“提起东条，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那一本正经的样子，动不动就拿出笔记本不停地记这记那，根本就无法想象这样一个人竟然也能当上一国的总理大臣。”看来，石原莞尔的“东条上等兵”并非没有知音。

　　1934年3月，东条英机在军事调查部长的位置只坐了四个月，便被调到陆军士官学校，随后又先后任职于步兵第24旅团和第12师团司令部。几经异动后，东条英机最终只落了个闲职，特别是到了第12师团司令部后，他已经到了无人关心其上不上班的地步，甚至连办公桌都未给他安排。1935年9月，陆军部人事局长后宫淳，东条英机在陆军幼年学校时代的校友力荐东条出任关东军宪兵司令官，而东条英机正是以此为跳板开始了他向日本法西斯最高权力中心的冲击。

　　关东军宪兵司令官，尽管并不是什么举足轻重的角色，但对于东条英机来说无疑是很重要的。“不鸣则已，一鸣必惊人!”51岁的年龄，对东条英机也对自己发出了警告，他必须让陆军高层注意到他的存在，让天皇知道陆军还有一个名叫东条英机的“实干家”。后来有个评论家说道：“被踢出东京到关东军，对东条来说，就像一个人掉进阴沟而捡到一块金表一样。” 日本以武力强占我东北后，为了实现对伪满洲国的所谓一元化统治，于1932年便出台了所谓的《八八》决议，随后又于1934年将日本驻伪满洲国的机构进行重新整顿。自此时起，关东军实际上掌控了伪满的政治、军事、外交以及经济大权，关东军司令官也就成了太上皇。东条英机所任宪兵司令官一职，按照规定同时兼任日本驻满行政事务局长的要职。东条英机到任后，首先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扶植自己的党羽。在此之前，关东军宪兵队仅仅是一个编制仅200人左右的队伍。这点微不足道的力量，当然无法满足东条英机的需要。于是他迅速从日本本土、台湾以及朝鲜等地调集了一批得力干将，并为他们在宪兵队里安排要职，在短时间内培植了对其忠心耿耿的亲信。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关东军宪兵队便猛增到1000多人，并在东北各地下设了宪兵队、分队和派出所，编织了一张由他所控制的势力网。

　　与此同时，东条英机还通过实施警宪统一，既扩大了宪兵队的实力范围，又解决了多年的棘手问题。在当时的伪满洲国，实际上存在着三个系统的警察组织，即伪满民政部的警察、日本领事馆的警察和关东厅的警察。围绕着废除治外法权的问题，持反对观点的关东厅警察和持促进观点的领事馆警察之间针锋相对，互不相让。面对这一局面，东条英机不容分说，断然决定将两部分警察统一置于宪兵司令部的指挥之下。东条英机的这一“剃刀”作风，使得关东军内部许多对他持怀疑态度的人受到强烈的震动，他也通过此举大大提高了在关东军中的“威望”。为进一步树立威信，加强对宪兵队的控制，东条英机还向全体宪兵队员发出“要忠于职守”的训示，同时还特意将自己的肖像贴在印刷的训示上。一时间，东条英机的肖像贴遍了伪满宪兵各分驻所的墙壁。

　　步步侵华

　　1937年，日本蓄意挑起卢沟桥事变后，在军部中央形成了强硬派与谨慎派两大派别，前者以陆军大臣杉山元、军事课长田中新一及参谋本部第3课课长武藤章等为代表，后者则以参谋本部第1部部长石原莞尔、陆军省军务课长柴山兼四郎等为代表。两派对时局的分析迥异。强硬派认为，中国已是不堪一击，只要日本一出兵，就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将其征服，正是最好的时机。而谨慎派则坚持认为，时机尚不成熟，由于日本须全力准备对苏作战，如贸然发起对中国的大举进攻，有可能泥足深陷，这样不仅不会取得良好的作战效果，同时也有可能使对苏作战处于被动地位。在大同火车站指挥察哈尔作战时的东条英机在两派的论战中，一开始是谨慎派略占上风。但是，由于当时的近卫文麿内阁在大政方针上摇摆不定，因此军部很难达成协调一致。

      在近卫看来，两派的说法都有道理，他既想接受陆军内部的强硬论，趁势向华北增派兵力，又不想扩大事态，希望通过和平交涉解决问题。就近卫的本意来看，他的如意算盘是既想伺机进攻中国，又不想使事态过分扩大，更不愿因此而影响到对苏作战，最好是鱼和熊掌能够兼得。武藤章及陆军省军事课长田中新一等中坚军官正是看透了近卫的这一心理，遂反复向其灌输主战理由，声称进攻中国不仅不会使事态扩大，相反还会有利于日本巩固在满蒙的权益，从而使日本更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到对苏作战当中去。

　　察哈尔作战计划从8月份正式执行。这次的作战计划由关东军作战参谋绫部桔树制订，东条英机亲自带领察哈尔兵团执行。由于东条英机担任指挥，所以这个兵团也被叫做“东条兵团”。该兵团是关东军本多旅团、筱原旅团、酒井旅团和堤支队分别抽出部分兵力组成的混成旅团。8月19日，东条英机在张北设立了混成旅团司令部，便于临近指挥。东条英机采取惯用的“闪电战术”，沿平绥线依次进攻南口、居庸关、怀来和张家口等军事要地。这一地区的中国国民党军队约3万余人，而东条兵团则只有几千人。但由于中国国民党军队抵抗决心不足、守备虚弱。日军凭恃机械化武器装备疯狂进攻，中国国民党军队不得不节节退却。8月22日，张北守军国民党军刘汝明部被击溃。29日，张家口失守。张家口的失守，使得在南口一线抗击日军的中国国民党军队汤恩伯部面临着腹背受敌的危险。于是，只得收缩防线，随着张家口和南口阻击战的失败，察南地区再无屏障，日军轻轻松松地将察哈尔全省纳入其控制之下。

　　1938年5月，鼓吹三个月结束中国事变的陆相杉山元被赶出中央，由板垣征四郎取而代之，东条英机也取代梅津美治郎担任陆军次官。1938年11月初，近卫文麿首相提出了“建设东亚新秩序”的口号，这实际就是日军独霸东亚的宣言。升任陆军省次官的东条英机“废寝忘食”地为日本对外侵略出谋划策，甚至连假日都不肯休息。随着日本侵略中国的战局进入相持阶段。此时大本营的高层就结盟问题发生了分歧。在7月份召开的五相会议上，陆相板垣力主与德国保持步调一致，缔结德意日三国同盟，而海相米内光政和外相则反对。两派斗的天昏地暗，此后不久，关东军在张鼓峰挑衅苏联，结果大败，昭和天皇大怒之下，将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骂得狗血喷头。然而，天皇真是骂错了人。事实上，更加顽固主张要“对苏支两国同时正面作战”的却是陆军次官东条英机(当时普遍认为石原莞尔和东条英机是板垣征四郎的左右手)，而这一念头，东条英机早在关东军时期就已经开始酝酿了。他心中的想法是，若想彻底解决中国问题，实现日本长期霸占中国的野心，就必须先扫清道路。而苏联正是日本的心腹之患，它使日本无法全身心地投入到中国战场，同时又会对中国提供强有力的支援。因此，两线作战是即便“明知不可为也必须为之”的选择。东条英机的野心真是昭然若揭。1938年11月28日上午9点30分，在军人会馆召开的“陆军管理事业主恳谈会”上他大放厥词，宣称日本要“对苏、中两国同时作战，同时也准备同英、美、法开战”。此言一出，立即引起日本国内巨大震动。不仅对日本经济界产生了强烈冲击，致使东京的股票市场狂泻，同时也令战争狂人云集的军部感到无法接受，纷纷指责其过于“轻率”。陆相板垣征四郎声称东条英机目的只是想鼓励日本军需生产，这只是一种宣传的手段而已。压力之下，这个上任刚刚半年的陆军次官只好灰溜溜地下了台，改任航空总监去了。

　　但东条英机的野心并未因此而有半点收敛。1939年5月，诺门坎战役爆发，又见东条英机上蹿下跳。在此次战役中，苏联红军和日军都动用了大批现代化武器装备，特别是飞机、坦克和装甲车。然而，战役的结果却让东条英机颜面全无：在苏联红军的强大攻势下，日军再次遭到重创，参战的主力部队第23师团几乎全军覆没，关东军出动的兵力，死伤近1/3，重武器损失高达87%。就此，关东军妄图北进的野心只得放弃。但东条英机却并不吃亏，他将此役中陆军航空兵的战绩无限夸大，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

　　1939年8月，希特勒为了专心征服欧洲大陆而与斯大林秘密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苏德的“友好”加之苏联红军的威力，日本不得不暂时放弃了“北进”的野心。1940年7月17日，经历了平沼骐一郎、阿部信行、米内光政几任走马灯似的内阁更迭之后，近卫文麿再次出山组阁。在近卫的这次组阁中，强硬派军国主义分子东条英机被起用为陆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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