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记载有关于吕布杀董卓的原因，一是因为董卓“性刚而偏”，因为小事，即拨手戟掷之;二是“布与卓侍婢私通”，其“心自不安”，而向司徒王允说，“几见杀状”，且“忧死不暇”。虽然此段史料记载，也有可疑之处：即二人“誓为父子”，卓对布“甚爱信之”，为什么会因为小事而拨手戟掷向吕布?而这件或这样类似的几件小事是什么事呢?
有一点似乎与小说《三国演义》中的描绘是相通的：即卓与布二人，确实因为一个女人而结怨。当然，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三国演义》作者罗贯中，在艺术化此一情节后，所塑造的貂婵形象的过程。但是，无论读小说还是读历史，都会有同样的问题：即无论是“卓侍婢”，还是司徒王允府中歌伎，以此一女子，竟有何能，能使吕布杀了董卓?
似乎唯一的结论是：此女子定为非常人也。
对于一个女子，其非常之处，在于能使俩个男人为其因争风吃醋而引发生杀之事，是不是惟一的原因，只能是此女子容貌非凡?
这样去假设，也许并没有错，否则还有其它什么原因呢?也许事实正是如此。
但是，另一方面的问题是，若仅以容貌本身，恐难以全面。如董卓之“淫乐纵恣”并不会仅以貌取人。纵然国色天香，以其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身为相国，“封郿侯，赞拜不名，剑履上殿”的淫威，并不然会放在眼里，其中隐含的机关是在于，由司徒王允献貂婵之举，所代表的屈服，正是此时董卓欲降百宫所需要的。试想，如果貂婵为一平常百姓人家之女子，也许早就在祸乱中被“与甲兵为婢妾”，即使是宫女甚至公主，也免不了被其及兵将“奸乱”。如《三国志卷六·魏书六·董二袁刘传第六》，董卓“适值帝室大乱，”其“尝遣军到阳城。时适二月社，民各在其社下，悉就断其男子头，驾其牛车，载其妇女财物，以所断头系车辕轴，连轸面还洛，云攻贼大获，称万岁。入开阳城门，焚烧其头，以妇女与甲兵为婢妾。至于奸乱宫人公主。其凶逆如此。”如此残暴淫乱近乎于兽类者，对于绝色艳丽的貂婵，因其高绝人尘之美而表示心悦诚服，似乎很难以想象(与其心境人品相关联)。
于此处，我们似可以说，是这种在刀尖上跳舞的惊险，让艺术之美，因人之作为(后人所为)，所添加的附会，而成就了其难以超越的绝色。
貂婵如何不同寻常
貂婵的不同寻常，来自于事件本身的不比平常，从而免除了在有关于如后人可能的选美中被沦为平庸。虽然有关于我们可以发现，董卓对此之叹服，仅作为陪衬，即通过其口赞曰：“真神仙人也”，作为一种艺术手法，用以描绘貂蝉之美，可以是一种事实，但也可能是随口的敷敷衍之说，如前所说，董卓所言，本身并不合乎于其人物性格。但他这样说了，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司徒王允的降服之举。
关于王允，《后汉书·王允传》载：其出身官宦世家，“世仕州郡为冠盖”。何进掌权之后，任从事中郎和河南尹，“大将军何进欲谋宦宫，召允谋事，请为从事中郎转河南尹。”献帝即位时，“拜太仆，再迁守尚书令。初平元年，代杨彪为司徒。”但在“董卓留洛阳”时，得到董卓的重用。董卓对于“朝政大小，悉委之于允。”然而，其另外怀有心机，表面上却作得让董卓看不出来，“允矫情屈意，每相承附，卓亦推心，不生乖疑。”也许因为是正史，并没有王允献自己府上的歌伎貂蝉的情节，后来其通过吕布刺杀董卓，似乎也与献歌伎使连环计之事无关。更为让人疑议的是，在董卓当政时，王允却仕途亨通，“二年(初平二年)，卓还长安，录入关之功，封允为温候，食邑五千户。固让不受候，受二干户。”也就是在此之前，王允已有心要除掉董卓，“允见卓祸毒方深，篡逆已兆，密与司隶校尉黄琬，尚书郑泰等共谋之。密上杨瓒，士孙瑞将兵出武关道，以讨袁术为名，实欲分路征卓，而后拨天子还洛阳。”而此举已引起董卓怀疑，“卓疑而留之，允乃引内瑞为仆射，瓒为尚书。”由此看来，董卓虽为枭雄，却也不得不行走于密布机关的官场之中，而王允身为司徒尚书令，其表面顺从之下，心怀杀机，卓虽疑之，却并未设防。
问题的关键在于，要杀董卓，非允之心智不够，而在于该此事有一最大障碍，也就是其子吕布的存在。“卓以布为骑都尉，誓为父子，甚爱信之。稍迁至中郎将，封都亭候。卓自知凶恣，每怀猜畏，行止常以布自卫。”(《后汉书·吕布传》)
吕布为三国第一好汉，有其成为董卓的护卫，谁都杀不了他，因此，比吕布更厉害的，只有貂婵之美了，这正是前面所说的：“丁香舌吐衔钢剑，要斩奸邪乱国臣。”
当然，这仍然是《三国演义》为塑造貂婵形象的合理过渡。对于吕布的转变，有关其“而私于傅婢情通，”(《后汉书·吕布传》)，“布与卓侍婢私通，”(《三国志·魏书·吕布传》)，做为过渡情节而言，尚嫌不足(当然，吕布虽勇，却为小人，自然会因小事而翻脸不认其干爹)。然而，艺术化的历史，让吕布所显示的作用，体现的却是艺术(诗)比历史更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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