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天下攘攘，皆为利往。1774年9月，在第一届大陆会议做出抵制英货的决定时，就连殖民地的工匠、技工和制造商，对于联合抵制运动的好处都已形成共识：减少从英国的进口，将为他们从事的行业腾出更大发展空间。针对母国的独立战争之所以广受支持，乃是因为它在北美“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的利益”。
帝国也有苦衷
那么，大英帝国是不是真的做错了?说句公道话，当时英国对北美出台新税法，加强税制建设，规范殖民地管理，本无可厚非。税收乃国家存在之基础，既然是英王治下的土地，为什么不可以征税呢?殖民地的人纷纷说“无代表不交税”，那英国为殖民地的安全所提供的保障，这笔账又该如何来算?
利益面前，没有是非。殖民地打的是另外的算盘，他们觉得母国帮他们打败法国人和印第安人是应该的，无须回报。大英帝国政府的失误在于：在准备开辟新的税源时，没有做足“调查研究”，好好去了解殖民地不同利益集团的心态和愿望。在并未“广泛征求人民群众意见”的情况下，一系列新的税法突然跨越万水千山空降到殖民地，这不仅严重伤害了北美新社会阶层的利益，而且让他们感觉尊严受到了侵犯。即便如此，那些北美新贵们，一开始还是没有想到要脱离母国自己去建一个新国家，而是想在现有体制中“讨说法”，要在帝国内部平等享受公民权利。
在北美驻英国代表富兰克林等人的协调下，殖民地向母国多次举行了请愿行动，意图保持殖民地的完全自治、免受母国的税收打扰。英帝国一度碍于情势，废除了多数税收法案，然而，就连剩下来的少数税种，殖民地也不想再容忍了。在波士顿倾茶案爆发，请愿行动以极端方式出现时，英帝国与北美殖民地间的冲突，终于到了一个极点。狂怒的英王乔治三世在写给财政大臣诺顿勋爵的信中，直截了当要求“殖民地若不臣服则征服之”，一场血雨腥风的战争，变得不可避免。
“臣民”倒打一耙
北美精英的造反行为，有点类似于晚清的中国革命。像孙中山这样的革命者，早期也并不想推翻清朝，而是想推动体制改良。孙中山曾写信给李鸿章，提出改良体制的具体建议，却遭到后者的无视，诉求无果之下，孙中山成了一名革命者。北美移民及其后代的造反，是很彻底的。治国先治史，他们反对一个国家，以及准备建立一个新国家，都是从否定历史开始的。比如，关于殖民地战争(1754~1763年)的起源和性质，他们现在一口咬定，那是英法两大帝国在北美的战争，殖民地是利益受损者，他们把这场战争称作为“帝国战争”，与英国人称为“殖民地战争”相区别。
这让当时的英国议员们目瞪口呆：1766年的某天，富兰克林在伦敦下议院演讲，他竟然宣布，殖民地战争不是为殖民地利益而打的，它“实际上是一场英国人的战争”，战争发生前，殖民者在俄亥俄河谷(英法争夺的焦点地区)并没有遇到什么困难，与法国人和印第安人也都保持着很好的和平状态。他甚至声称，英国人民事实上应该感谢殖民地，后者帮助他们打败了法国人。这些议员们还清楚地记得，六年前，同样是这位富兰克林，曾不远千里来到伦敦，可怜巴巴地恳求母国出兵，征服俄亥俄河谷和加拿大。
激进政论家托马斯·潘恩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传谣”。独立战争期间，他在影响极为巨大的《常识》一书中，再次强调十七八世纪在北美地区所发生的所有战争，都是由英王发动，纯为英帝国利益，而殖民者是希望和平的，之所以被卷入战争，完全是无辜和被迫的。事隔200多年，现在的美国历史学家们，大都承认曾经“抛头颅、洒热血”的先辈们，在大是大非的历史问题上，是做了不少伪证、撒了不少谎的。“点燃毁灭性的七年战争的火星，不是来自伦敦而是来自英国殖民地采取的行动。”其中，乔治·华盛顿本人的莽撞行动(1754年，22岁的华盛顿率军在俄亥俄谷地伏击了一支由法裔加拿大人组成的侦查队)，对殖民地战争的爆发，难辞其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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