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武的唐太宗亲手缔造了一个强大的帝国，可是他亲手精心培养的继承人却令他大失所望。昔日追随他打天下的寒士们，也不具备担负起匡扶李唐的力量。随着保守派大臣占据主动，年幼的李治被推向前台。无奈之下，唐太宗改立李治为太子，正可谓“聪明一世，懵懂一时。”
唐太宗即位不久，立长子李承乾为皇子，时年八岁。为了培养李承乾，唐太宗可谓煞费苦心，不遗余力。李世民首先选择年高望重的李纲为太子少师。李纲的教育内容大体上以儒家君臣父子之道为主，师教严肃。“每谈论发言，皆辞色慷慨，有不可夺之志。”当时年幼的承乾未尝“不耸然礼敬。”唐太宗对承乾虚心接受师教，最初是满意的。然而，承乾生于深宫大内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成人以后缺乏乃父那样弓刀跃马，千里驰骋，接触民间，目睹社会动乱、民生疾苦的阅历，故而目光短浅、识不及远。”及长，好声色，漫游无度，然惧太宗知之，不敢见其迹。每临朝视事，必言忠孝之道，退朝后，便与群小廨下。而且承乾想方设法闭拒宫城的进谏规劝。当唐太宗发现了承乾的某些劣迹后，并没有放弃对他的期望与培养。
贞观五年六月，太子少师李纲病逝，唐太宗把教育太子的重任委之于左右庶子于志宁、李百药的肩上。李百药针对承乾颇为留心典籍及爱好嬉戏的特点，写了一篇《赞道赋》，以古来储君成败之事来讽谏承乾。唐太宗对此十分赏识，然而李承乾依然故我，于志宁、李百药只好灰心离职。
唐太宗考虑到李承乾虽有过失，然而仍有可塑的希望，认为只要有名师的指点，总可匡正果实。于是又无色了中书侍郎杜正伦为太子右庶子。杜正伦曾为秦府文学馆学士，贞观初以不畏触犯逆鳞而闻名朝野，唐太宗起用杜正伦的用意在于“太子生长深宫，百姓艰难，耳目所未涉，能无骄逸乎!卿等不可不极谏。”设身处地为承乾着想的用心可谓良苦。这时，承乾脚上患病，不能朝谒，失去了太宗对他教诫、监督的直接机会。于是群小之辈乘虚而入，引诱这个“好声色”的太子走上了“奢纵日甚”的浪荡歪道。对于杜正伦的规谏，他全不理睬。杜正伦因而采取了从正面诱导的方针，着力弥补承乾“不闻爱贤好善”的缺陷。
但是屡次开到都没有奏效，最后只得弹出底牌，想用乃父的私嘱来威慑他，冀其震惧，改过自新。但承乾作表奏闻，太宗难堪，只得迁怒与杜正伦，贬为州官，以示惩罚。经此一波三折之后，唐太宗还未完全失去对承乾的希望，又选定当代宿儒孔颖达为太子右庶子，以匡其失。孔颖达坚守谏职，“每犯颜进谏”，面折承乾。承乾的乳母认为措辞过重，孔颖达不为所胁，反而“谏诤愈切”，并借撰《孝经义疏》之机，“因文见义，愈广规谏之道。”太宗闻讯后，深为嘉纳，赐孔颖达帛百匹、黄金十斤。可是承乾还是无动于衷，唐太宗只得另寻名师。贞观十二年，迁孔颖达为国子祭酒，遂命著名谏臣张玄素为太子右庶子。
李泰是长孙皇后的次子，是承乾的胞弟，贞观十年，徙封魏王。李泰幼时聪敏绝伦，稍长善作诗文，成人后爱好经籍、舆地之学，深得太宗欢心，由此得宠。李泰的得宠与承乾的失宠大体上是同时发生、交互消长的。而唐太宗对丽台也是有意心许，并对之偏袒。贞观十年二月，唐太宗“以泰好文学，礼接士大夫，特命于其府别置文学馆，听自引召学士。”李泰手下文人心领神会太宗的默示，便由司马苏帽出面，“劝泰延宾客著书，如古贤王。”于是，李泰奏请撰著《括地志》，物色著作郎晓得眼等四人撰写。由于唐太宗的大力支持，经费充裕、待遇优厚。“士又文学者多与，而贵游子弟更相因籍，门若市然，”这位李泰夺嫡打响了第一炮。
唐太宗对魏王的宠爱是很明显的，但他无法在嫡子继承制与自己的心意之间作出割舍。然而，自贞观十年至贞观十六年以来，从唐太宗对魏王泰有意偏袒并着力扶持他的实际行动上来看，唐太宗是有意让魏王泰再合适的机会到来时成为储君的。
自武德六年以来，在李建成的主持下，秦王李世民开始被逐次削夺统兵权。此时，东宫周围也渐渐聚集了一批谋臣猛将，东宫借太子之位开始对秦王府形成弹压之势。当时年轻气盛而性格刚烈的秦王自然不愿看到这种情况，因此常怀戒备之心并伺机反抗。在杨文干事变后，李世民开始认识到，父王始终是坚决挺立建成的，因此他把怨恨之心有太子建成扩大到了父王，这也大概是权力使然吧!后来的玄武门事变是一次十足的政治大冒险，但李世民侥幸成功了。失势的李渊无奈地退位，转由李世民执政。然而，李世民的怨恨之心并没有因此而消除，他依然把流血冲突归咎于父王的有意偏袒，并颇为自负地认为大哥李建成不具备储君应有的德行却枉居其位。诚然，胜利者是没有错误的，只是唐太宗心里始终找不到平衡。即位以后的唐太宗就很少去看望退位的父王，这被很多人看作是“不孝”。可是，极为自尊的唐太宗又怎么肯向父王认错，他又缺乏“掘地见母”的两全条件，因此父子二人的心结久久无法释怀。
十多年后，唐太宗开始面临当初与父王近似的抉择，立长还是立贤?他似乎开始理解父王当年的心情：依制——只能立长!可是他又不愿意看到才华横溢的魏王受到东宫的压制，因为魏王有他自己年轻时的影子。那么，怎么理顺这二者之间的关系呢?或许这是一个未解之谜。糟糕的事情还在玄武门事变上，自己的这种流血政治会不会成为儿子们效仿的对象?这样，他就更有理由宠爱并呵护魏王，以防止因为怨恨再次发生流血冲突……
其实，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这不是百姓的家庭，诺大的帝国都要围绕这个家庭来运转。因此，李世民还要想方设法让自己的宗族上下一致，团结一心。原因很简单，建立在宗法制基础上的封建帝国怎么能允许宗族内部的分裂?分裂的宗族又怎么能承担起李渊父子开创的大唐基业?仅此还远远不够，如何保证百年之后的李唐皇族依旧不受这段历史的负面影响?史载：“贞观十六年夏六月初七，唐太宗下诏书回复隐王李建成为隐太子，改封海陵刺王李元吉为巢刺王。”既然恢复了李建成的太子名号，那么李世民的等级还有什么礼制上的依据。唐太宗此举意欲何为?
贞观十年正月，唐太宗重新调整了分封子弟十七人为王;二月，除五人因年幼暂不赴任外，其余十二人均下诏迁往诸州都督，但只有相州都督魏王李泰“不之官，”由张亮代行都督相州职权。太宗把李泰留在身边，就含有废太子的用意在内。贞观十一年，唐太宗任命礼部尚书王珪兼任魏王李泰的师傅。
贞观十二年，唐太宗声称“设无太子，则母弟次立”，暗示魏王泰可以取代承乾。魏征当即表示反对：“殷人尚质，有兄终弟及之义。自周以降，立嫡以长，所以绝庶孽之窥愈，塞祸乱之源体。为国家者，所宜深慎。”并强调，“立嫡以长”是皇位继承的原则。这令唐太宗很不乐意，但他看到重臣海滨不赞同李泰。于是，次年他特地命宰相房玄龄兼任太子少师，向群臣表示自己对太子地位的重视。
面对重臣的反对，唐太宗最终放弃了立魏王为嗣的打算。他开始限制诸王的权力，弱化诸王的僚佐了，为的是东宫地位的稳固。
为了匡正承乾的君德，唐太宗又诚心邀请他最信任的大臣魏征出任太子少师，并向群臣宣誓：“方今群臣，忠直无逾魏征，我遣傅太子，用绝天下之疑。”当时，魏征因病初愈，上表辞退。唐太宗特下手诏晓谕：“周幽、晋献，废嫡立庶，危国忘家。及汉高祖几废太子，赖四皓然后安。我今赖公，即其义也。”魏征得到诏令后，知道责任重大，于是不顾老病，最终接受了这个职任。这说明他为了维护皇位嫡长制及预防争立储君的内乱，愿意担负起匡扶承乾的重任。
然而，急不可耐的魏王却当着父亲的面立下了奇怪的誓言：“臣今日始得为陛下子，乃更生之日也。臣有一子，臣死之日，当为陛下杀之，传位晋王。”当唐太宗将此言转述与大臣们时，谏议大夫褚遂良当即正词直谏说：“陛下言大失。愿审思，勿误也!安有陛下万岁之后，魏王据天下，肯杀其爱子，传位晋王者乎!陛下昔者既立承乾为太子，复宠魏王，礼秩过于承乾，已成今日之祸。前事不远，足以为鉴。陛下今立魏王，原先措置晋王，始得安全耳。”唐太宗深感褚遂良所言在理。
当时只有十七岁的晋王李治由于有重臣长孙无忌和褚遂良的鼎力支持，因而很为魏王所忌惮。唐太宗出于保全宗室的考虑，便召见了李治，却发现他魂不守舍、忧心忡忡，心里很是奇怪。后来一再追问与调查才得知实情：原来魏王泰见晋王李治还是个孩子，于是派人私下里要挟他说：‘汝与元昌善，元昌今败，得无忧乎!’经此恐吓，晋王果然‘忧形于色，坐卧不安’。唐太宗对魏王泰的这一做法很是反感，他不曾想到魏王的心机如此之重，阴谋如此之深。幡然之后，他才想到李承乾为何有如此过激的行为了。
不久，唐太宗与李承乾进行了最后的交谈。李承乾说：“臣贵为太子，更何所求?魏王久有夺嫡之心，只恐被他加害，才与朝臣谋自安之道。一帮凶险不逞之人，遂叫臣为不轨之事。今若以泰为太子，这是中了他的圈套了。”李承乾这番话的份量，并不亚于褚遂良对李泰虚伪誓言的揭露。唐太宗不无痛楚地说：“承乾言亦是。我若立泰，便是储君之位可经求而得。泰立，承乾、晋王皆不存。”自此，唐太宗彻底打消了立李泰为太子的念头。
经过反复的波折，唐太宗想到了第三子李恪，他对群臣说道这位三皇子“英果类我。”但李恪是隋炀帝女儿杨氏所生，为庶出，按照嫡子继承制，他的资格在嫡子之后。李世民将改立李恪为太子的意图传达给众臣时，遭到了长孙无忌的坚决反对，他说：“晋王仁厚，守文之良主，举旗不定则败，况储君乎。”
其时，长孙无忌在朝中权重无比，他的言行已经代表了整个关陇贵族集团。在朝中，长孙无忌又有房玄龄、李世勣、褚遂良等人的支持，加之他又具备国舅的身份，自己的子孙中没有一人参与谋反。这一切因素，导致了唐太宗在晚年加深了对长孙无忌的信任。
而李恪，久在外藩为王，与朝中大臣来往较少，因而缺少了来自权力中枢的支持。辉煌已经散去，只剩下沉默之后的沉思。经过几番犹豫不决的反复斟酌之后，太宗痛楚且遗憾地认识到：大局已定。自己所能做的，不过是在有生之年进行补救，尽快使李治克服弱点，并尽量为他将来执政铺平道路。
为了追念往事，寄托哀思，二十七日，唐太宗命宫廷画师阎立本画司徒赵国公长孙无忌等二十四功臣的画像挂在凌烟阁里，史称“凌烟阁二十四功臣。”这二十四人分别是：赵公长孙无忌，赵郡王李孝恭，莱成公杜如晦，郑公魏征，梁公房玄龄，申公高士廉，鄂公尉迟敬德，魏公李靖，宋公萧瑀，褒公段志玄，夔公刘宏基，蒋公屈突通，壎节公殷开山，嫶公柴绍，坯公长孙顺德，勋公张亮，陈公侯君集，炎襄公张公瑾，卢工程知节，永兴文懿公虞世南，渝襄公刘政会，吕公唐俭，英公李勣，胡壮公秦叔宝。
画做完之后，李世民经常登上凌烟阁，凝视着那一幅幅生动的画像，那是他自己心底的秘密。
或许，在凌烟阁里，唐太宗想到了与尉迟敬德的战马嘶鸣，与杜如晦的运筹帷幄，与李靖的促膝深谈，与魏征的面庭折争。而这，都已经逝去了。
贞观十七年四月，侯君集谋反事发，罪当屠诛九族。侯君集跟随自己出生入死多年，满身伤痕，为大唐立有大功，而如今却要押赴刑场了，这令唐太宗非常阵痛。为了不让刀笔小吏侮辱他的爱将，他亲自审讯侯君集并向大臣们求情，终保得侯君集一妻一子，得以延续香火。自此，唐太宗不再上凌烟阁。
病魔的入侵导致唐太宗的后半生大多在病榻上度过，行动已经收到了极大的限制，这也进一步影响到了其后期的政治。单说攻打高丽，唐太宗御驾行军从洛阳东都到达辽东前线竟用了三个月的时间，贻误战机自不必说，这与他河东之战、虎牢之战时的千里急行军是多莫大的反差?
行动的不便不仅仅草成了征战失利，而且影响到宫廷政治，许多朝臣因为无法面见皇帝，从而使得政治的黑幕向贞观朝扑面而来。由于“耳目”之臣日渐稀少，唐太宗开始很难掌握自己亲手缔造的帝国的一些新近的情况了，于是不算老迈的唐太宗也渐渐起了疑心。
贞观十九年，唐太宗追封千古第一忠臣比干为太师，定谥号为忠烈。并命令有关部门负责加固他的坟墓，修建祠堂，每年春秋二季用猪、羊二牲畜祭奠，并亲自撰写祭文来击败比干。
唐太宗曾批评秦始皇、汉武帝说：“近代一平天下，拓定边方者，惟秦皇、汉武。始皇暴虐，至子而亡。汉武骄奢，国祚几绝。朕提三尺剑以定四海，远夷率服，亿兆义安，自谓不减二主也。然念二主末途，皆不能自保，由是每自惧危亡，必不然懈怠!
秦皇、汉武与唐太宗本人在拓定边方方面存在某些相似性，然而其身后事，却都结局凄凉。唐太宗在事效前二者的同时，又想尽力避免重蹈二者的覆辙，因此他晚年就一心致力于对太子李治的教育与对附臣的驾驭上。
李治立为太子以后，长孙无忌日益权重，一度权势熏热，卧在病榻上的唐太宗也是听之由之。原因在于长孙无忌修身齐家可谓至善至臻，他和他的家族并没有介入唐宗晚年的太子党争，因而太宗对他尤其信任。
于是，长孙无忌周围渐渐形成了一些势力集团，如褚遂良、高季辅之流就紧紧依附在长孙无忌身边。
但是，长孙无忌却难有容人之量。于是就有一些末流开始着手为长孙无忌清洗政敌了，政治本身就是这么残酷。贞观末年的刘洎冤死、张亮被杀、岑文本忧劳而死、马周引退、房玄龄被诬谋反事件莫不与长孙氏专权相关。
敏锐的唐太宗开始意识到，臣子的单极政治有可能会坏了大唐的根基。权力的金字塔未发生倾斜之前，唐太宗急需要第三支力量的介入。
贞观十七年四月，李治立为太子之后，唐太宗选用了一批元老重臣，组成了一个阵营强大的“辅佐“班子。史称：”东宫僚属皆盛选重臣“。如以长孙无忌为太子太师，房玄龄为太子太傅，萧瑀为太子太保，李勣为太子詹事兼太子左卫率，李大亮为右卫率，于志宁和马周为太子左庶子，苏冒和高季辅为太子右庶子，张行成为太子少詹事，褚遂良为太子宾客。针对李治的仁弱缺点，他又命刘洎、岑文本、褚遂良、马周更替到东宫与太子谈论，以提高李治的学识与决断能力。
自李治得立以来，唐太宗经常“令太子居寝殿之侧“，以便朝夕相处，对之施以言传身教。他一概辅政大臣的那套抽象的教育方法，而采取经义结合民间利病之事进行君道教育。只是，他并没有将尚武的精神传达给太子，所重点施教的还是儒家的治国理论。
贞观二十二年，唐太宗亲自撰写《帝范》十二篇，从《君体》、《建亲》、《求贤》、《审官》、《纳谏》、《去馋》、《戒盈》、《崇俭》、《赏罚》、《务农》、《阅武》、《崇文》等篇目系统地总结了自己君临天下的统治经验，班次太子李治，作为他即位时效法的榜样。正如他在《帝范后续》中说的：“次十二条者，帝王之纲，安危兴废，咸在兹焉。古人有云：非知之难，惟行之不易。行之可勉，惟终实难。同时他告诫李治说：“你没有我的贡献和功劳，却继承我的荣华富贵，谨当全力去做有益于百姓之事，帝国仅仅的得以保持平安，如果一旦骄傲惰怠或奢侈放纵，性命就会有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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