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注意纳谏，注意节制徭役，都是事实，然而封建地主阶级对“贞观之治”的美化，却完全是着意的夸大。
《旧唐书.太宗本纪》、《资治通鉴》都说贞观四年(630年)天下判死刑的只有二十九人，东至于海，南至五岭，都夜不闭户，出门的人不必带粮食，可以“取给于道路”。《贞观政要》说得更具体，“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囹圄常空，马牛布野，外户不闭”，至于旅行者的粮食问题，“入山东村落，行客经过者，必厚加供待，或发时有赠遗，此皆古昔未有也”。这真是好得不能再好的乌托邦了!
其实历史上根本没有过这样的事实。贞观元年(627年)，关中饥荒;二年天下蝗灾;三年又发了大水。这几年中间，老百姓穷得卖儿卖女，流亡道路。贞观四年，天下大熟，流亡的农民才得还家。这是喘息方定的时候，怎么会一下子便富庶得不得了呢?两年之后，魏征还描绘过中原萧条的景象，他说：从伊水、洛水往东，直到泰山、黄海烟火零落。极目望去，到处都是荒原野草。贞观六年是这副样子，四年的情形就可想而知了。
我们还需要注意，唐太宗的节制徭役，是勉强地去做的，因此他常常会有违反这条政策的举动。这里按照年代次序，举几个例。武德九年(626年)初即位时，要点身材壮大的未成年人当兵，经魏征力争而止。贞观四年，修洛阳宫，张玄素谏阻，说：“今日财力，何如隋世?陛下役疮痍之人，袭亡隋之弊，恐又甚于炀帝矣!”当时，他听了不免心惊，暂时停役。然而到了明年，不仅修了洛阳官，还修了仁寿宫(九成宫)。六年，魏征指出：“比来营缮渐多”，可知那时的徭役并不算轻。十一年，马周上疏，说当时多营不急之务，百姓怨嗟，批评太宗不像贞观初年那样“俭以息人”了。贞观十三年，魏征上《十渐不克终疏》，引太宗本人的话，“百姓无事则骄逸，劳役则易使”，并指出“顷年以来轻用民力”。十六年，太宗下令：今后有自己伤残手脚以避劳役的，“据法加罪，仍从赋役”。据说此风起自隋末，贞观中遗习尚存，所以下令禁止。以上两条，一言一行，最能暴露唐太宗的阶级本性，并且说明常有徭役较重的情况，不过不像隋末那样严重而已。贞观末年，人民赋役负担，还有继续加重的趋势。二十二年(648年)修玉华宫，“所费以巨亿计”。充容徐惠见连年用兵，营缮相继，宫廷习俗也颇奢华，上疏谏劝，说“人劳乃易乱之源”，尽管雇人做工，也“不无烦扰之弊”。至于剑南(四川)百姓，因为造侵略高丽用的船只，负担沉重，那年已经发展到无法忍受的地步了。从以上的叙述，我们可以知道，贞观时的实际情况是：农民的赋役特别是徭役负担，有时比较轻，有时比较重，但重的时候也没有达到使再生产无从进行的程度;唐太宗怕农民造反，执行不竭泽而渔的政策，但由于封建统治者的本性，有时不免要加重剥削，他的好处是肯接受意见，注意改正。封建时代能够这样，就算是政治清明的“治世”了;肯这样做的皇帝就算是“明君”了。
历史上有过许多这类的皇帝，唐太宗李世民是比较突出的一个。我们肯定他是有所作为的封建统治者，但不必歌颂他，因为他终究只是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人物。没有隋末农民群众轰轰烈烈的斗争，就不会产生这样一个局面，不会产生具有太宗、魏征等人的观点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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