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一个半世纪前，日本开始明治维新，同一时期在中国发生了洋务运动和后来的戊戌变法。前者取得巨大成功，日本这个岛国向现代化国家迅速迈进;而后者则以失败告终，导致清王朝继续抱残守缺，最终走向覆灭。
最能说明两国同时变法维新不同成果的就是清廷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中国除败退出朝鲜，被割去台湾、澎湖列岛之外，损失远不止赔偿2亿两白银。据日方有关资料，日本所得赔款及掠夺财物总计约合库平银3.6亿两，折合5.1亿日元，等于当时清廷两年半的财政总收入，更相当于当时日本全国岁入的6.4倍(另一说法是3.8倍)!日本由此尝足了战争的甜头，从此走上军国主义侵略扩张之路。因收获来自中国的这笔巨额财富，日本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得以迅猛扩张，为其在上世纪30年代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埋下了伏笔。
在痛惜两国变法维新截然不同结局时，有一个问题常被提及：“大清”的洋务运动及后来的戊戌变法为何没能成为“小日本”的明治维新?对该问题的思考，当然不限于纠结历史旧账，其更大的意义在于以史为镜，关照今日中国的改革开放究竟该何去何从。
凤凰网有篇专题文章，对此问题从四个方面做了系统分析。1】维新基础有别——清朝不具备日本的有利条件：日本有地方分权自治，中国高度中央集权;日本虽闭关锁国，但留有渠道了解世界，中国闭关锁国则是对外一无所知，且毫无兴趣。2】日本推翻幕府是上下联手多数人革少数人的命，维新主体是实力强大的武士商人联盟;而洋务运动则是清朝少数有远见的官员唤不醒多数人的苦涩尝试。3】明治政府推进社会底层近代化，使日本民间比清朝百姓能承担更重税负;清政府为洋务新政横征暴敛，导致广大农村民生凋敝。4】明治维新造近代国民国家，政权集权高效;清朝维护传统体制，地方借洋务做大导致国家分裂。
应该说，这篇分析文章既不缺依据，亦不缺逻辑，更不缺客观，给人不少启发。但仔细想想，似乎还是缺点什么。在本人看来，从完善其内容，并避免结论表面化的角度，至少有必要做两点扼要补充。
(一)原文未能从社会背景作深入分析，阐明中国思想文化与日本的不同轨迹，而这才是清朝变法维新失败的更深层原因。
简单说来，号称拥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背负沉重的思想文化包袱甩不开。在当时清廷统治阶层典型的主流观念中，泱泱大中国才是代表文明世界的“天朝上国”，外部世界不过是一些欠开化的“蛮夷之邦”。统治阶层唯我独尊的夜郎自大心态比比皆是。
而加剧这种妄自尊大心态的另一个更严重的思想意识弊端是一元文化。这一顽疾最早始于西汉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由此扼杀了中国春秋战国时代诸子百家开启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良好传统。此后，除个别朝代，正统观念之外，不允许有不同思想、不同学说的争鸣。大唱统治阶级赞歌的一言堂大行其道。对提出“奇谈怪论”、“异端邪说”的异己分子则极尽打压之能事，恨不得置之死地而后快。
林则徐、魏源的《海国图志》于1852年最终成书达百卷，首次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开明主张。该书流传到后日本产生深远影响，启发了明治维新，并成为天皇和大臣们必读书籍。而在中国，此书不但未受上层重视，而且受到谴责。中国首位驻外使节郭嵩焘1877年写成日记体《使西纪程》，向清政府介绍西洋先进的管理和政教制度，并提出效仿建议。结果郭嵩焘被清廷申斥，书稿毁版。黄遵宪作为参赞曾驻日本4年之久，他于1887年完成书稿《日本国志》，详细介绍日本明治维新后近十年政治制度及各方面的变化，认为日本不再是从前的“蛮夷之邦”。虽经李鸿章、张之洞等重臣向总理衙门推荐，却没有下文。直至甲午战争结束，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也于1895年签订之后，这本书才自费刊印出来，风行天下，引起震动。从这几本书的遭遇不难看出清廷对待新思想的愚昧拒绝态度。
这种久远历史传统形成的僵化思维模式呈现异常强大又顽固的惰性和惯性。即使有两次鸦片战争血淋淋的惨败，仍然难以唤醒中国这头东方睡狮，导致统治阶层骨子里仍然极其抗拒向西方“蛮夷”学习。极少数有远见卓识的精英和开明进步人士也只能限于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师夷长技以制夷”之类。甚至有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的应允和光绪皇帝的支持，洋务运动以及后来短命的戊戌变法依然应者寥寥，仍无法撼动庞大腐朽的整个清廷官僚阶层，也就不难理解了。
而日本则不同，作为生存发展空间局限性很大的岛国，其忧患意识与生俱来。在明治维新之前的历史文化中，就有久远的向外部强者学习的传统，最典型的当属“汉学”。明治维新主张西学或“兰学”(荷兰传入)，这在思维模式上与此前的“汉学”并无本质区别，只是向强者学习的对象转换而已。因此，日本明治维新的思想文化阻力和包袱要小很多。这是容易引起中下阶层广泛响应，并最终获得巨大成功的根本原因。
(二)大清作为满人少数民族统治人口巨大的汉民族，其政权危机感无时不在。从“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这样的文字狱即可见一斑。在其长达两个半世纪统治中国历史中一成不变的最大国策就是“以汉防汉，以汉制汉”，更有“宁赠友邦，不予家奴”之说。在这样一种政治生态中，在体制内寻求任何可能的变法维新之策必然存在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即不能危及满清对汉人的统治!而这也正是孙中山举起“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大旗的根本原因。
因此，体制内的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只能弄些皮毛性质的改良，不可能奢望根本性的政治与社会制度变革。事实上，几十年洋务运动的主要成果也基本限于军事、工业等有限领域。在后来的戊戌变法中，康梁的不少主张正是犯了满清统治的大忌，被保守派拿住了口实，抨击变法维新是“保中国不保大清”。百日维新被突然采取行动的慈禧太后扼杀于摇篮，以康梁逃亡国外，光绪帝被囚于瀛台，以及戊戌六君子被诛杀的惨痛悲剧收场。
而日本的明治维新则有根本性区别，这个岛国尤其不存在民族问题。维新派充分依靠广大中下级武士、商人等阶层的庞大力量，同时采取“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类似策略，打出拥戴天皇的旗帜，一举推翻了几乎与中国清朝历史同样长久的德川幕府统治，为变法维新提供了最重要的基础、条件和无限可能性。一句话，明治维新首先是一场政治与社会制度的变革，然后才是科学技术与工业等领域的西化维新。
除了上述两个基本方面，至于国家大小，民族性格等因素都在其次。而网络上一些原文对其它一些主要方面已有很好阐述，详见附录。
附：《洋务运动为何成不了明治维新?》
导语：发生在一百五十年前的明治维新，一直都被拿来和东方邻居同时期的洋务运动做比较。在感叹洋务运动的最终失败和明治维新的巨大成功时，我们要弄清楚的是哪些因素规定了它们的发展?而洋务运动为何就成不了明治维新?
1】维新基础已有别：清朝不具备日本的有利条件
虽然是同时期的改革，但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在开始时所具有的基础就大为不同。双方在起跑线上就拉开了差距。
日本有地方分权自治 中国高度中央集权
日本是在中央集权下，相对的地方上存在一定的分权。其地方分权较多的特点与同为中央集权体制的中国存在着很大的不同，即与中国长期以来绝对的中央集权相比，日本具有西方国家分权制度的某些特点。故唐德刚先生在《晚清七十年》中写道：“说者以日本明治维新前之社会结构，实与西欧封建末期之社会结构，极为相似;而此一相同之结构则为欧洲“产业革命”之温床也。日本既有此温床，蓄势待发，因此一经与西欧接触，符节相合，一个东方产业革命乃应运而生矣。此一“欧罗巴社会结构”说，颇能道其契机。”
日本虽闭关锁国 但留有渠道了解世界
16世纪起，西方的自然科学和技术，主要是荷兰人传到日本。因主要是通过荷兰语进行研究的。日本人就把这种学问称为“兰学”。从1633到1639年，幕府连续五次发布“锁国令”，限制日本与外国的一切往来，只剩下长崎这一个地方与中国及荷兰维持着微弱的联系。但是兰学的传播，已经使日本人开始意识到汉学的不足之处，也开始认识到西方科学文化的先进之处到了1720年，第八代将军德川吉宗终于解除了“不准许输入荷兰书籍”的禁令。于是在日本的知识阶层中，又重新出现了“兰学热”。兰学主要在医学、天文学、物理学等领域中发展起来，日本人通过荷兰语，也了解到了西方近代的地理、博物、化学等自然科学知识。同时，维新前的日本本身教育发达。江户末期在男子中有40%-50%的人识字，在妇女中有15%的人识字。识字率在当时世界上处于第一位。
中国闭关锁国是对外一无所知并且毫无兴趣
在鸦片战争被英国用大炮打破国门之前，清朝人对国门外的世界接近一无所知。就连号称第一个“开眼看世界”的中国人林则徐，实际上也对外知之甚少。直到战争开战前，他还认为英国兵到了陆上就会“一仆不能复起”。而他更是坚信英国必须购买中国的茶叶和大黄。“外夷若不得此，即无以为命”，统统便秘而死。对于世界的一无所知可见一斑。林则徐尚且如此，当时普通清朝臣民可想而知。就算被英国的大炮打开了国门，清朝臣民对于世界也毫无兴趣。鸦片战争结束后22年的1862年，日本幕府派出商船“千岁丸”，前往上海进行贸易，年仅23岁的高杉晋作(不久后创建了著名的“奇兵队”)随船前往以开眼界。在上海，他发现，日本几乎家喻户晓的畅销书、魏源的《海国图志》，居然杳无踪迹，甚至乏人知晓，这令他深感震撼。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清日两国对于了解和接受世界的态度实有天渊之别。
2】明治维新一帆风顺和洋务运动举步维艰的原因
明治维新是实力强大的多数人推动的革命，自然过程相对顺利;而洋务运动只是少数远见之士的奋力挣扎，无法撼动顽固的大多数。
推翻幕府是上下联手多数人革少数人的命
日本的变法主体较为庞大，手腕比较高明。日本明治维新时，幕府的势力十分脆弱，陷入极端孤立的境地。维新势力以中下级武士为核心(德川幕府时期，日本武士及其家属约占总人口的6℅-10℅，在武士实力雄厚的萨摩藩，甚至占该藩人口的25℅)，抬出天皇为旗帜，与反幕府的强藩相结合，既有基地又有军队，广大农民和市民也积参加和支持反幕武装。它联合了资产阶级、封建藩主、农民等阶级，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力量去迅猛的速度推翻幕府的统治，把大权收归天皇，进行改革。证明明治维新群众基础坚实对是在确定日本的政治体制时的一次论战，有六十四次上书请愿，而其中大多数是下层的武士和平民百姓!因此，组成了强大的维新阵营，一举推了幕府旧政权。
明治维新得以成功因维新主体是实力强大的武士商人联盟
日本明治维新的改革主体是日本的中下级武士。为谋生路，许多武士从事副业生产或经营商业，其中一部分直接与资产阶级结成“特殊联盟”进行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的经济活动。因此日本中下级武士实际上充当了日本资产阶级的代理人。这个联盟的武士精英们对导致日本落后的旧体制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理智的批判，并利用已有的地位和权力，全力推动这种变革。明治维新主要领导人大多数参与了之前的幕政和藩政改革，积累了丰富的政治经验。在这些“官员型”精英的领导下，整个维新过程沿着“控制中心———夺取政权———改变政体———发展经济———全面改化”的路径循序渐进，每一阶段完成一个最主要任务，脚踏实地又坚定执着，充分表现了维新领导人物的政治谋略和行政才干。假设没有这样一个具有远大目光、杰出才干以及崇高威望的精英领导集团，明治维新以及日本近代化的结果都是难以想象的。
洋务运动是清朝少数有远见的官员唤不醒多数人的苦涩尝试
洋务运动是少数先进的“洋务派”发起的自救运动。在闭关锁国了千年的中国，还有更多的未开明的士大夫、官僚主义强烈的反对这种“崇洋媚外”的做法。洋务派和顽固派曾围绕要不要兴办“洋务”,发生过激烈的论争。顽固派“痛诋”洋务派提倡西学是“捐弃礼义廉耻的大本大原”使用“用夷变夏”的“洪水猛兽”。使得洋务派“三十年来日在谣瘃之中”。在奕设立天文算学馆时就遭到了顽固派强烈的反对。大学士倭仁上书：“夷人称兵犯顺，震惊宗社，焚毁圆明园，残骸众臣民。是大清两百多年来未有的奇耻大辱。朝廷饮恨议和，当不忘雪耻复仇，岂能师事夷人。”不甘大权旁落和继续沉沦落后的中央政府和大部分依旧沉睡在“天朝上国梦”的士人形成了强大的政治合力，使洋务运动对原有社会的任何改动都阻力强大。
3】底层社会近代化效果：明治政府能比清政府从底层拿更多
毫无疑问，在利用国家力量发展西洋实业的时候，明治政府和清政府都遇到了钱从哪来的问题。两者的解决路径也是如出一辙——压榨农民。但为什么明治政府就能从农民那榨出更多的钱来?
明治政府为维新加税引发大量农民起义
1873 年，政府正式发布“地税改革条例”，其内容主要为：“(1)把课税的基准从原来按不稳定的收货量改为按一定的地价;(2)将实物缴纳改为货币缴纳，税率定为地价的 3%;(3)规定土地所有者为纳税人。”但是政府在征收地税的标准上确定了总体上不低于旧年贡的政策，因此在核定地价时“极力提高”，给地方民众带来了沉重负担，民众的斗争此起彼伏。据资料统计，明治元年到明治十年，即 1868 年到 1877 年的农民骚扰，竟达 500 件之多。其中反对地税改革的代表性一揆有真壁暴动、伊势暴动，而山重县的农民一揆是对政府冲击最大的一次。频繁发生的农民一揆反映了民众反对国家的重税和重课，具有反抗明治初期国家对民众掠夺的性质。
清政府为洋务新政横征暴敛也导致广大农村民生凋敝
在混乱的财政和财政管理之下，康熙皇帝当年定下的“永不加赋”的庄严承诺，虽然是清政权的立国之基，却也成了过期作废的旧船票，无法登上“上下交征利”的新客船。当然，康熙的承诺既然如此庄严后世领导就必须在表面上予以维持：“赋”是不会加的，增加的只是“附加费”。根基于田赋之上的“附加费”，遍及全国，名目繁多，令农民们不堪负担。各地虽然变相加征田赋，却都刻意回避“田赋”二字，以便维持康熙皇帝的庄严承诺。一时， “亩捐”、“抵征”、“漕粮加价”、“规复钱粮”等新名词层出不穷。而且，越是鱼米之乡，负担越重。田赋之外，各级政府还在民众日常必需的食盐上大做文章，“盐都吃不起了”，成为民生艰难的最生动写照，由此推动了整体物价的飙升。
明治政府推进社会底层近代化 使日本民间比清朝百姓能承担更重税负
1878 年至1880年，明治政府实现了日本近代地方制度上的三新法体制。明治政府通过对原来无秩序的府县财政的组织化和制度化，即征收权的强化、税源的确保和费目的法定，实现了地方财政制度的初步近代化。初步在底层社会实施有限自治，推动了日本地方制度向近代化发展的同时，也加强了国家的官僚统治。日本民间因此比清朝底层能承受更重的税负去从事变法维新的公共事业。正如学者指出“薄赋轻徭是专制主义的一个特征，因为一个不是民选的政府不敢收太高的税，否则人民会造反的。而一个共和政府反而可能征得很高的税。所以当时英国和法国发展的一个重要区别就是，英国政府平均税率比法国要高得多。但英国的税法很公平。在法国有很多人是可以不缴税的，比如贵族等。正因为税法不公平，所以法国的平均税率比英国低很多，它没有能力搞大规模的公共事业。”
4】日本近代化政府高效集权 清朝守旧制 走向离心分裂
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走向了两个方向。明治维新随着近代化国家建设的推进，一个高效集权的中央政府建立了起来。而为了维护旧格局产生的洋务运动，却导致了地方实力派坐大，埋下后来中国军阀割据局面的祸根。
明治维新造近代国民国家 政权集权高效
当时新日本统一的唯一道路，即废除立于封建制度上的藩及藩知事，改为朝廷直辖的郡县制度。维新政权分阶段解除了原藩国领主占有土地和统治领民的权力。随后又通过逐步改组政府，将大量旧贵族从中央政权中排挤出去。从“王政复古”、“戊辰战争”、“奉还版籍”到“废藩置县”，维新派以武力作保证，运用巧妙的政治手腕，仅仅用了三年半的时间，就使政权性质有了实质性改变，将国家权力收归中央，。明治维新将日本从一个封建国家改变为一个现代意义的民族国家，它既保留天皇，却又开议会，行宪法。建立起新的法理型政治权威。在四民平等中建立起近代化国民国家。在此基础上，明治十八年的官制大改革，日本现代官僚体制逐渐形成。拥有近代国家机器集权而高效的特点。
清朝维护传统体制 地方借洋务做大国家分裂
随着镇压太平天国，中央的军权与财权都逐步地下放到地方。在洋务运动中，由军事发家的地方大员凭借雄厚的军事力量为资本--这些军事力量用以支撑清廷的统治--从中央不断分得财权，壮大自身的力量。以李鸿章为首的地方实力派掌握了绝大部分的洋务企业，增强了与中央进行对话的资本。但地方实力派的狭隘和自私并没有随着地位的不断升高而弱化，他们“主要关心的是使他的区域力量基础比任何潜在敌手都要胜过一筹，保持足够强大的力量以与虚弱的中央政府分庭抗礼，同时又为充当这个政府最尊贵的大臣而窃喜。”，这就造成了地方的独立自保，除非涉及到自己的切身利益，否则他们是可以完全不闻不问的。地方独立自保的状态使中国被明显地分割为以某个地方大员为首的势力范围，拥有单独财政收入和由自己掌控的军事力量，几乎可以不用理会中央政府，特别是政府的号令侵蚀了地方利益的时候。虽然当时李鸿章、张之洞等地方大员掌握着实权，但由于他们笃信纲常名教，所以对清朝并没有十分跋扈的表示。但后来，随着中央政府势力的绝对弱化及帝制时代忠君思想的丧失，地方渐飞扬跋扈，不受中央节制，终发展成为军阀割据的局面。
结语：一个时代的革命，种种破坏和建设的完成，一定不能超出那一个民族的社会生活之外。从这个角度上说，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各自的命运早在发起前就已注定。而一场成功的近代化改革，背后必然是整个社会的近代化。因为靠一个中世纪的底层社会，想撑起近代化甚至现代化的上层，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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