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十大骑兵战专家
1， 李牧(战国)
战国时代，不仅仅是中原诸侯纷乱争霸的英雄史，也是中国北地百姓饱受匈奴人肆虐的血泪史。列国的诸侯在中原战场上打的正欢，匈奴的骑手却在中国北方千里边塞上如入无人之境。伟岸的长城在草原骄子们的眼中不过是一堆粗笨的摆设，庄严的战车步兵方阵在胡人骑手的马刀下化成送肉上俎的拈板，与匈奴人的搏斗仿佛是与自己影子之间无望的追逐，成为一代又一代华夏军人心中挥之不去的噩梦。
还好赵国拥有了李牧，从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开始，正处于童年成长时代的汉家骑兵用无数的鲜血与牺牲灌溉着战胜游牧骑兵的胜利之花，直到公元前244年，一个叫李牧的赵国将军亲手在雁门关外摘下那灿艳如血的果实。在这之前，他是赵国支撑国家安危的柱石，在这之前，他的赵国骑兵队是如日中天秦国也惧怕三分的王者之师，在这之后，东西线到北线，他似一个不知疲倦的救火队员一样，奔波在赵国边境每一寸战火燃烧的土地上。北上雁门，是这位一生未尝一败的将军军事生涯中最沉重的一场挑战，他将面对一个之前中原骑兵未曾战胜过的强敌，绵延数十年的北地烽火与杀戮，注定将在他的手中完成一个凝血的终点。
遗憾的是，当时的中原骑兵并不具备与马背民族在大草原上争锋的实力，主动出击的结果势必是一场驱羊入虎口的自杀式攻击。于是李牧出人意料的选择了沉默与忍耐。匈奴肆虐侵扰的时候他在忍，举国攻击他胆小怯懦的时候他也在忍，将士们满怀激昂的求战的时候他依然在忍，“不抵抗将军”的耻辱骂名仿佛是一块沉重的石头，一度长久压在他坚如钢铁的脊梁上。鲁迅说真的勇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与淋漓的鲜血，李牧正是这样的哀痛者与幸福者，漫长的忍耐不是怯懦的退缩，却是沉默中爆发的固有前奏。
反击的那一天终于来了，公元244年的春天，大举南下的匈奴人第一次品尝到了汉家刀锋掠过脖颈的痛苦滋味。诱敌深入，疲敌劳顿，重兵合围，，在沉默中忍耐太久的李牧似计算精密的电脑程序一般完成了这孙子兵法式的三部曲。步兵集团居中阻击，战车弩兵集团的远程射杀，骑兵军团两翼合围，训练有素的赵军仿佛是一架运转严整的机器，在转瞬间扼住10万匈奴骑兵命运的咽喉。两路包抄的一万三千名赵军骑手仿佛两把在青石上磨砺了太久的锋利砍刀，轻松的撕开匈奴人看似不可战胜的骑兵军阵。骄横的匈奴单于第一次体会到了为人鱼肉的痛苦滋味，一整天的会战很快演变成一场绝望的追歼屠杀。十万匈奴骑兵全军覆没，匈奴单于仅带了十几名随从仓皇逃窜。“胡人不敢南下牧马”，贾谊笔下统一的秦王朝倾国之力谋取的惨胜，在李牧的手中以毕其功于一役的神奇方式实现了。他也以这场酣畅淋漓的胜利，洗刷了公众舆论加在自己身上的种种屈辱骂名，遗憾的是，他可以证明自己的清白，却无力逃脱暗箭的打击，秦国人的反间计让这位纵横沙场的名将最终死在了他所誓死保卫的祖国君臣的手中，而在他的身后，李牧悲情的结局仿佛是一个宿命一般的剧本，轮回似的上演在无数中华名将的人生路程里。
在战国群雄逐鹿的舞台上，有更多的将军留下了一将功成万骨枯的威名，他们在歼敌数目等军人硬性指标上远远超过了李牧，却没有一个人有理由比李牧更值得我们尊敬，因为他们也许成功的保卫了自己所身处的国家，李牧却捍卫了我们这个苦难的民族。
后世有许多人对卫青的成功尤其不忿，原因自然是卫青与汉武帝之间的“裙带”关系，以及大文豪司马迁在史记中对李广的种种同情之辞。但在我看来，这更多的是一种吃不到葡萄讲葡萄酸的心态做祟。卫青能够在汉武帝时代平步青云，原因绝非仅仅是亲戚关系和运气好这样简单，更重要的原因是，卫青身处在一个中国军事思想大变革的时代，传统的步车作战思想势必将被大规模骑兵作战思想所取代，正如今天具备现代战争观念与高科技战争思想的青年才俊能够取代那些观念陈腐的老将军一样，卫青的成功也是同样的道理。
卫青的功名是战场上一刀一剑拼出来的，公元前129年汉朝对匈奴的第一次反击战，在三路大军连遭败绩的情况下，惟独卫青以莫大的胆气横穿八百里，端掉匈奴人的圣地龙城。这场仅仅歼敌八百人的胜利，其意义不仅仅在于粉碎了匈奴人不可战胜的神话，更是对汉朝军事思想的革命。之后的河套会战与漠南会战，年轻的卫青将孙子兵法的诱敌方略与骑兵战的高机动性完美结合，声东击西，大胆穿插，两次痛打匈奴人的主力骑兵军团，公元119年的漠北大会战，更是卫青一生用兵生涯的杰作，在右路军未曾到达且遭匈奴单于主力军队合围的不利局面下，卫青以莫大的耐心执行稳守反击的战略，在敌人最疲惫的时刻打出最迅猛的拳头，最终击溃了匈奴单于主力，这是汉匈战争历史上具有决定意义的一仗，卫青稳中求胜的作战风格，是匈奴人胸膛里挥不去的痛。
可是卫青又是不幸的，无论是身前还是身后，他始终生活在伪道德家的指责里，他谦虚的品质使他躲过了汉武帝的猜忌，却躲不过世俗的风言议论，这是中国官场政治固有的悲剧：干活最多的人恰恰是挨骂最多的人。气人有笑人无的心态在中国任何一个时代都是存在的。李广的死更是让卫青落下了一生的心灵负担。但即使我们以今天的道德与法律观念来看待那段史实，也会发现卫青所做的没有任何可以指责的地方。李广迷失道路，未能按时到达战场，身为李广的上司，卫青对他的处罚是公正的。是李广自己狭窄的心胸气量断送了他，造成了横刀自杀的结局。之后李广儿子李敢对卫青的所谓“寻仇。”更属于没事找抽型的无理取闹。这样一段是非分明的公案，却因为司马迁的生花妙笔而发生了价值评判标准上的变化。本是罪将的李广博得了后世的同情，本无错误的卫青却无端承受了无数道德上的指责。这种悲剧不仅发生在卫青个人身上，更发生在历史无数阶段挺身而出的英雄人物的命运上。卫青的错误在于：他的出身太低微，他的才能太优秀，而他与皇家的亲戚关系在成为他政治挡箭牌的同时，也成为小人攻击他的标靶，更不幸的是，他没有外甥霍去病那样天马行空的品格，他的低调与谦虚更容易让他承受无端的非议。位高权重的位置也令他不得不时时打起精神，应对汉武帝时刻而来的猜忌。战场上的卫青是纵横草原的头狼，官场上的卫青，却是一个夹在权力斗争夹缝中的沉默者。
如果我们透过那些不负责任的指责，面对一个真实的卫青，我们更多的看到的是尊重，卫青从奴隶到将军的故事，绝非简单是一个穷小子靠裙带关系飞黄腾达的故事。而是一个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的少年人把握住命运机遇的励志故事。每个平凡的人在一生里都会遇到难得的机会，也都会遭遇到如卫青这样的指责与批判，但我们每个人都有机会缔造奇迹，成为自己奋斗领域中的卫青，只要我们有着一颗或许沉默却坚韧顽强的心，有着一个或许并不博大却足够宽容的胸怀。有着向旧势力挑战的勇气与永不放弃的个性。
3、霍去病(汉朝)
在汉朝抗匈名将的排名里，世人往往以卫青为翘楚，而如果单以骑兵战的能力而论，春风得意的霍去病仿佛是一把啸傲长空的倚天剑，兵威所至，谁与争锋。
如果说卫青是一个受中国传统兵法成长起来的古典将领的话，那么霍去病仿佛是一个天生为骑兵而生的狂人。同为贵族子弟，他没有赵括式纸上谈兵的迂腐，同为青年才俊，他少了一分少年郎的青涩与懵懂，多了一分让后来人荡气回肠的自傲与张狂。
他曾经对汉武帝说，他自己的头脑就是一部兵书，受不得任何条条框框的束缚，无论为人处事还是打仗，他都仿佛是一只草原上自由的苍鹰，天马行空，无拘无束。他可以大大咧咧的和皇帝说话，肆无忌惮的顶撞领导，他可以用极端的方式杀死与自己舅舅作对的李敢，可以口无遮拦的嘲笑思想古板守旧的大臣将军们，他甚至在你死我活的战争之余还不忘记享受生活，带上自己专职的厨师和球童上前线。种种离经叛道的行为让他即使在千年之后也承受了不少诟病，但他的身上却同样有着中国军人最古朴的品质：忠与孝，义与勇，他对于情如生父的舅舅卫青的孝，他对于有知遇之恩的大汉帝国的忠，他力冠三分威震敌胆的勇，他在酒泉与战士们齐享美酒，同甘共苦的侠义情怀，即使经历千万年的时光，依然让人心向往之。历史上真实的霍去病，以他天马行空的人品处事，与他美如神话一般的沙场功绩，构成了一个立体的少年英雄形象，即使经过无数岁月浪花的跌荡，却还在一代又一代热血男儿的心中，澎湃着壮阔的波澜。
《大宅门》里的白景奇有言：“我天生是个逆子，别人越不叫我干什么，我却偏要干什么。”霍去病也是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叛逆者，他大胆的启用匈奴族出身的众多将领，将匈奴骑兵的狼性精神融化入汉家军人激荡不息的血液中，杂糅相合，自成一家，打造出一支兼有匈奴人长途奔袭能力和汉家军队纪律性的王者骑兵军团。匈奴人赖以生存的战术法宝，却成为了他克敌制胜的不二利器。他狂飙突进式的攻击作风是对中国传统用兵之道的一场颠覆，却似一根最坚硬的铁棒，一次又一次打在匈奴这条漠北顽蛇痛入骨髓的七寸之处。河西会战，在两路汉军连遭败绩的情况下，他以莫大的勇气率领一万汉家男儿横穿祁连山，以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方式，让狼性的匈奴人品尝到了如羔羊一般待宰的滋味。甘肃大地从此纳入中华版图，从此绵延而出的丝绸之路横穿欧亚，惠泽千年。漠北会战上，他抛弃辎重部队，以五万汉家骑兵横挑强胡，缔造下歼敌七万的不世之功。此战过后，数万汉家男儿在狼居胥山举行了盛大的祭天仪式，从那以后，“封狼居胥”成为了无数华夏军人倾一生去追求的盛典，而在无数山河破碎的时代里，这场远去的辉煌在仁人志士们的心中，更多了一份不信东风唤不回的热血理想。
遗憾的是霍去病只活了24岁，民国历史学家蔡东藩因此幸灾乐祸的嘲笑说：“好杀之人，往往短命”。如果他所说的是真的，我们不能不感慨老天的无眼。霍去病所进行的战争，其意义不并非仅仅是攻城掠地，更是为了救赎无数在铁蹄下呻吟的华夏子民，洗雪沉积似海的汉家国耻。因此我宁愿相信这位史学家是一派胡言，以我最善良的愿望：天道是长存不灭的。
在我看来，霍去病的英年早逝，恰是老天对他一种另类的眷顾，如黑夜里灿烂消逝的流星，如荒野上傲然吐芳的昙花，如雪地上灿艳如火的北极光，那怒放的生命是隐藏在在我们这个民族心灵深处的岩浆，埋着破土而出的欲望，涌着炎黄子孙生生不息的铁血军魂。
多年以前，联想电脑集团有句广告语：“没有想不到，只有做不到。”如果一个叫陈庆之的南北朝将军能够活到今天，他最有资格做联想集团这句广告语的代言人。因为在他生活的那个时代里，他做到了那个时代没人能够想到的事，以至于一代伟人毛主席在读到他的传记时，慨然批示道：“千载之下，心向往之。”
南北朝是一个让人不愿回首的朝代，漫长的长江分界线两端，百多年来，无数热血男儿怀着光复山河的伟大梦想，一次又一次渡江而上，兴师北伐，却在胡人骑兵军团的冲锋下屡战屡败，在那个骑兵决定战斗成败的时代里，南朝汉族政权在北方骑兵的持续打击下疲于奔命，只能凭借长江这条天然的障碍勉强维持。骑兵，是南朝军人心中解不开的疙瘩，如梗在喉，积郁在胸。就在这样的时代里，一个叫陈庆之的将军脱颖而出，写下了一段让南朝汉人扬眉吐气的不老神话。
公元529年，北魏发生内乱，粱朝将军陈庆之受命率领七千骑兵护送叛逃南朝的北魏北海王元颢回洛阳争王位，或许是粱武帝佛经读多了，相信真有天神相帮，所以才做出了这么一个疯子一般的决定，要知道七千粱军过了长江，面对的将是北魏雄视天下的数十万骑兵军团，幸运的是，虽然天神没有，战神却有一个，陈庆之就在这样荒唐的决定下开始了他作为战神的传奇人生。首战睢阳，七千粱军将北魏七万大军打的全军覆没，次战考城，又打得两万北魏军溃逃，两仗下来，北魏便报销了九万精兵。北魏的实际掌权者尔朱荣慌了，亲率三十万大军前来迎战，却又被陈庆之打得溃逃，于是鲜卑骑兵彻底崩溃了，虎牢关，荣城，洛阳，北魏经营数十年的几大坚城相继落到了陈庆之手中，陈庆之和他的子弟兵仿佛上足了发条的闹钟一样在中原大地突驰着，在经历了五胡大动乱的纷争以后，汉人军队又一次踏上了这片梦寐以求的失地。而完成这一奇迹的，仅仅是陈庆之手中的七千骑兵!如果说霍去病的胜利还是采用了避实击虚的方略的话，那么陈庆之的胜利却是战场上硬碰硬的奇迹。
你更想不到的时候，这位创造下中国古代冷兵器奇迹的大将，却是一个连弓都拉不动的读书人，骑术也糟糕的可以，在成为方面大将之前，他几乎是以宫廷侍卫的身份陪着粱武帝下了二十年棋。他的生活做派更象是一个艰苦朴素的模范干部，不喜欢奢华用品，从不与人吵闹红脸，工作勤勤恳恳，学习手不释卷。然而在他隐忍与谦让的背后，是军队铁一般的纪律与一往无强的精神，在他满腹的经纶里面，有陷之死地而后生的谋略与战则必胜的大智慧。公元529年那一系列的奇迹并非是一场偶然，而是一个儒将几十年苦心经营与精心谋划的结晶。在南北朝时代南强北弱的大历史背景下，陈庆之的胜利仿佛是罗丹巴尔扎克雕象下那只近乎于完美的右手，或许与历史的“潮流”不和谐，却即使在被斩断以后，依然傲然的张着胜利的姿态，透着英雄的信念与铮铮的铁骨。
莫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公元529年的春天，一个读书人以千万胡掳的鲜血为墨汁，为我们写下了这个血淋淋的誓言。
在李唐开国以前，汉家军队在胡掳铁骑的冲锋面前输了太多次。在李唐开国以后，中国北方在突厥的马蹄声下也呻吟了太久。而李靖注定是为洗雪百年华夏积郁之耻而生的。公元629年的定襄会战，他率领三千汉家精骑爬兵卧血，以一次精彩的大迂回穿插直捣突厥人的阴山老巢。赫赫强悍的突厥帝国竟然一败而亡，那位梦想逐鹿中原的颉利可汗，只能无奈的迎接以阶下囚的身份在长安聊度残生的悲惨命运。古往今来，只有汉家的君主在胡掳的朝堂上青衣行酒，李靖破突厥，俘可汗，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立下前无古人的辉煌奇功。晋朝两位末帝倘若泉下有知，必当举杯同庆，含笑于酒泉。
如果霍去病是这个世界上最凶猛的刀手，那么李靖就是这个世界上最阴狠毒辣的刺客，刺客与刀手的区别在于：对比刀手狂飙突进式的冲锋，刺客往往选择沉默。刺客以沉默洞悉敌人的弱点，在漫长的忍耐中寻找攻击的方向，在电光火石之间完成必杀的追魂一刺，李靖是那个年代里最高明的刺客，骑兵是李靖刺穿敌人心脏的宝刀匕首。他的骑兵奔袭战重在一击致胜，静若处子，动若脱兔，在第一时间摧毁敌人的指挥中枢，象武侠小说里许多剑客对决的固定情节一样，突厥这个横行草原百年的庞然大物就这样在惊愕间倒在李靖的刀锋之下。
从某种意义上说，李靖这样的将领只有在唐朝才能获得成功，因为只有唐朝这样一个强盛的朝代，才能为李靖的成功提供最基本的保证。唐朝的军工体系仿佛是一家技术尖端的冶炼厂，为李靖打磨出最锋利的匕首。唐朝的战马储备量是中国历代封建王朝里最雄厚的，唐朝的骑兵装备也是冷兵器时代汉家骑兵最好的。府兵制更是为唐朝训练了大批素质优良的沙场骑手。然而神兵利器只有在高手的手中才能发挥最大的威力。从辅公佑到萧铣，从突厥到吐谷浑，从为唐王朝开国马踏川蜀，到为保国安邦追亡逐北，李靖的刀下倒了了太多的挑战者。无论对手的武功是何家路数，无论对手的战法变换了何种方式，李靖的致命一刺永远让人防不胜防，仿佛古龙笔下三少爷不可战胜的最后一剑，遇神杀神，战无不胜。经历了数百年分裂与苦难的中华民族，也在这一场又一场辉煌的胜利中，拉开了又一个黄金盛世的起点。
与这位刺客的沉默相对应的，是他缜密如丝的心计，他用兵的慎重与谨慎，和他在关键时刻的果敢与决绝，是后世兵家叹为观止的妙笔。他的细致更贯穿于他的官场生存之道上，他可以从细微的小事身上体察到君王态度的变化，寻找到最有利于自己的安身之道。平灭突厥后，他主动交出了兵权，唐太宗派候君集向他学兵法时，他从细微的小事身上觉察到候君集的祸事，因此刻意保持与候君集的距离，避开了候君集后来祸乱遭株的株连。面对朝堂御史在他一次次打胜仗以后吹毛求疵一般的责难非议，他以莫大的胸怀选择了忍耐退让，甚至在一度不得不归家休养的时候，也从未有任何怨言。正是这种处事的机敏让他在功高震主的风口浪尖上全身而退。然而透过这种被岁月风浪磨砺出的圆滑，我们更多的看到的是一颗忠诚的心，当吐谷浑作乱的时候，已经被解除兵权的他再次临危受命，慨然出征。当高句丽肆虐东北边境时，已是生命最后一息的他依然主动请樱。一个人的处事方式和保身手段，或许会因为过于油滑而遭到道德家的责备。然而李靖，无论年龄如何的累积，无论性情如何的改变，灵魂内里却依然不改热血军人的情怀，在他圆滑的处事方事背后，是一个军人铁肩担安危的傲然风骨。
善良的民间艺人为李靖编写了无数美丽的传说，比如与红拂女的爱情故事，比如除暴安良的游侠传记。演义中的李靖是一匹脱缰不羁的野马，更多的寄托了民间百姓对于英雄的渴望。而真实的李靖却是一个沉默隐忍的人，拥着热血澎湃的心。仿佛是一潭沉默的水，在平静的时候柔软无比，却在惊涛骇浪中喷薄而出，呼啸着击穿任何顽石强大的力量。
6.王忠嗣(唐朝)
民间有句老话，世界上没有后悔药可以买。王忠嗣就是大唐王朝最沉重的一贴后悔药，是他以一个老军事家敏锐的目光觉察到安禄山谋反的祸心，也是他以安边持重的战略思想，将大唐王朝的盛世推向了顶点，更是他怀着一颗忠诚的心，为保国安民的执着理想不计个人荣辱，最终开罪于一直提拔赏识他的唐玄宗，付出了一个忠臣最沉重的代价。如果，仅仅是如果，王忠嗣在天宝初年对安禄山的弹劾可以获得李唐王朝的认同，再如果，755年渔阳烽火时，率兵平叛的是王忠嗣将军，那么历史又会是怎样一个结局?遗憾的是，历史永远没有假设。
持续八年的安史之乱让历史永远记下了李光弼等人的姓名，而英年早逝的王忠嗣将军，却是大唐盛世顶峰时代最闪耀的将星。
王忠嗣的人生沉浮注定是与大唐盛世的兴衰血肉相连的。8岁那年，他的父亲死于反击吐蕃的松洲会战，痛惜爱将的唐玄宗将王忠嗣收养于宫中，与皇子一起长大。那是大唐开元盛世的开始，18岁那年，王忠嗣打了一生里的第一次战斗，在河西以300骑兵奇袭吐蕃，斩杀千人，而当时的大唐王朝，正如春风得意马蹄疾的王将军一样，喷吐着勃勃的青春生命。从37岁开始，王忠嗣以方面大将的身份南征北战，漠北会战击灭契丹，萨河内山会战击灭突厥，强大的突厥帝国从此以后彻底成为一个历史概念。积石山会战大败吐蕃，唐朝掌握了河西地区所有的战略要地，形成了对吐蕃军事对峙的主动权。大唐黄金时代的赫赫武功，也伴随着一次又一次的胜利走向颠峰。40岁那年，王忠嗣挂四镇节度使将印，手握唐朝三十万精锐军队，达到了个人戎马生涯的权力顶峰，而与李林甫等权臣的矛盾也日益逼近，官场斗争里的明枪暗箭也把他推入了你死我活的旋涡中，恰如此时的大唐，在盛世的外面下，也早已经潜伏了深深的危机。
在盛唐的诸多武将里，王忠嗣是一个擅长充分发挥集中机动兵力打歼灭战的天才，他的战争第一原则并非是攻城掠地，而是最大限度的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他的骑兵军团是公元八世纪战场上最剧烈的龙卷风，无论是突厥人还是契丹人，或是吐蕃人，都曾经深深体会到他风卷残云式的攻击方式。对于人口稀少的游牧民族来说，与王忠嗣的作战是不折不扣的噩梦，但是身为一个名将，王忠嗣并不好战，他不贪求杀敌赏功的荣耀，身为封疆大吏，他更多的是一个建设者而非破坏者，无论在漠北还是在河西，他都确立了一整套的军事选拔制度与边疆建设制度，将大唐王朝的边境打造成坚不可摧的铜墙铁壁。当与他同品级的将领都争着在边境出击，甚至主动挑衅敌人谋求战功的时候，他却敏锐的看到了穷兵黩武对于国家的危害。他用细致与耐心的经营打造边防，却从不主动挑起战争。他告诫自己的部将们：军人的职责在于守卫国土，而不是无端挑起战端。他牵挂的不是个人的军功奖章，却是国防建设的百年大计。这正为他日后的悲剧埋下了伏笔。当好大喜功的唐玄宗强令王忠嗣发动石堡城会战时，素来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的王忠嗣选择了拒绝，当部将李光弼为他的前程担忧时，他却坦然告诉所有人：这一仗对于国家的边境安全没有任何意义，只会徒增士兵的伤亡，造成无谓的牺牲，而我王忠嗣绝不会用士兵的鲜血去染红自身的官袍。透过这震撼千古的对话，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超越了历史与阶级概念的大写的人，不仅仅为他赫赫的军功与长远的战略眼光，更为他对于生命价值的无私尊重。
悲剧终于到来了，在石堡城事件之后，王忠嗣因李林甫的陷害蒙冤入狱，是部下哥舒瀚抱着唐玄宗的腿苦苦哀求，才保下了他一条命，公元749年，这位功勋卓著的唐朝名帅病逝于湖北汉阳，享年43岁。就在同一年，大唐帝国以巨大代价夺取了石堡城，却终究因为无法守御而放弃，如王忠嗣所料，这是一场白白牺牲数万军人生命的无谓战争。六年后，素来以边功得到唐玄宗信任的安禄山举兵叛乱，长达八年的安史之乱彻底断送了唐王朝的黄金时代。当狼狈出逃的唐玄宗回望长安漫天的烽火时，他会想起王忠嗣吗?
2003年，张艺谋的电影《英雄》里有句台词，曾被影迷们骂得底朝天：“剑的最高境界是手中无剑，心中也无剑，那就是不杀，那就是和平。”没有人知道，这句无聊台词里所包含的深刻愿望，是一千多年前一个叫王忠嗣的将军以生命为代价寻求的梦想。
7，狄青(北宋)
燕赵之地，多慷慨悲歌之士，在重文轻武，举国轻歌燕舞的北宋王朝里，山西人狄青是北宋靡靡之音里最悲壮的一曲战歌。北宋号称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文人身份的提升在繁荣了文化的同时，却带来了中华民族刚烈民风的衰退与中国文化知识阶层道德的沦丧。武将是北宋最悲惨的职业，官职被文臣压制，指挥处处掣肘，功大时时遭忌，真个是“打仗他们来，黑锅自己背。”甚至平民百姓也耻于习武为兵。在那个强敌四临的时代里，文化经济高度繁荣发达而民风又极度孱弱的北宋，是游牧民族充血的眼睛里最可口的一盘美餐。
还好北宋拥有狄青，这个生不逢时又忠心耿耿的国家守护神，在北宋经济文化高度发达的黄金时代里，漫长的帝国边境正是靠这群身份低贱却毫无怨言的军人苦苦支撑。宋夏大战，西夏党项骑兵驰骋于千里秦川大地，孱弱的北宋大军在党项骑兵的持续打击下疲于奔命，从好水川到三川口，几乎输掉了最后一丝必胜的信念。是狄青的到来为北宋稳定住了战局，他的部队是北宋大军中少有的敢于同西夏军队正面硬碰硬作战并取得胜利的部队，他的骑兵冲锋让西夏精锐铁骑闻风丧胆，他作战身先士卒，所向披靡，却从不盲动，相反精于谋略，往往选择在最准确的时刻发动最致命的打击。在西北的军旅生涯里，他经大小二十五战未尝一败，
他出身低微，即使后来因战功官至宰相，脸上依然留着做士兵时刻着的兵印，他却拒绝除掉这个耻辱的印记，并对皇帝说，这样可以鼓舞后来人奋发向上。而事实上，在军旅生涯中，他仿佛是一块熊熊燃烧的烙铁，烧热了身边所有的人，将屡战屡败疲惫不堪的北宋军队，锤炼成死战不屈的精锐之旅。之后的南征依智高之战，他在昆仑关以步兵部队诱使敌人主力部队集中，再亲率骑兵部队做闪电式战略大迂回，从侧面发动闪击，将骄横的依智高族彻底铲平，对比成吉思汗引以为傲的骑兵战略大迂回战术，狄青的这一相同的创举早了上百年。
战场上的狄青是百战百胜的猛虎，官场上的狄青却是一只任人宰割的绵羊。他的武将出身成为了他官场悲剧所在，从他建功立业的第一天起，他就生活在北宋王朝怀疑的眼光里，号称刚直为国的北宋士大夫阶层，却视狄青为不相容的异类，从欧阳修到文彦博，从贾黯到李兑，这些文臣或忠或奸，却在对待狄青的问题上结成了惊人的同盟。当狄青南征立大功，荣任枢秘史后，这种集体性的陷害活动达到了高潮，中国知识阶层的偏侠与阴诈，在这个过程里暴露得淋漓尽致。从表面上看，这些人有着高尚的说辞，比如“武将擅权，非国家之福。”而真实的原因是，在北宋政治阶层里占据主流的文官士大夫阶层，是不允许武将有任何崭露头角的机会的，因为这将威胁到他们好不容易谋取到的主流政治地位。在这样的情景下，武将狄青成为了最惨重的牺牲品，他可以在战场上多次以弱胜强，但是出身决定了官场是他永远打不赢的战争。比较搞笑的是，欧阳修弹劾狄青的奏折写得如此荒唐，居然称狄青的提拔与阴阳五行犯冲，因此必须贬罢，对比秦烩陷害岳飞时的“莫须有”说辞，这位一向被评价为名臣的北宋大儒可谓无耻十倍。
于是仅仅当了四年枢秘史的狄青黯然外放，他曾经用尽一切方式来避免悲剧的发生，他谦虚，低调，身上没有武将骄横的做派，相反却有草根精英的沉默与朴实。他行事公正，赏罚分明，为官廉洁奉公，可他越是把一切作的完美，悲剧就越进一步的加速度。这是北宋文官治国时代特殊的悲剧。即使在贬罢陈州之后，那些文官们依然不肯放过已是落毛凤凰的狄青，在朝廷特务的监视与谣言的中伤中，离京不到半年的狄青郁郁而终，而处心积虑要除掉他的北宋文官集团，也终于可以轻松的吐了一口气了。
而在狄青的身后，在欧阳修们弹冠相庆的阴诈笑容里，北宋的国耻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这个以国家稳定的名义肆意摧毁中华民族刚烈之气与尚武精神的王朝，一次又一次上演着自毁长城的古老故事，最终在靖康之耻的兵火里，品尝到了忘战必亡的痛苦果实。
8，岳飞(南宋)
武穆庙被清朝人拆了，《满江红》依旧唱在热血青年的心中，刻板的历史教科书或许可以抹去他“民族英雄”的名分，却永远无法取代历史给他的证明，正如一首歌中所唱：“天地之间有秆秤，那秤砣是老百姓。”在宋金战争血肉相搏的大背景下，岳飞本有可能成为那颗定盘的星。
朱仙镇大捷的故事化为说书先生的演义话本，数百年来在民间大地上流传不衰，以至让无知者怀疑岳家军的真实性。孱弱的宋朝居然能够拥有这样一支无坚不摧的王者之师，山河破碎的年代居然还有那样一场北逐顽敌的盛景。可这却是历史真实的事实。无论《金史》还是《宋史》都真实记录了岳飞大军横扫金国铁浮图的辉煌武功。骄横的女真人曾自豪的宣称女真“满万不可敌”。沉默的岳家军用扎马刀与背鬼骑兵粉碎了这个无聊的谎言。从偃城到颖昌，岳家军的战旗飘扬在黄河两岸，南宋一度迎来了宋金战争的最好局面。
南宋抗金名将多多，韩世忠擅长水军作战，刘琦擅长城池防御战，惟独岳飞是唯一一位擅长骑兵作战的将领。宋朝骑兵之孱弱，为中国封建王朝历代之最，一方面，幽云十六州的沦陷让宋朝失去了充足的战马供应，另一面，僵化的军事机制使宋朝的军事作战理念和士兵素质都处于停滞状态。而这种停滞恰恰是与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相符合的。岳飞的成功正在于打破了这僵化的平衡，与南宋诸将显赫的家世相比，岳飞是一个真正出身于草根的平民英雄，草根的身份给予了岳飞民间最朴实的尚武精神，坎坷的磨难给予了岳飞刚正敢言的品格，他的岳家军来自北逃的难民与民间的团练武装，是一支真正意义的人民“子弟兵”。他们有着中国古代军队最严格的训练体系与战斗纪律，赏罚分明，纪律严整，对百姓秋毫无犯，对敌人如虎狼一样凶猛。在成为正规军以前，他们度过了漫长而痛苦的磨砺期，正如人民解放军一样，他们也是从一穷二白的基础上一步步走向强大。这支军队的大多数战马都来自于同金兵作战的缴获，在无数次的失败与碰撞中，他们累积出战胜金国骑兵的经验。背鬼骑兵是岳飞军中最强大的骑兵队伍，远胜于女真人最强悍的重装骑兵军团。更与宋朝同类军队不同的是，岳家军是一支富有信仰的军队，他们是为光复山河而生，却非为个人利益而卖命，在整个宋朝野战能力孱弱的大背景下，岳飞的出现是那样另类与不和适宜，却真正的挽救了一个民族的命运。
战郾城，破金国王牌骑兵部队铁浮图，战颍昌，破女真人十三万大军，兵锋直逼故都汴梁，大好的战局因为宋高宗痛心疾首的十二道金牌化为乌有。赐死风波亭的悲剧让宋朝失去了最后一位改写帝国命运的帅才，而这个悲剧从岳家军成建的那一天起就注定了。忌恨岳飞的不仅仅是宋朝的皇帝与奸臣，更包括了当时宋朝占统治主流的“精英阶层”。他们无法容忍一个平民出身的将军获得与自己平起平坐的地位，更何况岳飞襟怀坦荡的性格更加刺伤了他们气量偏狭的心胸。岳飞期待“文官不爱财，武将不惜死。”那是民间百姓的美好愿望，而占社会主流的知识阶层，土壤却早已经盐碱化了。从狄青的无辜遭逐到岳飞的蒙冤身死，宋朝的士大夫阶层在一次次卑鄙的陷害中走向道德的沦丧。后人总把岳飞要求“迎还二帝”的政治主张作为他被杀的理由，然而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岳家军的建军方式与军事制度，纵然能够打造出一支天下无敌的虎师，然而他的辉煌放在整个宋朝集权式的军事体系下，却恰似一个不和适宜的怪胎，这个悲剧从岳家军建军的第一天开始就注定了。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岳飞之死绝非是秦烩等宵小之徒可以谋划的权谋，西湖之畔跪着的四个罪人不过是可怜的替罪羊而已。陷害岳飞，治死岳飞，是当时宋朝君臣武将的集体行为，于统治者而言，岳飞是威胁帝王宝座的一把匕首，于敌人金国而言，岳飞是悬在他们头顶的达摩利克斯之剑，而对于张浚，王贵等武将们来说，岳飞是仿佛是一颗闪耀的恒星，早已经遮挡住了他们的光芒，永远把他们笼罩在光环的背后。于是，在这个偏安而不思进取的朝廷里，岳飞不得不死。如果岳飞真的有罪的话，他的罪过绝非是莫须有，他的罪过在于太优秀，他的优秀是致他于死地的催命符，在那个悲剧性的年代里，岳家军的美丽是一种不可赦免的罪过。
日本人在宋朝灭亡后曾幸灾乐祸的嘲笑说：“崖山之后，已无中国”。而在抗战时期，有一句豪言却激荡了千百万中国人抗敌报国的心：我们要以无数无名的岳武穆，来造就一个中华民族的岳武穆!誓与我们的国家共存亡，同生死，无论环境困难到如何地步，我们决不动摇我们尽忠报国的决心。
从小他就是个喜欢听战争故事的孩子，尤其喜欢听村里老人讲述岳飞抗金的故事，在小伙伴们做游戏的时候，他高出别人一筹的智谋总能让他成为游戏的赢家。那个时候没有人回想到，在元末农民大起义这个复杂的战争游戏里，几十年后的徐达会成为最出色的玩家，他将陈友谅玩进了绝路，将张士诚玩进了牢房，将赫赫无敌的蒙古骑兵玩出了漠北。中国历史的大一统从来都是由北向南的固定剧本，却在徐达的手中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公元1368年的明朝北伐开了中国历史南方统一北方的先河，横跨欧亚大陆的蒙古帝国，从此敲响了分裂与灭亡的丧钟。
骑兵是蒙古人横扫欧亚的最大本钱，也是末代蒙古元王朝安身立命的最后法宝。蒙古骑兵曾骄傲的相信，只要跨上战马，他们永远是最优秀的战士。刘福通的北伐被蒙古骑兵击灭了，韩山童的宋政权被蒙古骑兵击灭了，当元帝国最后的猛将们正陶醉于这如夕阳余辉一般的最后胜利时，他们没有想到，一个叫徐达的汉人和他的骑兵部队将在中华大地横空出世，在公元1368年的北伐战争里彻底终结蒙古骑兵不可战胜的神话。
公元1368年，明太祖朱元璋以徐达为主将，率25万大军两路北伐，先取山东，再取河南，最终攻陷元大都，新生的明帝国版图在徐达的马鞭下如滚雪球一般的膨胀着，元顺帝如丧家犬一般仓皇出逃，统治中国九十七年的元王朝彻底宣告灭亡。然而在徐达眼里，这些还远远不够，这些胜利大多只打疼了元帝国的汉人部队，对元帝国的精锐蒙古骑兵并未造成直接打击。真正的决战在太原开始了，面对蒙古第一猛将扩敦帖木儿的十万蒙古精骑和围点打援的战法，徐达以夜袭战的方式将蒙古军打得全军覆没。在之后的定西兰儿峪会战中，徐达再次以中央突破的战法击败扩敦帖木儿，打得这位蒙古第一猛将扔下部队带着老婆孩子仓皇逃窜，这是两场明蒙战争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胜仗，徐达先后消灭了蒙古近二十万精锐部队，是对苟延残喘的蒙古帝国最沉重的打击。
公元14世纪是一个值得中国历史纪念的世纪，不仅仅在于元朝的灭亡和明朝的建立，在宋朝三百年士大夫阶层道德日益沦丧的大局面下，在宋朝精英知识分子于崖山集体跳海殉葬的悲哀绝唱里，在元朝九十七年统治时代中国知识阶层全面遭到打压甚至陷入信仰危机的大环境里，生活在最底层的草根们终于代表我们这个民族走上了反抗的最前台。放牛娃出身的皇帝朱元璋与农民的儿子徐达正是这其中优秀的代表，元朝的民族歧视政策与残酷的民族清洗政策不仅没有熄灭中华大地抗暴的火焰，相反成了促其早死的催命毒药。以平民阶层与下层知识分子阶层为第一代统治班底的明王朝完成了中华民族的光复与救赎，也印证了“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古老诗句。在那场北逐胡掳的伟大战役中，徐达与他的大明虎师仿佛一群出身贫贱却不知疲倦的登山者，从中原到西北，征服着一个又一个貌似不可战胜的障碍，将成吉思汗的不肖子孙们送上了逃亡与分裂的不归路。元明战争的结局不仅仅是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的胜利这么简单，它更多的是属于民间力量的胜利，“群众中孕含着多么巨大的力量”，这句阶级斗争时代的口号语录，却是元末明初王朝兴衰鲜血淋漓的事实。
金庸在《倚天屠龙记》里曾戏称徐达得到了岳飞的《武穆遗书》，从此以后百战百胜。这只是小说家的演绎，然而综观徐达的用兵履历，我们却完全可以看到徐达与百多年前的岳飞的相通之处，他们都是出身寒微的草根将军，他们的部队也都是由民间义军组成的子弟兵，在长期抗击游牧民族铁骑的战斗与失败中发展壮大。他们的部队也都有着让游牧骑兵闻风丧胆的强大战斗力。在用兵方面，徐达是一个谋勇结合的儒将，习惯于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胜利，百多年来，汉族军队面对蒙古骑兵的冲锋，往往只能凭借水域天险和城池防御战战而胜之，徐达却做到了在战场硬碰硬的野战中彻底消灭蒙古军的有生力量，这样的战斗力完全可以媲美汉唐盛世时代。如岳飞拥有背鬼骑兵这样的王牌部队一样，徐达也拥有自己独特的王牌骑兵军团，他的“火龙骑兵”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支成建制装备火枪武器的骑兵军团，他第一次创造性的将骑兵的快速机动冲锋与火枪的迅猛射杀完美结合。在一次又一次的骑兵对冲战里，蒙古人赖以取胜的复合弓在火龙骑兵的枪林弹雨下成为了可怜的烧火棍。而徐达比岳飞要幸运得多，他效力于勃勃初生的明王朝，而非苟延残喘的宋帝国。历史给予了他机会和使命，给予了他一展抱负的平台。这是多少生不逢时的名将们可遇而不可求的幸福。
岳飞的《满江红》今天依然传唱不息，徐达不是诗人，却也留下了气势磅礴的〈〈平胡表〉〉，在笔者眼中，那是堪与《满江红》相媲美的华丽篇章，“惟彼元氏，起自穷荒，乘宋祚之告终，率群胡而崛起。以犬羊以干天纪，以夷狄以乱华风，崇编发而章服是遗，紊族姓而彝伦攸理。逮乎后嗣，尤为不君，耽逸乐而招荒亡，昧于竞业;作技巧而肆淫虐，溺于骄奢。天变警而靡常，河流荡而横决，兵布寰宇，毒布中原。镇戌溃而土崩，禁旅颓而瓦解，君臣相顾而穷迫，父子乃谋乎遁逃。朝集内殿之嫔妃，夜走北门之车马。臣(指徐达自己)与(常)遇春等，已于八月二日，勒兵入其都城。”这壮怀激烈的文字里，有我们这个民族荡气回肠的雪耻之气，有岳元帅未完成的梦想。
10，李成粱(明朝)
在电视剧〈〈康熙王朝〉〉里，吴三桂意味深长的说：“寇是咱的衣食父母。”那是因为他深味了功臣兔死狗烹的固有结局。身为一条恶狗，想避免被主人杀害的办法无非有两种，第一种是捉完了兔子以后装兔子，把自己的真性情紧紧埋藏起来，保身的同时势必也要承认无尽的猜忌与耻辱。另一种方法则简单而有效，那就是不把兔子斩尽杀光，永远保留自己的利用价值。吴三桂虽是这么说，但这招他还是玩的不好，最后落得身败国灭的结局，比较起来，他的辽东铁骑老祖宗李成粱却将这招玩的炉火纯青，在明朝中后期由盛转衰的大背景下，李成粱玩寇之术骗倒了狡猾的士大夫阶层与懒惰的万历皇帝，也把天下一统的明王朝从天堂骗进了地狱。
李成粱确实能打仗，史书上说他的赫赫武功“二百年未有”，虽有夸大之辞，却足见他在那个时代的地位。他是一个深味官场钻营之道的沙场名将，但这不能抹杀他在军事上的独特造诣。他的辽东骑兵是大明王朝后期最强悍的骑兵部队，与戚继光等人靠制度建军的方式不同，李成梁用树立私恩和丰厚赏赐的办法培养着属于个人的私家势力，虽同样打造出一支作风凶悍的强军，却也让他成了威震一方的土军阀。若没有当时土蛮蒙古与女真肆虐辽东的事实，估计李成粱足够死上两三回了。但李成粱的部队着实能打，当明朝其他的边地将领普遍采用防御式的作战方法时，李成粱则主动出击，率领骑兵军团在辽东平原上与游牧民族硬碰硬的较量，屡战屡胜，几乎年年都能打出个捷报来，成为万历皇帝每年祭天时
必备的喜庆内容。
从某种意义上说，李成粱的骑兵部队和骑兵战法，是中国近代化骑兵作战理念的先驱。他的骑兵普遍装备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三连发火枪与五连发火枪，火器射杀与骑兵冲锋相结合的作战方式构成了他近乎完美的进攻体系。而由百战精锐死士组成的李府家兵骑兵队，则是这支虎师中精锐里的精锐，抗倭战争中的碧麟馆战役，正是这支王牌军以三千之众力战倭寇数万大军，打得横暴的丰臣秀吉军团胆战心惊。不过就是在这一次又一次赫赫武功中，李家军也把养寇自重的功夫玩到了极致，对比与李成梁同时代的名将戚继光，我们不难发现，戚继光倾向于一次性解决问题，靠稳固边疆的防御与对敌人毁灭性的打击，收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李成粱则喜欢凡事留后路，对敌人很少赶尽杀绝，在立下战功的同时，总是保证自己还能有下一次仗打，甚至为了谋求封赏不惜杀良冒功。不同的作战方式换来的不同的结果，万历十年，李成粱的朝中后台张居正病逝，因为边境安定而失去利用价值的戚继光很快遭到了罢黜，而同为张居正亲信的李成梁却因为辽东大地不息的战火而继续得到重用。对于戚继光郁郁而终的下场，李成粱终生富贵的结局告诉了所有明朝武将最好的谋身之道。在明朝末年的大动荡中，身负守土之责的明朝方面大将们把养寇玩寇的招数玩到了极致，最终玩出了崇祯皇帝煤山上吊的悲惨结局。
更要命的是，李成粱把被打败的敌人当成温顺的猫，却殊不知温顺的猫中也藏着野心勃勃的老虎。在平灭女真的战斗中，李成粱以一贯的玩寇手段宽容了作乱被俘的努尔哈赤，后者和他的建州女真部落在李成粱的养寇策略下一天天长大，最终成为了一只凶悍的猛虎，吞噬掉了大明朝的万里江山。而曾经赫赫威名的李家军，在李成粱病逝后，由于继任者的无能与朝局的变化也日益走向堕落和沦丧，私家性质的军队崛起的快，腐化堕落的速度却更快，辽东铁骑赫赫的武功终于无法阻挡女真人崛起于白山黑水之间，最终成为了大明王朝的掘墓人，在明亡清兴这纷乱的六十年中，正是李成粱无意中被女真人提供了掘墓的铲子，最终拉开了一出又一出血火大戏的序幕。
可我们似乎不该因此指责李成粱什么，崇高的理想与高尚的品德或许是人人都梦想与追求的，可大多数人都是生活在人间的凡夫俗子，都有对于个人利益的维护与追求，李成粱所做的一切，只不过是一个武将在黑暗的官场倾轧中一点可怜的谋身手段而已。谋国还是谋身，这本事一致的问题在明朝时代却发生了可笑的对立，不得不说是中国官场政治的悲剧。
是什么样的原因逼迫那些战功卓著的武将们需要采用如此下作的手段，才可以换取一个可怜的善终?这或许才是后人应当反思的。与宋朝的沦亡一样，明朝的灭亡同样是尚武精神的沦丧与军人集团地位低下的结果。不一样的是，在经过了千百次的猜忌与前车之鉴之后，明朝的武将们只是多了一点点自保的狡诈而已，却成为了王朝灭亡的催化剂，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绝妙的讽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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