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苏东坡好歹还有红烧肉吃，到了曹雪芹那里，连肉末都吃不上了，只好喝稀粥：“蓬牖茅橼，绳床瓦灶，举家食粥”。美食家的传统到曹雪芹就结束了?写《红楼梦》的曹雪芹是最后一个美食家?从孔子开始，到曹雪芹结束。孔子的相貌一定很儒雅，但在口味方面，俨然一食肉动物也。他以教育家的身份，开办私立学校，不见得真想搞什么“希望工程”，从本质上还是“为稻粱谋”。有啥办法呢，孔子也是人嘛，也要养家糊口。他的私塾，门槛其实还挺高的，光靠送几斗五谷杂粮是进不去的。孔子可不是吃素的。想跟他学点本事的那些青少年，家境估计都还不错，慢慢也就摸透了这位教师爷的胃口，投其所好，逢年过节捎去一束束的干肉。这无形中就充抵学费了。孔子果然喜笑颜开，强咽下口水，一手接过干肉挂在屋檐下，一手拉起下跪献礼的徒子徒孙去教室里听课。拜师仪式永远这么简单，三分钟就能搞定了。

　　孔子爱吃的干肉，估计是用盐腌制后风干的，为了便于保存。不知跟后世的金华火腿或腊肉，味道有什么区别?孔子收的学生越来越多，厨房里悬挂的干肉，总也吃不完似的。猛然走进他家，你会觉得不像学校，更像肉店。丫真有口福!什么周游列国，什么传贤问道，纯粹吃饱了撑的。但不管哲学家还是艺术家，首先要吃饱肚子，解决了形而下的问题之后，才有心思、才有力气追求形而上。这本身就是真理。孔子不是苦行僧，可过不惯食无鱼或食无肉的穷日子。他甚至在教授音乐课时，也要使用通感的手法，以味觉上的鲜美来比喻听觉上的奇妙：一支好曲子，能使人“三月不知肉味”。何谓余音绕梁、三日不绝?总令我联想到孔子家中悬挂在梁柱上的一串串干肉。真是仙乐飘飘、香气扑鼻啊。

　　孔子不光爱吃猪羊牛肉及各种家禽，还爱吃鱼。他津津乐道：“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其中的脍字，即指细切的肉生、鱼生。更多指鱼生，吃法相当于当代的三文鱼。杜甫曾写诗赞美切脍的技巧：“无声细下飞碎雪”。《东京梦华录·三月一日开金鱼池琼林苑》：“多垂钓之士，必于池苑所买牌子，方许捕鱼。游人得鱼，倍其价买之。临水听脍，以荐芳樽，乃一时佳味也。”切脍的流行，不能说完全没受到孔子遗愿的影响。孔子爱吃鱼，还表现在他给自己的宝贝儿子起名为鲤，据说孔鲤诞生那天，老人家刚从农贸市场买了条大鲤鱼提回来，正考虑着是该红烧呢还是清炖?也算一道日常化的哲学问题吧。这比丹麦王子哈姆雷特那样尽想着是生还是死，可有意思多了。孔子本质上还是一位乐观的思想家。有一颗平常心。他爱吃肉、爱吃鱼、爱穿名牌衣服，又有什么不好?说明他热爱生活嘛。当教师的，不热爱生活，能教出什么样的学生?一个民族的教师爷，不热爱生活，这个民族还不彻底绝望了?

　　难道非要叫孔子变成一头食草动物，吃的是草流的是奶，就好了吗?就更可亲近吗?他吃肉，不也同样流出奶来;从他身上起源的儒学的乳汁，不也浇灌中华民族几千年?食肉动物的乳汁，没准比食草动物的更有营养、更有力量。中华古代文明，儒、道、释的影响此消彼长，相映成趣。儒教之所以未被道教或佛教挤垮，还在于它根深蒂固。它是入世的，积极进取的，是孔子，是食肉动物所倡导的哲学。所以，它不容易被打败。苏东坡好歹还有红烧肉吃，到了曹雪芹那里，连肉末都吃不上了，只好喝稀粥：“蓬牖茅橼，绳床瓦灶，举家食粥”。唉，中国知识分子的伙食，越来越差了。《红楼梦》无疑属于中国文学史里的满汉全席，可烹饪这桌盛宴的大厨师呢，却穷得快揭不开锅，以粥充饥。但他前半辈子毕竟阔过，在《红楼梦》里，还能以无限怀念的笔调，描绘一番富贵人家的大鱼大肉、山珍海味。朱门酒肉，并不臭，香着呢!只不过不容易吃到嘴罢了。

　　写《红楼梦》的曹雪芹是最后一个美食家?美食家的传统到曹雪芹就结束了?曹雪芹是北京人，但他幼年在南京汉府街一带的江南织造署生活过。我怀疑他写于香山脚下的《红楼梦》，其实以南京的那一段钟鸣鼎食的日子为背景的。他在北京的青年时代是很破落的。但这并不妨碍他蜷缩于西郊黄叶村的农舍，重温遥远的金陵春梦。否则他干嘛要把自己暗恋的女孩子们命名为“金陵十二钗”呢?《红楼梦》既是一部人情之书，同时也算一部美食之书。那里面所描述的螃蟹诗会及诸多佳肴，带有浓郁的江南风味，我希望那是某位南京厨子的手艺，给曹雪芹留下的永难磨灭的记忆。曹雪芹是北京人，读者却常常忽略了他与北京这座城市在文化上的关系，恐怕因为《红楼梦》不仅仅属于北京，更属于整个中国，属于全世界;不仅仅表现了家庭史抑或清代的鼎盛时期(乾隆王朝)，更表现了永恒。在这一点上，曹雪芹是后世最著名的京味作家老舍也无法超越的。虽然老舍写了伟大的《茶馆》，平民化的“大观园”。

　　曹雪芹与老舍同属“北京满洲人”(或称北京旗人)，只不过年代不同罢了。记不清曹家算哪一旗，反正老舍是出生在“正红旗下”。他们二人，称得上是另一种性质的八旗子弟，与世人印象中豪奢傲慢的八旗子弟相比，绝对算“另类”了。他们既不提笼遛鸟，又不唱戏捧角，而热衷于写小说，是少有的文学家。当然，曹雪芹比老舍要更多一些贵族气质，毕竟他是阔过的，这就像贾宝玉与骆驼祥子，虽然性别相同，却风格迥异，属于完全不同的社会阶层。人们根据食粥、寒夜奔走、徒穷四壁之类传说，认定曹雪芹命苦，有点像“文革”中遭受冲击的“黑五类”子弟。其实他是吃过满汉全席、享过种种艳福的，否则他如何逐一描绘大观园里的“高消费”(山珍海味、画栋雕梁以及穿金戴银)，如何再现美女如云?假如纯属虚构的话，那他的想像力可就惊人了。

　　别的不说，从《红楼梦》里，将描写饮食的情节抽出来，足够编一本供五星级饭店使用的菜谱。非美食家不能著此书也。以此类推，曹雪芹还基本具备服装设计师、建筑学家、戏剧导演、诗人、琴师乃至娱乐记者的素养。这可都是靠温柔富贵乡里泡出来的，非道听途说或三两天的熏陶所能造就的。公子虽然落难，富翁纵然破产，瘦死的骆驼也比马大呀。在这方面，我又很赞成张中行的观点：“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曹雪芹不会像诗文中描画的那样穷。文人，张口阮囊羞涩，闭口贫无立锥，也只是说说好玩而已，如果真衣食不足，那就连写阮囊羞涩、贫无立锥的力量也没有，况八十回的锦锈大书乎?所以所谓文穷而后工，穷只是未大富贵，却必须执笔半日，到食时还有，哪怕是粗茶淡饭，送上桌面。还不只是粗茶淡饭，见于诗文，他也不少喝酒，显然，不名一钱是办不到的。还可以看看他的朋友，敦氏弟兄等都是中上层人物，他的情况会下到底层吗?”

　　我想，曹雪芹再尴尬，也会比大清帝国垮台后破落的旗人境遇要稍好些。令其有切肤之痛的并不完全是物质，而更多的存在于精神层面上，譬如爱情的失落、亲朋的离散。要想顿顿有肉吃，就得受尽十年寒窗苦，学而优则仕，就得一步步往上爬、升官发财，就得出人头地、治国平天下……此为儒家教育里的一条潜规则。不好意思明说。其实谁都是这么想的，这么做的。弱肉强食、适者生存嘛。跟孔孟相比，老庄之类道学先生，太像素食主义者了。尤其庄子，总装出胃口很小的样子，什么都不想要，好像是靠吸风饮露长大的，看一眼蝴蝶，就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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