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康熙四十七年，崇祯第四子朱慈焕在山东汶上县被捕，时年七十五岁。
电视剧里的朱慈焕，当然，历史上他是在杭州受审，不可能见到康熙问案了。
朱慈焕逃离北京后，为一前明王姓给事中收养，改名王士元，后来辗转浙江、山东以教授私塾为生。
被捕受审时，朱慈焕坦承身份，又说：
“吾今年七十五岁，血气已衰，鬓发皆白，乃不作反于三藩叛乱之时，而反于清宁无事之日乎?且所谓谋反者，必占据城池，积草屯粮，招买军马，打造军器，吾曾有一此乎?”
清廷审结案件，一口咬定他是假冒，将朱慈焕与三子一孙一同处斩，家乡妻女六人闻讯自杀。
再看“圣君”康熙的理由：“朱某虽无谋反之事，未尝无谋反之心。”注意，他也认可此人是朱某，不是王某。
事实上，清廷对于明朝的藩王、皇子固然是杀之而后快，在政权相对稳固后，对于普通的朱明宗室则报之怀柔以至“满化”的策略。
如顺治十八年后，前来投诚的明奉国将军朱议滃、伪王朱璟涑、朱至濬、朱鼎瀇分别被授予拜他喇布勒哈番(乾隆元年定汉名“骑都尉”)或拖沙喇哈番(乾隆元年定汉名“云骑尉”)的八旗世爵，并赐给俸禄、人口、庄屯、器物，有得还会编入八旗，变成旗人。
比如雍正二年受封一等侯的朱之琏，号称是随洪承畴被俘的明朝代王后裔，原隶镶白旗汉军，雍正年间以明朝后裔抬入上三旗之一的正白旗，负责春秋祭祀明朝皇帝。
他的子孙一直传承到清朝灭亡，第十二代一等延恩侯朱煜勋还在溥仪的流浪小朝廷里出没，自认大清忠臣。
1924年9月7日，43岁的朱煜勋受到溥仪的传召，进入紫禁城与溥仪的老师庄士敦见面。这个有2个孩子，房屋破烂，连官服都要向别人借的前朝后裔，给英国人庄士敦留下了良好的印象：有礼貌、自尊。
在溥仪被冯玉祥驱逐出紫禁城，寓居天津租界后，这位延恩侯还四处凑钱买了车票去探望“主子”……
正是这个有自尊的人、忠于清皇室的人，对于自己的“祖宗”极缺敬意。
1907年，著名教育家张相文游十三陵时，发现陵园十分残破，无人管理。樵夫告诉他，说有一个延恩侯负责祭扫，但这个人很不负责任。“草草将事，若儿戏然，疑非朱氏血胤也。”
或许张相文自此留了心，他在《南园丛稿》的《记朱侯》中记录了1919年他和两位好友对这位侯爷的拜访。
这位侯爷“年可三十余，状貌粗肥，面带酒肉气”。见礼寒暄之后，朱煜勋以为他们是民国政府派来的官员，立刻和他们讨论能不能把十三陵土地出租，让政府开辟成公园，他可以拿钱养家……
1929年，这位侯爷向民国政府申请救济，民国政府取消其爵位后，任命为明陵保管委员，月薪50银元，不过朱煜勋在民国的表现并不比在大清好多少，还被控参与盗墓，于1933年遭撤职。
至此，清廷设立的一等承恩侯这个“御用大花瓶”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尽管他们自始至终都未被允许服明服色、行明正朔，用明朝礼节，简言之，清朝对他们适用“臣礼”而非“宾礼”，而这些早已“奴才化”的人们也对此甘之如饴，实在可悲、可鄙。
当然，清廷对明朝宗室的处断，在不少今人眼中并不奇怪，民间自有“斩草要除根”的说法，并诬以传统文化之名，却是自以为是了。
中国古代一直有“三恪二王后”的礼法，属于“宾礼”之一，即封前二代后裔为“二王后”，封前三代后裔称“三恪”。
这些前朝后裔，多数被特许服前朝服色、奉前朝宗庙祭祀，这条政治传统，自西汉至于南宋、金朝一直延续，就连五代的乱世都未抛弃。
如曹魏代汉后，魏文帝封汉献帝为山阳公，食邑一万户，立都城于浊鹿(在今河南省焦作市修武县东北)，不称臣，受诏不拜，可以天子仪仗祭祀宗庙，仍行汉朝正朔。山阳国传汉献帝之孙刘康，之后跨曹魏、西晋两代，直到永嘉之乱才告断绝。
更奇葩的是曹魏的末代皇帝曹奂，被晋武帝封为陈留王，58岁死后仍被谥为“元皇帝”，其封国曹姓后裔一直传承到南朝齐，传国214年。
跨越朝代最多的，则是隋朝的后裔，唐初废隋炀帝之孙杨侑为酅国公，行隋正朔，车骑服色，一依旧章，此后跨越唐代、武周、后梁、后唐、后晋、后汉等六朝，一直身居“三恪二王后”之列。
就连女真人建立的金朝，金熙宗也封辽天祚帝为豫王、宋徽宗为天水郡王、宋钦宗为天水郡公，与齐刘豫合称三恪。
这个规矩，坏在元朝，元世祖忽必烈封宋恭帝为“瀛国公”，使居于大都、上都。后徙乌思藏萨迦寺(今西藏萨迦县)为僧，翻译了佛经《百法明门论》、《因明入正理论》，后死于甘州(甘肃张掖)。
如果仅以“宾礼”来说，崖山之后无中国，明朝之后无华夏，似乎也没什么错误，就连对前朝皇室的那点礼仪优容，胸怀气度都不见了，只剩下小家子气的“斩草除根”，又岂是真正的华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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