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数人相信，正当大萧条蹂躏这个国家的时候，胡佛袖手旁观，无所作为，是富兰克林·罗斯福积极干预经济，最终才带来了生机。但没有什么比这个更不真实的了。

　　首先，在大萧条期间，说胡佛懒坐着，这不真实。他做得蛮多--比任何和平时期的总统做得更多。雷克斯·塔格维尔(Rexford Tugwell)，罗斯福新政计划中的一个重要人物，后来承认，“我们当时不承认，但实际上整个新政是从胡佛发起的计划推出来的”。其实，胡佛不断管经济的闲事，使情况更糟。他费了心思把1929年的衰退搞成了大萧条。在1929年和1930年经济不景气的时候，在政府干预了一年之后，情况大大恶化了。

　　管保失业

　　股市崩盘之后的那个月，胡佛把企业界的重要领袖召到白宫。他恳求他们不要削减工资，争辩说高工资是大萧条的一条出路，因为他们给了个人购买货物的手段。

　　说真的，胡佛的哲学在表面上看似有理，每一本美国历史课本其实都本分地采纳这个哲学;经济低迷，这种论证说，是由“低消费”引起的。但是，这个观点是荒谬的。单说一件事，如果大萧条的原因一直是消费者花费少了，那么我们该有理由预言，最受打击的经济扇面应该是那些制造锅碗瓢盆、牙膏或者苹果饼的企业。但是，历史学家加里·迪安·贝斯特(Gary Dean Best)指出，最遭罪的却是生产耐久货物和资本货物的企业。“消费者增加了开销，”贝斯特解释说，“大致是帮了生产生活消费品的企业，事实表明这种企业的销售额比大萧条之前的水平下降得最小;这和受大萧条影响最严重的重工业少有或者没有关系，而失业却主要集中在重工业中。”

　　胡佛的理论忽视了一个重要的考虑--工资是企业经营的一项成本。要求高工资，特别是在价格迅速走低的时候，它让企业更难以雇人。然而，总统有要求，大企业给了面子。悲惨的结果是可以预言的：大规模失业。

　　胡佛的错误，是把高工资假设为美国繁荣的原因，而不是繁荣的表现。如果单凭高工资就能制造繁荣，我们仅仅强制执行每小时100美元的最低工资，那就可以消除世界的贫困了。只有疯子才支持这么一项政策，因为结果是前所未闻的失业率，以及经济的彻底浩劫。

　　管农业的闲事

　　胡佛的农业政策是另一场灾难。自从一战结束以后，农场主哭着喊着要政府的这个补贴、那个补贴，其中包括要求帮助提高农产品价格。(解释一下：农场主希望政府把食品和服装弄得对人人都更贵，为的是给他们带来好处。)农场主日子难过，是因为农场主太多了--多得没有任何经济意义。一战期间，欧洲的农业生产遭到了战争的扰乱，美国的农业扇面急剧扩大。等到战争结束，那就没有什么道理指望美国肿胀起来的农业扇面还保持相同的大小。人和资源都得转移到工业方面，以生产美国人真正需要的货物。

　　胡佛设立了“联邦农业委员会”，试图改善众多美国农场主的境况。联农委贷款给农业合作组织，这样农场主就把他们的产品(特别是小麦和棉花)善而藏之，待价而沽。然而，这个办法确实能称心如意地把价格抬起来，但是第二年农场主却兴高采烈地增加产量，把过剩问题搞得更加严重。最后，联农委通过它的“谷物稳定公司”，授权以远高于世界价格的价格收购美国农场主的小麦。于是农场主就把小麦卖给“谷物稳定公司”，而不是出口。政府的农业官员坚信：美国小麦脱离世界市场，必致世界小麦短缺，外国人很快就会哭着喊着要美国小麦。可是事与愿违，加拿大和阿根廷的小麦生产者把美国的世界市场份额抢走了。

　　美国官僚确实能够在短期内抬高谷物价格，但是，巨大的过剩小麦，被政府买去了，把谷物价格压得更低，因为世界知道这些小麦终究还得倾销到世界市场上。英国经济学家莱昂内尔·罗宾斯(Lionel Robbins)在几年后评论道：“胡佛试图赖以维持农产品物价的那些大收购公司，其效果是让市场整个乱了，制造了不确定性。”

　　问题是明摆着，有些政府官员足够诚实，承认要让这么一个计划管用，那就得强加严格的限制，得规定农场主生产多少才被允许。要求农场主自觉削减小麦和棉花种植面积，成了耳旁风。不遗余力地要抬高价格，联农委主席走得太远了，他号召各州长“立刻缩减耕作，把目前的每三行棉花变作一行”。

　　更热闹了：增加税收

　　臭名昭著的《斯姆特-霍利关税法》，本意是为美国农业提供关税保护，到头来在政治上却没有可行办法单单把这种保护限制在经济中的一个扇面上。无数行业的压力集团纷纷扑向华盛顿，也要争关税保护。实际上，所有的美国经济学家都一致敦促胡佛否决《斯姆特-霍利关税法》，但是胡佛充耳不闻，于1930年6月把这个税则签署为法律，25，000多种?品的关税平均提高了59%。

　　这一税则沉重打击了美国的出口工业。美国的商业伙伴的产品被关到了美国的大门之外，他们不可避免地就采取报复。比方说，意大利政府的反应，是对美国汽车征收双倍的关税--美国汽车在意大利的销量跟着就降低了90%。法国实际上把全部的美国产品都关在门外。西班牙的报复手段是把对美国汽车征收的关税增加到那么一种程度，以确保美国汽车在西班牙卖不出去。

　　还有其他方面的增税--太多了。1931年12月，安德鲁·梅隆，在20世纪20年代率先降税的就是他，突然来了一个180°的大转弯，要大规模地提高征税。国会和总统言听计从，结果就是灾难性的1932年《税收法案》。在美国历史上，在和平时期把税收提高到如此程度，空前绝后。所得税率急剧增加，对收入最高者征收的附加税从25%窜到63%。这意味着在大萧条中间，在迫切需要私人投资的时候，私人投资被搞得失去了吸引力。

　　大手大脚的胡佛

　　胡佛还广泛地增加公共设施项目的支出。四年间花在这些项目上的钱，多于此前的30年。《斯姆特-霍利关税法》导致国际贸易缩减，船运业务量不如以往，他就缩减了造船工业规模。胡佛的“复兴银行公司”(RFC)为不景气的行业(主要是铁路和银行)提供紧急低息贷款。到1932年下半年，复兴银行公司不光扶助麻烦企业，还把钱借给各州作失业救济金，并且为公共项目提供资金。

　　总统为失败企业打气的企图，效果却是成问题的。“他希望挽救的那些企业，”一位史学家写道，“不是在可怕的痛苦之后终归破产，就是在整个20世纪30年代债台高筑。”

　　有一个领域，胡佛的举措不同于罗斯福：胡佛踌躇于提供直接的联邦救济金，而是依靠自愿组织，最后把贷款给了各州。就提供帮助一事而言，他相信自愿组织和州政府与地方政府一样是合适的机构。

　　回顾他的任期，胡佛祝贺自己举措大胆。“我们或许一无所为，”这位总统在1932年说，“事情本来会一败涂地。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宁愿向私人企业、向国会建议共和国有史以来发展出来的最宏大的经济防御和反击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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