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民国北京城有“四大名医”，指的是中医。按一般说法是指萧龙友、孔伯华、施今墨、汪逢春四位。还有一种说法是萧龙友、孔伯华、汪逢春、杨浩如。这五个名医除了孔伯华是山东曲阜人，其他四个都是南方人。汪逢春是江苏苏州人，施今墨是浙江萧山人，萧龙友是四川三台人，杨浩如是江苏淮阴人。不管四大也好，五大也好，民国时期北京中医最有名的就是这五个人。
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取缔中医的政策遭到强烈抵制和反对，只得收回成命，但是提出了一点，就是必须对中医师的资质进行考核，用今天的话说，必须持证上岗。于是北平成立了一个考评委员会，萧龙友、孔伯华、施今墨、汪逢春四个人正是考评委员会的成员，其中没有杨浩如，因为那时杨浩如的身体已经不大好了。但杨浩如是北平第一个中医医院的创始人，也就是按现代医院的形式创立的中医院。北平最早的中医教育是北平国医学院，孔伯华等人也都有参与，但是没有开办下去，倒是后来施今墨又开办了华北国医学院，培养了不少中医人才。这个学院不能拿今天的概念去理解，他们一年招收的学生只有几十人，少的时候也就二十人，但华北国医学院后来确实出了不少人才。
虽然北京的中医很多，但无论是就诊的人数，还是医生的生活状态，中医和中医之间是大相径庭的。有的混不上饭吃只能到药店坐堂，或者自己开个小诊所，仅能维持生活。但是这五大名医家里却是门庭若市，每天应诊要排队，而且他们轻易不出诊。诊金也很贵，上世纪二十年代初到三十年代初，看一次病诊金一般是一块银元。一块银元什么概念?我们以前讲过，一块银元在二十年代末，差不多够过年置办一三轮车的年货。我家抗战期间支出的日常全部费用不过是一天一块银元，一般穷苦人家一块银元可能用十天半个月，这费用就相当高了。不过那些胡同里头不太知名的中医费用就远到不了这么高。另外说到药材，当时的药材不贵，丸散膏丹也不贵，一般饮片(就是汤药的组成部分)就更便宜了。除了用贵重药材，都是比较便宜的。小儿高烧不退要用一种药——— 紫雪，里面要用羚羊角，这就要贵些。我小时候平时消化不良什么的吃至宝锭，只要几分钱，我们住东四的时候，胡同里穷苦人家的小孩生病了，也不去看什么医生，自己买点药吃吃也就好了。
四大名医各有各的特长。比如说孔伯华擅治温热病，他最爱用石膏，因为石膏是凉性的，孔伯华开方子石膏用得很多，能用一两到二两，所以孔伯华有个绰号叫“孔石膏”。汪逢春是善治温病的，他的很多著作也是讲治温病的。这四人里活得最久的是施今墨，活到1980年，其他几位，萧龙友活到1960年，杨浩如活到1940年，孔伯华活到1955年，汪逢春活到1949年。
我家人生病虽也看中医，但不是太多，找中医看病时找孔伯华最多。据说我小时候也找萧龙友看过病。那时候看病很少到医院，一般是请医生到家里来，但找萧龙友就要去他家了，他是轻易不出诊的。后来因为气管炎也到施今墨家看过病。除了这几位，北平还有一些非常棒的专科医生，比如说皮肤科——— 那时也叫疡科，疡科最有名的有两个人，一个是哈锐川，还有一个是赵炳南，他们都是回民。赵炳南也受聘于华北国医学院，是那儿的教授。哈锐川在八面槽开业。另外还有针灸大夫，例如金针王乐亭，从前将针灸叫金针，这些都是专科大夫。当时北京有名的中医和西医，基本上都自己家里有开业的诊所，因此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给医生定的成分是“自由职业者”，那时候的医生和今天的情况完全不一样，既可以应聘于一两家医院，还可以自己开着私人诊所，同时还履行着出诊的义务。那时候好的医生这个职业特别体面，收入也相当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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