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宗雍熙三年，即公元986年，北宋又发动了一次更大规模的北伐战役，企图一举夺取燕云十六州。战争的结果却是以宋军更大的惨败告终，从而使在对辽关系上“终宋不振”。这段悲惨的历史不知令当时及后世多少人扼腕叹息!学术界有关探讨这次战役宋军失败原因的文章，较多地论述了宋军战略的失误;其次是宋君臣们对辽方情况判断的错误，因而贸然发动了这场毫无把握的战争;此外，还指出了“将从中御”、将无亲兵、将系庸才等方面导致失败的因素。已有的研究，还几乎将失败的主要责任归结到太宗一人身上。这些观点，对研究历史上这场战役，已具有了许多启发意义。

　　梳理和总结这些已有的研究成果，除值得肯定的，在一些主要的问题上，似仍有重新商榷和探讨的必要。本文即试图在总结学术界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以求对这次战役作一个较为全面的剖析。

　　宋高梁河战役后的对辽政策

　　北宋朝廷作出第二次北伐的决策，据载缘于这样一次对辽方情况判断的错误：雍熙元年，宋知雄州贺令图与其父岳州刺史贺怀浦、文思使薛继昭、军器库使刘文裕、崇仪副使侯莫、陈利用等相继上奏，内称已即位二年的辽圣宗耶律隆绪年幼，“国事决于其母，其大将军韩德让宠幸用事，国人疾之，请乘其衅，以取幽蓟。'，这件事，被有关评论这场战役的文章反复引用，认为“宋太宗便是以这个无知作为根据，作出第二次北伐的战略决策。”或曰“这些人既是太宗的亲信，又投合了太宗的心意，太宗阅后大喜，遂决意北征。”等等。这些论述，在史籍里都能找到一定的根据，而且也与当时文臣的看法相合、如知制诰田锡在端拱二年(989)正月所上奏论中总结失败的原因，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是侯、利用、贺令图之辈误惑圣聪，陈谋画策，而宰臣昉等不知。”而所归结的经验教训就是“内则询谋宰臣”，并且要“事事与宰臣商量”。将战争失败的责任首先归咎于贺令图这批武人。田锡的看法，实际上代表了当时文官集团的意见。除了宋太宗的因素，发动战争的责任是否应该主要由贺令图等人承担，揆诸当时的实际，情形并非如此。根据似是而非的情报得出错误的判断，并不只是贺令图等少数几人，而所投合的，也不只是太宗一人的心意，而是当时士大夫们较为普遍的心理。由此我们可以进一步作这样的思考，假使没有贺令图等人的出现，这场战争是否可以避免?回答是否定的。这个问题的讨论要追溯到高梁河战役结束之后。

　　太平兴国四年(979)，宋军从刚攻占的太原仓促北伐，七月在高梁河与辽军决战遭到大败后，锐气虽然受到严重的挫伤，但还没有因此而改变宋辽双方军事力量的均衡态势，在辽国为报复宋朝对幽燕发动的不宣而战所实施的进攻中，尽管宋军时有败绩，但有的主力部队还能够以积极防御的姿态，在迎战中斩将擎旗，击退辽军。总的说来，宋军基本上遏制住了辽军的攻势，在防守战中与辽打了个平手。其间较大的战役有发生在是年九月的满城。宋军在满城之西大破集结来犯的辽军，又乘胜追奔至遂城，“斩首万徐级”，俘获甚众。又有次年三月的山西雁门，潘美与杨业以奇兵大败入侵之敌。辽军未达到报复的意图，虽经二次挫败仍不罢手。这一年的十月，辽景宗亲至幽州督战，围攻瓦桥关(今河北雄县旧南关)，在连续取得数次胜利之后，目的既已达到，在宋太宗再次亲自督率的增援部队尚未赶到之际，就主动班师撤回。此后宋辽在边境地区虽多次发生战斗，但随着乾亨四年(宋太平兴国七年)辽景宗的驾崩，两国继续维持着原有疆界，军事冲突则基本告一段落。

　　应该看到，宋军在防御战中取得的胜利，除了其军事实力尚足与辽抗衡之外，主要还是由于依托坚城，以逸待劳，发挥了以步兵为主的短距离集团作战优势。虽然不断有捷报被及时地呈送到朝廷，并由史官记录下这些令人震奋的战果，但有的战绩极有可能被有意无意的夸大。这正如后来端拱二年田锡在检讨中所言:“报大捷则不足深信。'宋军在防御战中的这些局部性胜利，在一定程度冲淡了高梁河战败后的悲观情绪，对重新鼓舞起宋军将士的信心多少起了些作用，但却又使太宗及文官们对本朝的军事实力产生了过高的估计，认为还足以去收复幽燕。

　　宋太宗一而再地将收复幽燕提上议事日程，就在太平兴国五年辽军主动撤师之后，亲征至大名府的太宗又把进攻幽州提出与臣下商议，李昉等大臣鉴于“河朔之区，连岁飞挽，近经蹂践，尤其萧然”以及“属兹寒冽，益复罢劳”的实际，娓婉劝阻，才作罢退兵。李昉等所述情况，事必躬亲、励精政务的太宗未必不清楚，尽管他缺乏对双方综合实力的正确比较，但对紧接着又一次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不是没有顾虑，军队叠经战役，急需休；各种与进行大战役有关的条件都明显地不具备。因此，太宗此时高唱的北伐，更多的只是一种精神上和舆论上的需要。

　　如果说，雍熙四年的北伐是太宗过分从巩固自己的皇位出发，因此才不顾“馈饷且尽，军士罢乏”，“诸将皆不愿行”的实际，也听不进呼延赞“此饼难翻”的劝谏，头脑发热，执意进兵，惨遭失败。但太宗一回京就贬斥了认为不可靠的将领，又逼死太祖长子德昭，同时注意选拔忠于自己的将领。潜在的政治威胁已逐渐消除。那么，太宗此时仍然坚持把北伐挂在嘴上，则主要是从自己的名声和威望考虑。原想用战争的胜利来稳固皇位，不料却是失败，不得已借助并不十分情愿的不光彩手段，自己的形象已受到极大的损伤，如果就此取消北伐，何以有颜面对群臣?但要付诸实施，则绝非儿戏。不能不说太宗已相当谨慎，所以，当垂询到的李昉等人一提出异议，他立刻'深纳其说，即下诏南归。”为了更体面地班师回朝，太宗还以不无遗憾的口吻写诗以示群臣：有“一箭未施戎马遁，六军空恨阵云高”之句，颇富戏剧意味。

　　今之论者，多将此后雍熙三年决定北伐的失误主要归咎于太宗，此非持平之论。按照传统的观念，皇帝具有无上的权力，拥有对国事的最后决定权。但应当看到事情的另外一面，皇帝在许多情况下亦不过作为一种最高权力的象征，如果他不能俯顺舆情，一意孤行，长期违背群臣特别是文官集团的意志行事，则政治就会出现某种危机。以英主贤君自期的太宗皇帝自然不愿看到这样的情形出现。何况，本朝自太祖皇帝开始，就以不杀士大夫的誓言诏告子孙后世。此无异激励士大夫们以及全国的读书人更好地以天下为己任。因此，本朝的士大夫放言直谏、无所顾忌的浓厚风气是前朝后代无与伦比。在北伐问题上，相比之下，群臣们的情绪远较太宗热烈。即以李昉等人的议论看，也仅仅是从技术问题上着眼，并非是反对北伐本身，只是说要再作些准备后，“期岁之间，用师未晚。”其思想根源，正如顾全芳在《评宋初的对辽政策》一文中所指出:“宋朝的士大夫们，从中原王朝中心观和汉族统治论出发。”但顾文所引，皆是太宗以后宋人的议论，其实在太宗时群臣的言词里，这样的观点已是俯拾即是。李昉等人奏议中所谓:“幽蓟之壤，久陷敌人，慕化之心，倒悬斯切。”王禹催所谓“本是汉疆”，等等言词，都体现了宋士大夫们这种郁结不化的情结。

　　此时，也不是完全没人对现实具有清醒的认识因而提出正确主张。当太宗在太平兴国五年回到京师，“议者皆言宜速取幽蓟”时，左拾遗张齐贤则上疏反对。通观其全文，其中心观点是主张恢复太祖时代对辽积极防御的策略，选择象古之李牧那样的良将，“峻垒深沟，蓄力养锐”，避免战事，减少对边鄙地区的后勤供应，使河北人民获得休息，从而增加河北地区的农业生产，以实边用，等待自己的力量强大以后，再议收复不晚。当前，则“戎虏不足吞，燕蓟不足取。”太宗“嘉纳”了他的建议。

　　张齐贤的远见卓识，没有资料证明受到了其他臣僚的响应，而倒是遭到后来人似扬反抑式的批评。如南宋人吕中说:“齐贤之论其知本矣;然徒知辽未可伐，而不知燕蓟在所当取。”.'盖燕蓟之所当取者有二:一则中国之民陷于左枉，二则中国之险移龄夷狄。燕蓟不收则河北之地不固，河北不固则河南不可高枕而卧也。”吕中的这段议论被不止一种史籍所引用。本文无意对宋人的这种情结进行过多的纠缠，只是想说明，建言速取幽蓟的众多议者，并非多数都是在迎合太宗;而我们对太宗力排众议，接受张齐贤的建议也不能采取视而不见的态度，更不能断言太宗丝毫没有接受高梁河失败的教训。如果以这种简单的方式看待历史，则不符合历史本身的实际。

　　当然，这并不意味宋太宗放弃了攻取幽燕的念头。轻率用兵招致败北之耻这一点既已是明摆的教训，那下一次的北征就必须谨慎从事，但攻占幽燕的目标仍然不变，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边境地区在加紧修筑城防，屯兵聚粮，又开疏河道以通槽运。这些措施，既增强了边防，又在为再次大举暗作准备。因此，积蓄力量，加紧备战，寻机而动，再事北伐，是这一期间北宋对辽政策的基调。这些行动，自然也引起辽国高度的重视并采取了相应的对策。太宗本人也辛勤于再次北伐的准备:每天一早在崇德殿接受百官的朝请议事后，中午就在讲武殿讨论军事;“或拣阅军人”，“或亲观战马”。因为，在太宗和臣僚们看来，不收复幽燕，不仅是不能解除北边的威胁，而且更重要的，是难以避免历史的指责，无疑将在青史上留下污点。

　　太平兴国六年，易州宋军在辽国试探性的进攻中获取小胜，太宗又谋大举伐辽，分别与辽接壤的东北地区的渤海国和定安国联络，希望两国能出兵协助，以“张椅角之势，”但两国都因惧怕辽国，无一响应，太宗才取消了这次计划。

　　次年，辽景宗带兵分三路南进，战皆不利而回。九月，景宗驾崩，其子耶律隆绪继位，是为圣宗。太宗在三路获胜之徐，于十月颁布保疆诏书，除了声明太平兴国四年的北伐曲在辽方外，“亦罪己良多。”同时申令军民不得“入北界剿略及窃盗”。十二月，宋朝又向辽遣使献犀带请和。金戈铁马之声戛然而止，是不是宋廷突然改变了主意?应该说，这不过是一种策略上的考虑。年年兵连不解，几乎使整个北方地区的人民不逞起居，不堪重负。因此“议者多请息民。'而辽国的情形是景宗新丧，“母寡子弱”，短期内似无主动进犯的可能。太宗采用田锡上年希望寻求与辽重新和好可能性的建议，主动采取以上行动。不论是息民以利恢复生产，还是从舆论，以及对辽朝新主作某种外交上的试探等诸方面考虑，都是非常明智的。辽国对这一点也看得很清楚，宋在边境地区的备战状况并没有缓解的迹象，讲和仅仅是一种口头上的表示，因而断定宋朝没有讲和的诚意，也采用试探性的方式，“诏以无书却之。”假使宋廷的求和出自真诚，出于维护体面的考虑，不便正式照会辽廷，也不妨接着采用开宝七年辽国主动向宋求和的方式，由宋边臣致书辽国边臣，逐步展开和平外交。宋廷就此止步，说明上述对辽政策基调并未改变。有文称“由于求和未得，在羞忿之下，太宗转而积极备战。”恐非历史真相。

　　据载，太宗“始有意北伐”是在雍熙元年。在此前一年，北宋君臣在一再对辽国的情况作出与事实相反的判断后，北伐的意图就跃跃欲现了。如十一月，高阳关捕得辽军俘虏，“言契丹种族携贰，虑王师致讨，颇临近塞筑城为备。”说明辽朝对宋已在加强防御，处转戒备警惕状态，却对俘虏之言信以为真。又据情报认为“自朝廷增修边备.北人甚惧。”太宗与宰相宋琪就已经讨论到收复幽燕后的计划，设想到那时只需要在古北口、松亭关、野狐门三、五处要害置戍，就可以止绝辽军的南侵。这种美好的设想，自然不止为太宗和宋琪二人所抱有，也是北宋士大夫们梦寐以求的蓝图，并被形诸笔墨。贺令图等人在这一年的相继上言，不过是更坚定了北伐决心。

　　贺令图等人所依据的事实，证之以辽景宗刚死后的辽国内情形，似也不无吻合。“母寡子弱，族属雄强，边防未靖。”这是萧太后对其国内国外形势的忧虑。且不谈其西南边的党项十五部趁机复叛侵边，虽被击破，但潜在的威胁依然存在，而东边的女真族也伺机欲动。辽廷又在统和元年(宋太平兴国八年)二月一日颁布禁令，禁止所在官吏军民不得无故聚众私语及冒禁夜行。从这些迹象看，都说明辽国内的政治危机确实存在。令图等人同时还看到:专政的萧太后“有机略，其下皆察服焉。”也非虚假。此外，他们在报告中还详细提供了萧太后与韩德让特殊关系这一情报，在分析中显然增加了若干想象的成分，错误地从汉文化心态来臆测已造成了辽国内强烈的不满情绪。这是对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无知，显然不足为据。但辽国内这种主幼国疑的局面，也确是北宋伐辽的机会。而且，历史上亦屡见在这种局面下发生剧变的先例。问题的关键却在于:时过境迁，辽国内的形势已逐渐发生了若干变化，因此，上述情报实际业已过时。宋廷中并没有人看到这一点而对此提出准确的看法，应该说，太宗和群臣对令图等人的分析深信不疑。

　　辽国在圣宗即位后，称制的萧太后明达治道，习知军政，她所信任并与参决国事的大臣，如室防、耶律斜较、耶律休哥、韩德让等人，都是识大体、有能力有威望的卓越人才。在他们的辅佐下，同心同德，“整析蠢弊，知无不言，务在息民薄赋，以故法度修明，朝无异议。”萧太后还及时实行改革，调整民族关系。统和元年七月，就从法律上规定不论辽人或汉人，都完全按照汉法判决，因而使“燕民皆服。”耶律休哥全面负责幽燕事务，“均戍兵，立更休法，劝农桑，修武备，边境大治”。不仅如此，他为了改变连年战争造成燕地人民疲弊的状况，在省赋役，恤孤寡的同时，还一改主动向宋进犯的态势，“戒戍兵无犯宋境，虽马牛逸于北者悉还之。”对前来投奔的宋朝犯罪官吏，也主动遣送交还。可惜，这些积极备战的行为，都被北宋君臣错误地认为是对宋“甚俱”。休哥“战知宋有用兵意”，清楚宋辽间不可避免要再次发生大战，为了进一步地引诱迷惑对方，“还多设间谍，佯言国内空虚，边帅无谋。”其用意十分明显:既然战争不可避免，则以逸待劳，引诱宋军远离坚城，在平原旷野与之决战，自然是有利于以骑兵为主的辽军。可惜宋方对这些假情报“皆信之”。没有进行认真的分析，对辽方的估量便一再出错。战争还未开始，宋在间谍战上已先暗输了一着。

　　然而，贺令图等人的建议，还没有使太宗立刻下达北伐的命令，他似乎还要慎重地再作观察，还要作更充分的准备。又过了近两年，直到雍熙三年正月，尽管有个别臣僚仍对某些技术问题表示担忧，如粮食是否接济得上，幽州城下取石困难，飞炮是否能派上用场等。但朝廷上下，对北伐的前景无一不持乐观态度。连曾经反对北伐、时任枢密副使的张齐贤，也完全转变了原先的态度。太宗这才在群臣不断的鼓励下，正式下达了大举北伐的命令。

　　雍熙北伐的战略意图及经过

　　雍熙三年正月，太宗发布《北伐谕幽州吏民诏》，第二次北伐战争正式拉开帷幕。北宋对这次战争经过较长时期的准备，又广泛地调动起能调动的力量，单是承担军需供应和运输的民工，就扩大到从七十个州府内征调，物资调运数目之大可想而知。参战的禁军将士二十万，几乎动员了本朝所有的精锐部队，军官无疑都是久经战场，并通过慎重的遴选。这些，都显示了宋对幽燕期于必得的决心。而且，大量资料证明，整个战略部署也不是太宗一人闭门造车构想所成，而是集体研究的产物。就在此月，已罢相为刑部尚书的宋琪，其接连所上的平燕之策，太宗也“颇采用之”。

　　宋军这次北伐的总体战略部署是:任曹彬为幽州道行营前军马步水陆都部署，为全军主帅，统率河阳节度使崔彦进等三十徐将，兵分三路进击。东路军:曹彬亲为主帅，崔彦进为副帅，率军从雄州(今河北雄县)出发，取道东北经固安(今河北固安)再折至涿州(今河北涿州市)，然后向幽州挺进，又以米信为主帅，杜彦圭为副帅，率军从雄州出发，向西北经新城(今河北新城)至涿州，与曹彬部队会合。由于宋军在东路是分两路推进，所以，这次北伐实际上是四路进兵。东路军的兵力有十万多一点。是进攻幽州的主力，其中，米信一军又是作为曹彬军的辅助部队，起呼应配合作用。中路军:以田重进为定州路都部署，即中路军主帅，率部从定州(今河北定县)出发，从西北方越过太行山，占领战略要地飞狐(今河北涞源县)，切断并阻击辽军的西援，配合西路军拿下代北诸州。西路军:以潘美为云、应、朔等州都部署，杨业为副帅，出雁门关(今山西代县北)，攻占代北云、应、朔等州后，会合田重进部，向东迁回，最后与东路军一起合围并攻占幽州。中、西路军共有作战部队近十万，因中路军又是作为西路军的辅助配合部队，估计在兵力分配上是西强中弱。除三路陆军之外，又任高琼为楼船战掉都指挥使，统率一千艘战船趋赴雄州待命，似有在渤海湾登陆，从侧后夹击的意向。可能是宋朝廷对其水军的战斗力缺乏信心，集结在雄州的水师后来并没有独立承担某个方面的战斗任务，只担负了运输和加固修缮易州城池的工程。）

　　战略意图是:曹彬、米信率部“声言取幽州，且持重缓行”，或者干脆“顿放雄、霸，裹粮坐甲，以张军声”。不要贪图小胜而多主动向敌进攻，以此将辽的主力部队吸引聚集于幽州地区，不敢大批抽调兵力向西增援。计划在一至二月之内，潘美、田重进两部攻占了太行山西北，即所谓山后的云、武、应、朔、蔚、新、寰、儒、九州之后，三路兵马会合，才直向幽州挺进，与辽军主力作最后的决战，实现夺取幽州的战略目标。）

　　宋军在一至二月间完成了战略部署和战前准备。三月初，三路宋军同时向幽云地区发动了全面攻击。甲戌(六日)，辽廷就迅速获悉宋三道进犯的奏报，紧急征调各部族兵增援幽州地区，归由耶律休哥统一指挥;又派遣东京留守耶律抹只率领大军紧接着开进关内。萧太后与圣宗也立即作出了亲征决定，并马上付诸行动，率师驰赴前线，驻于驼罗口(今河北涿县东北)督促诸军在南京即幽州的外围涿州一带，抗击宋军。为了保障幽州的安全，在曹彬攻占涿州的当天(三月十三日)，萧太后与辽圣宗急调东征女真的兵马回援。次日又诏林牙勤德以兵守平州(今河北卢龙县)之海岸，防备宋水师从海道袭击。直到丁亥(十九日)，才任命北院枢密使耶律斜轸为山西兵马都统，分兵去挽救中、西方面辽城池接连失守、节节败退的颓势。从以上辽采取的应变措施看，显然不出宋的意料，辽始终将幽州作为防御重点，从而在这个地区集结其主要兵力与宋决战。

　　宋东路军攻占涿州后，后方的粮食补给线经常被辽军截断，与耶律休哥诸军于涿水之北相持十多天后，部队给养接济不上，以至于“食尽，乃退师至雄州，以援供馈。”至此，宋军后勤补给这一缺陷已经暴露出来。而且，辽还侦知到宋水师没有从海道进攻的迹象，只是作为宋东路军的后勤运输工具而已，于是便立刻将防守平州的军队调回。尽管如此，战事到曹彬军退至雄州期间内，总的说来还是有利于宋方。东路军虽然退守雄州，在撤退中被辽兵追蹑也遭到不小损失。但一月之内同辽军的战斗，还是胜多败少，从战略上看，至少是打了个平手。中、西两路宋军却创造了十分骄人的战绩。潘美和杨业的西路军在三至四月内，相继攻占寰、朔、云、应等州，进展顺利。田重进的中路军迭经苦战，与辽军斗智斗勇，取飞狐、灵邱、蔚州，生擒辽来援勇将大鹏翼。两路大军已“多得山后要害之地”，虽然耶律斜轸在蔚州的反攻得手，重创了宋贺令图等部，但宋军仍然占据着上风。这是宋辽会战第一阶段的大致情况。

　　曹彬军从涿州撤退大约在三月下旬，估计在四月初到达雄州。为了避免撤退使西邻米信的部队成为孤军从而遭到辽追兵的围歼，曹彬还派遣一支军队去接应尚在新城一线运动的米信部队。由于赶到及时，在四月壬寅(四日)，致使米信军于垂败中侥幸取胜，然后安全地撤回雄州。

　　东路军经过长距离来回的运动战，撤回雄州后应得到较好的休整，使已劳弊的部队重新焕发出充沛的战斗力，然而，中、西两路军累获胜利的消息却引起了东路军众多将领的躁动不安，他们耻于无所攻取，亦意欲争功，于是“谋议蜂起”，作为主帅的曹彬面对这一局面左右为难，无法控制，便在不得已的情形下怀着一种矛盾的心情，“乃裹粮与米信复趋涿州”。

　　耶律休哥闻说宋军主力再攻涿州，便先采取了一种疲劳宋军的战术，用装备轻便的骑兵部队与宋军接战，且战且退，使宋军在进军中始终处于交火状态，又选择在宋军进餐等休息时实施骚扰袭击。加之气候炎热，宋“军渴乏井，漉淖而饮”。经过四天艰难的战斗和跋涉，好不容易才重新夺回涿州，而聚集在驼罗口以逸待劳的辽军在辽圣宗与太后的亲自率领下，直向宋军扑来。此时，宋士卒困乏，粮又将尽，听说辽援兵将至，又只得无可奈何地放弃涿州 ，冒雨仓皇逃退，其部伍之混乱，犹如狼奔豸突。耶律休哥则乘乱带兵追杀。五月庚午(三日)，已有了增援精兵的耶律休哥追至岐沟关(今河北涿县西南)，与宋曹彬、米信两军发生了一场激战，宋军惨败，被“追至拒马河，溺死者不可胜纪;余众奔高阳，又为辽师冲击，死者数万，弃戈甲若丘陵”，“沙河为之不流”。田重进中路军面对东路军的溃败，就不得不率师撤退至定州防守。潘美、杨业的西路军此时已是孤掌难鸣，太宗只得诏令其护送云、应、寰、朔四州吏民内迁。七月，由于监军王铣和潘美拒绝了杨业的正确建议，逼令其正面迎敌，结果朔州一战，宋军又遭溃败，连勇将杨业也被擒殉国。宋军从高梁河战败后准备了八年之久的雍熙北伐，至此又以失败结束。

　　雍熙北伐失败原因综析

　　北宋雍熙北伐的失败，最糟糕的后果，是使此后北宋朝廷丧失了独立收复幽燕的信念;辽朝最大的胜利，也莫过于从心理上瓦解了宋君臣的进攻意识，使北宋在对辽策略上从此转为消极防御，主和妥协。尽管也不断有振奋者企图挽回颓局，但皆因势单力薄而难以逆转这一潮流。这次战争，无疑对宋辽关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它不仅使历代具有民族主义思想的封建士大夫们痛心疾首，千载之下，也是今日学术界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对宋失败原因的探讨，则是这一问题的焦点所在。

　　首先，是这次北伐的时机并不成熟。吕中将此视为首要原因:“既平河东之后，三出王师，屡与敌接而不获伺时，一也'。甚至还绝对地说幽燕在'太宗时未有可取之机耳'。这个论断基本上是符合实际的。错误的情报导致错误的决策，以不知彼而战，一开始已犯兵法之大忌。今之学者也普遍认为这次北伐为轻举妄动，盲目无知。论述已多，故不烦一一征引。但有一点笔者却不敢苟同。几乎所有的文章，都把这一错误决策的责任归之于太宗及贺令图等人。如前所述，这种看法已始于当时。如端拱二年文臣们的奏议中，既归罪于贺令图等人，李至、王禹偎还不约而同地要太宗“追禹汤罪己之旨，下汉武哀痛之诏”。

      当时的文官们似乎都没有意识到自己同样应该承担战争失败的责任，因为在他们看来，事情的最后决定权是皇帝，作战的是武人，而文臣们向皇帝进言都是出于忠君爱国的情怀和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不过是提供参考的一种选择，即使战争的结局完全出乎自己最初的预料，都可以轻易地从理论上和心理上将责任推卸给他人。对此，太宗虽然内心并不完全认帐，但出于对全国臣民的安抚，也采纳这一建议，随即发布罪己诏书，承担了战争失败的全部责任。诚然，贺令图等人在情报工作上犯了重大的错误。但满朝文臣也几乎都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力量，过低估计了辽朝，而且没有一人站出来对出兵表示鲜明的反对意见。虽然在“陈谋画策”上，是太宗与枢密使王显、副使张齐贤、王河等人商议制定，而“中书不预闻”，但宰相李昉等人在军事上也从未显示过具有超乎寻常的见解，即便让他们参与筹划，也未必能拿出更好的方案。因此，应该说这一决策的失误，乃是整个朝廷的失误。王夫之对张齐贤从反对到赞成北伐前后态度“反覆”的批评，已侧面透露了他这一反传统的看法，颇具真知灼见。

　　其次，对辽朝国内政治局势及士气判断的失误并非一定会造成宋战争的失败，二者之间并不构成必然的因果关系。假使宋军在战略战术上处置得当，即便未能收到预期效果，也不致形成最后全面崩溃的局面。太宗总结失败原因，就认为是将帅违背了最初的战略决策所致。他在亲自写给赵普的诏书中如是说:

　　“朕昨者兴师选将，止令曹彬等顿于雄、霸，裹粮坐甲，以张军声，侯一两月间，山后平定，潘美、田重进等会兵以进，直抵幽州，共力驱攘，稗契丹之党远遁沙漠，然后控扼险固，恢复旧疆，此朕志也。奈何将帅等不遵成算，各骋所见，领十万甲士出塞远斗，速取其郡县，更还师以援辎重，往复劳弊，为戎人所袭，此责在主将也”。

　　从整个战局发展的情形来看，太宗的话并非没有道理。由于幽州正对雄、霸二州宋东路大军，辽故将幽州作为防御重点，从而把主力部队摆在幽州一带。这也恰在宋的预料之中。宋军分进合击的战略进攻在第一阶段也获得了预期的效果，正是因为有东路军牢牢粘住辽主力，使其不敢过多往西抽调部队，中、西两路军才得到如此顺利的进展，并不断扩大战果。曹彬、米信军如能按既定战略养精蓄锐，持重缓行，完成分进的构想大致是不成问题的。至于第二步合击能否成功，达到夺取幽州的战略目标，则很难作出主观的臆测。但无论如何，一旦分进成功，就避免了如后来这种被辽军各个击破的悲惨结果，即令不能攻占幽州，充其量也不过打个平手。因为，即使中、西路军迭经战斗业已疲劳，但东路军蓄锐待发，攻辅角色正好转换。所以，太宗君臣煞费苦心制定出的这一战略部署，总体上讲还是不错的，可惜东路军打乱了既定战略，从而导致了意想不到的失败。吕中把“曹彬违上诏旨”总结为失败的原因之一，应是持平之论，而无偏袒之意。

　　对此，有人却不加分析地断言是太宗“推卸责任而委过于人，以掩饰自己的指挥无能。”或者说“宋太宗的这个作战设想，是一厢情愿的”。也有人具体批评这一战略意图正是决定这次战役失败的'关键性原因”。认为应该“将战略重点由燕京地区转移到山西战场，以夺取山后诸地，从战略上孤立燕京。”具体实施方法由“曹彬、米信率偏师由东线发动攻势”，“将辽军主力吸引于幽州战场不敢远去”。宋军主力则集中从中、西线进攻。如果辽军主力调往迎战，宋军“然后以精兵强将从东线出动，在强有力的后勤供应保证下，实施战术偷袭，猛扑燕京，力求一举克之”。这一替古人借著代筹的设想表面上虽然言之成理，但操作起来却更为困难，因为这种假设的前提很难成立。西路军按王铣所谓有'数万精兵”，人数最少的中路军大约也不会下数万之众。以此精兵从关山纵横的中、西线迁回攻击，要保证这两路部队的后勤供应，比之平原地区，更为不易。事实上，东线部队在平原上推进后的粮草也难以为继，如果把重兵压到山峦起伏的中、西线，姑且不论能否调动辽军主力，后勤保障显然是无法克服的难题，且更逞论其余。

      正因为如此，太宗君臣才实施了以中、西线为辅的战略。而且，如果按引文所构想，中、西战线所占城池还都要留下足够的兵员把守，即所谓“有效地控制之”，所剩余兵力也就非常有限了，以此千里转战后所余疲敝之师，加上东路偏师，根本没法再实现第二步与辽军在幽州地区的最后决战。另一方面，宋军如置偏师于东线，也不仅谈不上有效地“偷袭”幽州，还极有可能遭到辽集中优势兵力、以大规模的骑兵部队在平原上的主动打击，从而被各个击破。所以，比较两种战略构想，太宗君臣所决定的方案，应该说最为合理。曹彬倘不违背原定部署，这段历史或许会出现另外一番景象。

　　作为主帅的曹彬不得己改变原定战略意图，这还只是一种表面现象，连同宋军在战场上所暴露的种种问题，揭示了造成失败的更深的原因，在于太宗几近病态的忌疑心理产生的恶果。以及自太祖初年主要为防范武人叛乱而创设的“更戍法”。

　　太宗对武臣的忌疑最重，即以对曹彬为例，太平兴国八年，只因为镇州驻泊都监弥德超的潜言，谓“枢密使曹彬秉政岁久，能得士众心”，及假造边疆戍卒所说“月头钱曹公所致”等语，不经调查，也不听他人的解释，迫不及待地罢黝了曹彬的枢密使。数月后，弥德超因他事获罪而使真相大白，他造谣诬蔑曹彬的动机原来是想取代其职位。太宗尽管已确认曹彬无罪，但也没有让他官复原职。作为掌管兵政的枢密使曹彬来说，能得将士之心，按理并非罪过，但在太宗看来，手握重权的武将又能受到将士的拥戴，对皇权将是一种极大的威胁，必然要严加防范。既然如此，曹彬就只好愈加谦谨以避嫌疑。东路军撤回雄州后，作为主帅且又久经沙场的曹彬，本应严厉制止诸将的浮躁举动，但他却为避权而随其大流。正如王夫之所论:“曹彬之谦谨而不居功，以避权也；?…将避权而与士卒不亲”，“贸士卒之死以自全，而无有不败者矣。虽有都部署之名，而知上之任也无固志，弗获已而姑试焉”。十分深刻地揭示了事情的本质。

　　“更戍法”这项兵制改革所形成的势态，是“兵无常帅，帅无常师'，“将不得专其兵'。其弊病是人为地削弱了部队的战斗力。然而，在太祖时期，这项兵制措施，并没有被普遍地贯彻到北方和西北边疆。当时分治边疆的李汉超等十四员大将，不仅“皆久其任”，而且“征榷回图之利悠其所取，晓勇之士听其自募”。实际的情形仍旧是“兵有常主而将有常用”。对他们也就是所谓的“宽文法”。法令的颁布没有损伤到边防军的战斗力，而足以与敌方抗衡。太宗继位后，情形就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对边将的特殊经济政策被明令取消，对更戍法这一条，我们仅从户部郎中张泊对涿州之战的批评中，就可间接窥见太宗并没有象太祖那样灵活处理，而是一刀切。张泊上奏太宗道:

　　“臣顷闻涿州之战，元戎不知将校之能否，将校不知三军之勇怯，各不相管辖，以谦谨自任，未闻赏一效用，戮一叛命者”。

　　这种互不了解、各自为政的情形所造成的军纪涣散和战场混乱的状态，在张泊这篇奏议中，也被淋漓尽致地叙述道:

　　“臣顷闻涿州之战，阵场既部，或取索兵仗，或迁移部队，万口传叫，嚣声沸腾，乃至辙乱尘惊，莫知枚往”。“臣顷闻涿州之战，王师雾集，声警戎敌，然而矢石未交，奇正先乱。呜呼，军政如此，孰救败亡!”

　　以如此散漫的军队面对强敌，不吃败仗才是怪事。张泊指出的，还不只是更戍法所造成的将不知兵、兵不知将的弊病，还有部队之间“各不相管辖”的相互牵制。这也导致了西线战场最终的崩溃。当辽军击溃宋东路军后，把兵力集中压向宋的中、西线，中路军田重进奉诏及时撤退回定州，西路军在辽军逼近的情况下，还负有护送四州吏民迁徙的任务。主帅潘美与监军王铣，出于对杨业嫉忌等复杂心理，逼令其正面迎敌已是一失，杨业行前要求潘、王在陈家谷口，张步兵强弩，为左右翼夹击接应。果能如此，即使不能挽回败局，至少杨业不会身陷敌手。王铣等候中在还不知道杨业战况时，就主观以为敌军败走，为了争功就擅自领兵离开谷口。作为一军主帅的潘美，却制止不住王铣的盲目行动，也只好率兵而进，随即获悉杨业兵败的消息，便又立即麾兵逃跑，致使一代名将杨业被擒殉国。这一悲剧性的情节，与东路军曹彬不能制止诸将的盲动，何其相似乃尔!可见绝非偶然。对这些导致战争失败的军政原因，太宗应负主要责任。

　　此外，后勤补给制度的低效也是宋军致命的要害。东路军两次攻下涿州后，两次退却给予辽军可乘之机的直接原因都是因为粮草给继不上。对宋军后勤供应系统自身的缺陷，在开战前还没有被宋廷重视，只有辽善于“多伏兵，断粮道”这一战术被宋琪所提出，然而也似乎没有引起足够的注意。

　　对于宋军后勤系统自身缺陷这一问题，直到这场战役失败之后才被提出来。端拱二年(989)，知制诰田锡上奏道:“若以年年供亿挽运，师老费财，易若厚给将帅，使之赏用也”。这实质上接触到了军队体制改革所造成的弊病。众所周知，宋朝对各兵种几乎都是采用召募的方法，将士的薪水皆由朝廷确定发予，军需供应由朝廷统筹解决。军队不仅没有自己的后勤保障系统，连太祖给予边疆各军区的特殊经济政策已被取消。这种一元化的措施，从一开始就不是从发挥统筹的优势，协调好后勤对作战供应的角度考虑，而只着眼于以防不测而削弱将领权力。禁军负责作战，军需由转运使及地方官筹划运输，两个平行的部门在管理上就难免互相龌龊或脱节。有关这场战役在后勤管理上的具体情况已不得而知，但一个很明显的事实是:当东路军第二次攻下涿州又因缺粮退却，数万运粮民工还滞留在岐沟关。类似现象，并非完全由技术问题所造成，乃是低效管理体制不适应战争的需要。田锡提出的建议，就是暗示皇帝，希望建立禁军自身后勤供应系统。这自然是从雍熙北伐失败中总结而来。当然，这一建议永远不会被采纳，因为，这样作的结果已经背离了朝廷的基本国策，会使皇上如芒刺在背，坐卧不安。

　　与宋军相比，主要采用骑兵作战的辽军就不存在这样的问题。他们“每正兵一名，马三匹”，足够运载自己必要的物资;每名正兵还配有.'家丁各一人”，其中一人专门“抄掠”供给粮草。所以能够做到“馈饷自资”。用“抄掠”来补充，不过是解决粮草的一种方式，这并非是说辽国军队完全没有后勤补给。雍熙三年十一月，辽报复南侵，“皇太后亲阅辎重兵甲”，不仅显示出了对补给的重视，而且也说明了辽军在战时设有专门的后勤组织。两种方式相互为补给，正符合孙子“取用于国，因粮于敌，故军食可足也”的军事论述。从实际观察，辽军的后勤保障，比宋军更具效率。

　　以上四个方面，当是造成雍熙北伐失败的主要原因。除此之外，至于“将从中御”、将无亲兵、“将帅非才”等等原因，在战后宋臣的议论中已经提出，今之学者又反复申说。但证之以这次战争的实际，有的不是决定性的因素，有的则与这次战役没有什么关系。如战场指挥上的混乱等，乃是体制上的弊病造成，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前敌将帅“均系庸才，并无将略”所致。考查有关他们的传记等资料，得不出这种一杆子扫的结论。田锡提出允许将帅养置腹心(即亲兵)，对其建议本身姑且不论，但他所谓“昨杨业陷阵，访闻亦是无自己腹心，以致为敌人所获”则完全与事实不合。在最后关头，杨业劝说摩下百余人逃离，而所有人都拒绝了杨业的好意，竭尽全力，跟随他全部战死。至于“将从中御”，这个问题从宋太宗起就较严重存在，或授方略，或赐阵图，表现方式多有。从一般意义上讲，宋臣僚们对这些作法的反对，今人对此予以否定，都是正确的。但是，对任何事物如果过份地强调某一方面，即使是真理也会因此而变成谬论。证之以这次战役，恰恰正是将帅违背了既定方略直接导致了失败;这场战役前，也没有有关赐阵图的记载，更没有任何具体的资料，能够说明这场战役中的某次战斗失利是由于所赐阵图不当。由于本文论述的重点不在这里，故对以上三点只略为辩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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