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周文王和周武王父子两代建立起来的周朝，前后延续了800多年，其中又可以由周幽王烽火戏诸侯，导致国度镐京被犬戎占领，其子周平王继位后不得不向东迁都洛阳，分为西周和东周两部分。东周则又可以进一步分为春秋和战国前后相接的两个部分。关于春秋和战国的划分，有几种不同说法，但总的来说大同小异。概而言之，无论是春秋还是战国，都是以力量说话的时代。那么为什么还要将其区分为春秋和战国呢？这个区分的标准又是什么呢？关于这个问题，可能有多种不同的见解，我个人认为，如果深入到具体现实之中，那么这个区分真的并不十分明显。但是如果脱离开具体的事务，宏观的看的话，那么这个区分还是比较明显的。这个标准就是对，隐藏于西周构建起来的礼法制度背后的，或者说作为西周所构建的礼法制度的基础的，又或者说是作为自上古传承而来的德治思想的精髓的——仁义道德的认同与尊重的程度。
笼统的说，面对仁义道德，西周时代是遵而行之，春秋最然已经不能遵而行之了，但终究还是言而顾之的，到了战国时代则是舍而弃之了。当然，既不能说西周时期的人先天高尚，更不能说，到了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就变得日益邪恶。这背后是更加深刻的社会与文化的演进过程。只是在这里，我们不能做更大范围的展开，单就其表现而言，则是春秋时期，诸侯国之间的竞争模式，主要是以争霸为主；战国时期则是争雄为主。l “霸”是伯的通假字，伯是一方诸侯首领的意思，因此争霸虽然有征伐，有兼并，但总的来说，还是以维持秩序，促成稳定为主要目的的。所以，争霸仍旧需要讲求道理，仍旧需要以仁义道德为终极依据。l “雄”是与雌相对的一个名词，在一个高度成熟的父系氏族社会中，雄的概念中，就隐含着对雌的征服与占有。所以，称雄带有明显的排他性。换言之，争雄的结果，必然是以兼并为手段和过程，最终走向一统。
在这个过程之中，在生死存亡的压迫之下，人们显然难以顾及道义。作为它的结果，新的统一的缔造者，当然也就具备了制定新规则的权利，所以也不必受旧规则的牵制。简而言之，称霸用的还是旧规则，争雄则是奔向新规则。所以称霸对原有的道德标准，还要言而顾之的，争雄者则可以更退一步，但是争霸者也不过是言而顾之而已。对此，生活在战国初期的孟子有着非常清晰的认识。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在孟子的时代，所谓春秋五霸，已经成为历史，但是仍旧对现实生活，尤其是政治生活产生着巨大的影响，因此是上至君王，下至学者都喜欢讨论，或者说需要讨论的话题。孟子也不能例外。但是，孟子一句 “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就把王者和霸者的本质的区分开来了，尤其是将所谓的五霸的行为方式揭示的淋漓尽致。如果，借用孟子的话来说就是，虽然都是以力服人者，但是称霸者还会关注到需要假借仁义之名，争雄者则连这一层也省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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