綦河，古名僰溪、南江、夜郎溪等，发源于贵州省桐梓县华山乡。全长230多公里。下游流经重庆市所属的綦江县和江津区，在江津支坪街道办事处辖区的“顺江口”注入波宽浪急的长江。綦河是一条美丽的河流，明代文渊阁大学士、工部尚书江渊作《南江寓钓》诗赞曰：

　　僰溪遥合大江流，

　　浩荡烟波送白鸥，

　　暮雨半衰移浦内，

　　夕阳一线挂滩头。

　　在这条古老的江河上，点缀着桥河、白渡、兴隆、广兴、五福等小镇……

　　然而，1939年，国民党特务就在綦江和江津交界的綦河上的桥河、兴隆、广兴、五福等乡场，对300多名思想进步的无辜青年学生进行了血腥大屠杀。其实，这些青年并不是被国民党视为“异党”的共产党员，只是思想进步，具有一个中国人的良知，积极宣传抗战。300多名无辜青年的鲜血染红了綦河水……

　　这一起骇人听闻的奇冤惨案，是由这些青年学生演出新编历史话剧《李秀成之死》而引发的……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一声炮响，中国人民拿起武器开始了抗日斗争。全国各地的许多热血青年奔赴延安，增加了抗日力量。这可急坏了执政的国民党，他们害怕共产党的力量不断增加，对己不利。于是，1938年1月，国民党在武昌成立了以“抗日救国”为号召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简称“战干团”，蒋介石兼任团长，陈诚任副团长，桂永清任教育长。该组织打着“抗日救国”旗号，招收爱国青年入团。对学员进行法西斯式的训练，企图把他们作为反共反人民的工具。该团学员多是从沦陷区逃到武汉的青年学生。

　　1938年10月武汉沦陷，“战干团”南迁到陪都重庆的綦江河畔。这时，“战干团”已经有两个学员总队和一个女生队，共4000多人。团部及其特务连驻在江津市广兴乡彭桥村綦河畔的兴隆场(今江津区广兴镇彭桥村兴隆店子)。政治部和桂永清驻在不远的桥河场。两个总队则分驻在下游的江津县广兴场和五福场。下属各大队和中队则分驻在附近的一些农家大院，如罗家岗、柏杨湾、红碑等地都驻扎有中、小队。

　　早在“战干团”南迁时，一些爱好文艺的学员就沿途向群众表演文艺节目，进行抗日宣传，这在一定程度上活跃了迁徙途中的气氛，深受群众好评。教育长桂永清也很赏识这一活动。“战干团”进驻广兴场等地后，经桂永清批准，学员们就成立了一个“忠诚剧团”。

　　广兴离重庆很近，在当时重庆市文艺界著名戏剧家马彦祥等人的大力支持下，剧团于1939年底开始排练新编历史话剧《李秀成之死》。1940年1月，他们开始在兴隆、广兴、五福的綦河边河坝操场搭台向老百姓演出。同时还到綦江县城的剧院进行了公演。1月15日和18日，剧团还到陪都重庆的“国泰”大剧院演出了《李秀成之死》。这是一部借古谏今的话剧，它以太平天国失败的教训来警示今天的抗日阵营要团结，不要自相残杀。这正好符合了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的主张。这出话剧的演出，受到了广大群众的称赞和进步文艺界的高度评价。

　　但这却引起了驻在兴隆场的特务连的注意。他们向桂永清密报说《李秀成之死》是在宣传共产主义，忠诚剧团不“忠诚”，内有共产党在利用电台开展地下活动等等。桂永清将此转报给上峰陈诚后，立即令特务将剧团里的50多名男女演员秘密逮捕，关押在广兴场綦河边的“洋房子”楼上和兴隆场等地，由总队长杨厚彩等人负责审讯。被关押的演员都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巧合的是，前不久广兴场街上出现了“打倒军阀周化成”、“打倒土豪乡长幸攀贵”、“到前线抗日去”等标语，特务们深信剧团里有“共党”分子，于是就对演员大下毒手，除演忠王娘的女学员等少数几人逃脱外，李秀成的扮演者李英惨遭活埋，胡思涛等22名演员惨遭杀害，这就是血雨腥风的“綦河惨案“的第一夜。

　　其实，那些标语是当时广兴场“时化中学”的进步师生所为。这所学校是当时中共地下组织在重庆和成都遭到破坏后，疏散到这里的进步文化人、戏剧评论家、《华西晚报》主编赵铭彝所开办。

　　按说，话剧《李秀成之死》的风波该就此平息，不想一波未平一波又起。4月份，一个叫李可林的学员因受不了“战干团”法西斯式的训练，开了小差，李可林平时与忠诚剧团有往来，总队部就将与李可林较为亲密的一个学员舒汉仪关押审讯，舒汉仪忍受不了酷刑，屈招自己和剧团有往来。特务们又将舒汉仪进行毒打，并灌以烈性白酒，舒在昏昏然中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并胡乱招出了所谓的“同党”。

　　由于“清共”有功，桂永清下拨了6000多元“清共”经费。特务们的胃口越来越大，凡在团部刊物上发表过抗日文章、写过抗日诗歌、宣传和阅读过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与忠诚剧团有往来以及家中来信和汇款、汇物遭扣押吞并后提过意见的人，几乎都被抓去审讯和拷打。凡是赞扬《李秀成之死》剧本写得好、戏演得好和对该剧内容、人物进行过评论的人概无幸免。

　　特务对抓去的人采取了六种酷刑：一是棒打，二是鞭抽，三是悬吊，四是电击，五是灌烈性白酒，六是挖眼挖鼻。许多人熬不过这样的折磨，只好屈招并供出所谓的“同党”，如荣树风被牵连受酷刑折磨后，就“招供”出所谓的“同党”19人。对被“招认”是共党的人，特务们的处置方法更为残暴：一是枪杀，二是沉河，三是活埋，四是乱刀戳杀。残酷的逼供使受牵连的人越来越多，全团上下人心惶惶，都感到朝不保夕。特务们常趁着夜色将“共党”分子押到广兴场綦河下游的“丁岩石”边捆石沉河。有的则押到广佛村的庙岗、红碑岗和五福场的青山岗等地活埋。深夜里，广兴总队部里常常传出撕心裂肺的惨叫，有的被关押的学员忍受不了酷刑就跳楼、投河自杀。

　　虽然杀害是在秘密中进行，但仍然有逃走的学员到重庆向文艺界和教育界的知名人士阳翰笙、陶行知等人控诉，揭开了国民党特务以“莫须有”的罪名残酷杀害青年学生的滔天罪行。中共《新华日报》立即对此进行了披露，引起舆论大哗。新任军委会政治部长之职的张治中命令代理教育长周振强迅速彻底查清此案并限期拿出结果，最后清查结论是：“共党案”证据不实。当局对此事作出如下处理：桂永清降职调离“战干团”;对“凶手”杨天威等7人押送军法司惩办;通缉在逃的第一总队长杨厚彩等人;释放在押学员并慰问伤残的学员;重新组建大队……

　　“綦河惨案”中，在册可查的被害学员210名，其中，在广兴、五福场被杀害的学员就有187名。在綦河桥河场被杀害的学员就有23名。没有名册可查的有50多名。此外，受刑致残的有40名，被认为有“共党”嫌疑受到监视的有300多名。这批渴望着能奔赴抗日前线杀敌的热血青年，想不到还没有走到抗日战场就落入国民党特务的魔掌遭到残害。

　　后来发生的事更令人感到荒唐。军政部第一厅厅长批示办此案的周振强：被害学员只报20名，其他以开除、逃跑等名义分期上报备案。当局对桂永清、杨天威、杨厚彩等虽名义上是降职或法办，但实际上是调任他职。

　　这个打着为抗日训练军队干部的“战干团”却成了国民党特务残害爱国学生的魔窟。古老的綦河是国民党特务以“清共”为名杀害进步学生、制造奇冤惨案的见证……

　　如今在广兴、五福场等地，70岁以上老人，许多都能回忆起当年“战干团”制造的“綦河惨案”的一些情节来。上个世纪70、80年代农村搞改田改土，生产队社员曾在红碑、庙岗等当年活埋学生的山坡上挖出无辜学员的堆堆白骨……

　　著名学者、政治活动家章士钊，当时听董必武讲起此案后，曾对这起由国民党特务制造的奇冤惨案，写有《书綦江狱》古风体诗一首，诗的最后叹曰：

　　自古奇冤多，

　　大者綦江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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