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英帝国特使马戛尔尼伯爵曾奉命觐见乾隆皇帝，请求互通商贸，却吃了闭门羹，无奈悻悻而返。走时，马戛尔尼抛出狠话：“中国至少在过去150年里，没有改善，没有前进，或者更确切地说反而倒退了;当我们每天都在艺术和科学领域前进时，他们实际上正在变成半野蛮人”，“最终它将重新堕落到野蛮和贫困的状态”。失望与讽刺之情溢于言表。

　　果不其然，半个世纪后，鸦片战争爆发，英国人用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英吉利的商品、货物和资本像潮水一样涌入中国。随之而来的，当然还有英语。作为社会精英的政商人士不得不开始想方设法地学英语，以便与世界沟通。

　　皇族：九五之尊，“压力山大”

　　清廷的自大与保守，让世人诟病不已。但在大清国二百多年的基业中，有2.5位皇帝曾大胆地张开双臂拥抱欧罗巴文化。第一个是一手缔造“康乾盛世”的康熙皇帝，另一个是在积贫积弱的国运中试图通过“戊戌变法”来扭转时局的光绪皇帝，剩下的半个皇帝就是“亡国之君”宣统了。

　　康熙在与俄国进行《尼布楚条约》的谈判中，逐渐意识到精通俄语与拉丁语人才的重要性。回京后，他于1708年设立“内阁俄罗斯文馆”，让八旗子弟“专习俄罗斯文字，以备翻译”。到雍正年间，又从四译馆中分出“西洋馆”，“招满洲青年专修拉丁文”，以《华夷译语·拉氐诺话》作为教材。《华夷译语》本是洪武年间官方编纂的一部蒙汉对译辞书，后来逐步扩充收录语种，成为中国近代早期外文译汉文的官方辞书。可笑的是，《华夷译语》沿袭了历史上汉译佛经的体例——外文词条都是以汉文注音，如“Don‘t answer at random”(别乱说)注音为“洞脱，唵五史为，阿脱，而蓝道姆”，其教学效果可想而知了。

　　两个世纪后，康熙的八世孙光绪皇帝就聪明多了。极具维新思想的光绪学习英语热情很高，每日清晨四点就开始上课，在阅读和写作方面都表现出相当的悟性，但口语却糟糕至极。他计划用英语做新年献词，并致函各国公使。无奈，公使们不给面子，纷纷婉言谢绝。虽然不得已身为“傀儡”，但他以九五之尊带头学习“呕哑嘲哳难为听”的“蛮语”，还是提高了英语在宫中的地位，紫禁城内很快掀起了学英语的时尚。

　　1917年6月，张勋率五千辫子兵在北京拥护溥仪复辟。虽然闹剧很快消停，但小皇帝的教育问题却被提上了议事日程。李鸿章之子李经迈适时向小朝廷推荐苏格兰人庄士敦担任帝师，教授溥仪英语。溥仪对英语学习抱有极大兴趣，第一年主要学习英文单词和一些浅显的口语对话，用的课本是《英文法程》;随后开始读《伊索寓言》、《金河王》、《爱丽丝漫游记》以及许多英文短篇故事和西洋历史、地理;庄士敦还会把日常用语、童话、成语故事和很多儒家经典名言翻译成英文，融入到日常的教学中。溥仪的英语水平进步很快，最后能用英语翻译《四书五经》，庄士敦相当满意。幼年时的英文学习，给溥仪打下了良好的基础。1945年东京审判时，溥仪面对法官的英文质询，对答如流，不需要戴同声传译的耳机。

　　1926年溥仪、婉容与威林顿夫妇、庄士敦在天津张园的合影

　　康熙皇帝设立的四译馆和俄罗斯文馆最终成了“摆设”。到了晚清，在外交场合，清政府不得不雇用外国人担任翻译。这些外国人往往是各国使节的翻译，也可能是在华的传教士，但有一点共性是，他们在谈判过程中总是使用各种伎俩为本国谋利益。迫于这种情况，清廷在奕等人的奏请下，率先在京沪穗三地设立了同文馆，致力于培养精通外语的高级人才。各地水师、船政、铁道等学堂也纷纷开展外语教学。

　　官员：出访之前，抱抱佛脚

　　“睁眼看世界第一人”林则徐是中国维新思想的先驱。他很早就意识到中国在科技上的落后，为此，他注意“采访夷情”，派人专门收集澳门出版的外国人办的报纸书刊，并把出身低下却懂英文的人招入钦差行辕。

　　为获得关于西方的第一手资料，55岁时，林则徐开始自学英语。怎奈当年没有音标，林则徐学习只能靠死记硬背。一年十二个月的名称、常用的专有名词、英文数词、各种外币单位及英美等国驻粤官员的姓名都在林则徐的背诵范围内，但佶屈聱牙的英语发音着实让林则徐为难了一番，为了便于记忆，他利用汉字给英文单词注音，比如在China的后边注上“柴诺”，doctor后注“诺克拓”，trade注“吐烈”。

　　到了晚清，皇权已被架空，国家权力牢牢掌握在汉族地主阶层手中。虽然李鸿章丧权辱国，但他仍是“大清帝国中唯一有能耐可和世界列强一争长短之人”。李鸿章是著名外交家，他不会外语，却深谙“临时抱佛脚”之道：每每出使之前，都会找翻译学几句寒暄语，现学现卖，倒也应酬得来。

　　有一次出使沙俄之前，李鸿章又请来翻译，想故伎重演。怎奈俄汉发音差异巨大，李鸿章怎么也记不住。最后，索性在随身携带的扇子上，用汉语记录了俄语发音：“请坐——杀鸡切细”(Садитесь)，“谢谢——四包锡箔”(Спасибо)，“再见——大四位达理也”(Досвидания)等等。虽说方法不考究，但沟通效果却不差。二战后的雅尔塔会议上，丘吉尔也用现学的俄语向斯大林打招呼，结果斯大林听了之后毫无反应，倒是苏方的翻译打破僵局，询问丘吉尔：“首相阁下，您说的英语，怎么我一句也听不懂呢?”

　　曾国藩次子曾纪泽将这种用汉语注音的学习法发扬至极。《翁文恭公日记》记载：“诣总理衙门，群公皆集。未初，各国来拜年。余避西席，遥望中席，约有廿余人，曾侯与作夷语，啁啾不已。”毕竟不是正规的教育，虽然此时的曾纪泽可以“啁啾不已”，但是真正的美国人说他的英语确实“流利但不合文法”。

　　商人：英汉夹杂，“洋泾浜”语

　　如今，当中国人还在地球的一端摇头晃脑背诵着“How do you do”时，地球的另一端，美国人早已用“Long time no see”相互寒暄。昔日的古典雅言正在逐渐淡出美国人的口语，Chinglish竟成了一时风尚。其实，这种“画虎不成反类犬”的英语，最早可以上溯到中国商人的口齿间。

　　自《五口通商章程》签订后，中国东部沿海及长江沿线各港口陆续开放。一时间，外商云集，仅上海一地，刚开埠一个月，就有11家洋行，1847年增至39家，1854年激增至120多家。贸易量不断攀升，各地商贩趋之若鹜。

　　由于精通商贸英语的外事人才紧缺，也为了能顺利跻身上流社会，商人们不得不硬着头皮自学起英语。在与外商交谈时，连蒙带猜、中英夹杂，再融入些上海口音，就形成了一种全新的混合语。因为当时上海的商业机构多聚集在英法租借的界河洋泾浜两岸，于是人们把这种“四不像”语言称为“洋泾浜英语”。

　　商人们说的洋泾浜英语中有着深刻的汉语烙印，姚公鹤先生就曾说过：“洋泾浜话者，用英文之音，而以中国文法出之也。”“洋泾浜”英语把rice(大米)说成lice，把fish(鱼)说成fis，把have(有)念成hab，very few 念成welly few。若是说起整句话来，现代的人估计更是摸不着头脑。曾有一位年轻的先生去拜访两位女士，中国仆人很严肃地告诉他：That two piecey girls no can see. Number one piecey top side makee washee， washee. Number two piecey go outside， makee walkee， walkee.(那两位姑娘您现在一个都不能见。年龄大的一位正在楼上洗澡，年龄小的一位出门散步了)

　　你千万别以为“洋泾浜英语”是下里巴人的专利。董桥曾提到他有一次跟老上海喝茶，听到邻座有人很谦虚地对他的茶友说：“我只会说洋泾浜英文!”那老上海忍不住小声说：“他也配?”可见正宗的洋泾浜是有一定身份和地位的人的专用语。

　　“洋泾浜英语”并非上海特有，在广州、澳门、哈尔滨、台湾等地也出现了汉语与当地通行外语相结合的洋泾浜语。1949年之后，中国各地相继解放。在上海，洋泾浜英语也丧失生存土壤，很快退出了历史舞台。但不要以为“洋泾浜英语”就此绝种，你早上吃的“吐司”(toast)、喝的“咖啡”(coffee)、抽的“雪茄”(cigar)、坐的“的士”(taxi)、穿的“派克大衣”(parka)都是“洋泾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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