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高宗赵构和秦桧合谋杀害岳飞，破坏恢复中原的进程，历史名声很坏。连修宋史的脱脱也看不下去，说他懦弱猥琐，“偷安忍耻，匿怨忘亲”。最近读史，觉得此人没那么不堪。赵构在宋朝宗室里算是少见有英气的王子。他即位时不过20岁，南渡朝廷在风雨飘摇中站稳脚跟，坚持抵抗，还要开创一番局面，只靠阴谋诡计显然办不成。最近看南宋的土地政策，更觉得此人不简单。南渡之初，宋朝的军事和财政压力很大，还要安置北方涌入的难民，手上没有钱粮怎么办？朝廷的做法是卖断公田。所谓公田大约几种：一种是朝廷的田地，包括新法期间朝廷扩充的公田，很多公田又变成权臣私产，比如蔡京占田动辄以万亩计。北宋灭亡后，很多官田已成为无主田。一种是籍没田，就是根据宋朝法律对犯罪人田产充公，一种是抛荒田，宋朝法律规定抛荒一定年限，归为公田。还有一种是濒江沿海的沙田和涂田，没有开垦的荒滩，未开垦的土地都归国家所有。
南宋高宗、孝宗和光宗三朝期间，官家卖田持续不断，尤以孝宗初年达到高潮（这时候赵构是太上皇）。朝廷每次卖田都以数百万亩计，数量之多，以至于价格极低。孝宗朝的官田售价约在每亩一贯左右，大约卖出1500万亩。考虑到很多佃户冒领冒租，历史学家估计朝廷获利更少，平均每亩最多只卖0.8贯。此外朝廷还设立了一种类似“招拍挂”的制度，价高者得，原来土地上的佃户有优先权。
和今天土地拍卖出现的腐败冒占类似，宋朝土地流转也有类似问题，很多官田被豪强、佃户也在参与瓜分侵占。当时朝廷急于筹款，催卖甚急，这给了办事官员营私舞弊，豪强侵吞牟利的机会。这些都是传统史家所说卖公田的弊病，对经济发展和民众而言，其实是好事。一时间田园各得其主，朝廷获得收入，缓解了财政压力。据历史学家估计，南宋中后期，民田约占全部土地的90%以上，公田就无足轻重了。南宋秉承宋朝“不抑兼并”之传统，允许富人豪强多买土地，没有限制，还能自由买卖。“卖断公田”很快超出官田范围，转向更多开垦，更多买卖。所谓“贫富无定势，田宅无定主，有钱则买，无钱则卖”，土地交易是很寻常的事情。通过政治强权巧取豪夺，在法律上当然是不允许的。历朝为防范这一点，可以说是煞费苦心，在南宋这里就不再因噎废食。
放开土地市场（卖断公田、自由交易和鼓励开垦）带来的好处很多，首要是养活更多人口，南方经济没有被流民潮冲垮，反而更加兴盛。土地利用效率提高，善耕种者拥有更多土地，精耕细作的水平提高。南宋的农业、手工业和商业比之前代有很大发展，海外贸易更是远迈前代，达到中国古代经济史上的高峰。这里面原因很复杂，凭常理也能理解，没有农业大发展，大量手工业者和商贾从何而来？很多人认为，土地集中会产生大量“无立锥之地”的贫民，这在南宋并没有发生。南宋庄园经济发达，富人拥有大片土地，佃农租地生活，此外还有大量自耕农。因“土地兼并”产生流民之乱，南宋并没有这问题。要知道，南宋这一百五十多年里可不轻松，前面几十年抵抗金朝，后面几十年抵抗蒙元，中间消停的几十年里，还折腾过两回北伐。纵然是这样，仅馀半壁江山的宋朝不仅没有迅速垮掉，还活得好好，经济水平远在北宋之上。南渡之初谁能想到呢？
当然，宋高宗并非经世济民的圣贤，南宋经济政策也不是完美无缺。我只想说，一个大致不错的土地政策，就起到很好效果，这是出乎很多人料想的。这要和其他王朝的土地政策相比。虽说中国古代总体是土地私有制，土地买卖却受到很大限制。普通民众想典当、出卖土地，得先询问四邻，四邻不要才能售与别人。富人购买大片土地，再租给佃农，这往往被视为“豪强”，是国家重点打击的对象。灾荒年间收购抛荒的土地，招徕佃农，通常被视为“巧取豪夺”。民间土地买卖和官僚强抢土地，这两者分得并不清晰，朝廷总是不分青红皂白地打击。官员拥有大量土地，很多就是朝廷推动的结果，朝廷经常拿土地作私物滥赏滥封。
“抑制兼并”并不能真正遏制官员强抢土地，反而妨碍土地开发效率。土地不能作为商品，善耕者无法发挥优势，荒地开垦和精耕细作就会受到很大限制，粮食产量和其他产业的发展就无从谈起。宋朝是唯一“田制不立、不抑兼并”的朝代，这就为经济繁荣奠定了基础；宋高宗赵构则进一步，削减官田数量，搞公田私有化，这在古代历史上很少见。今人评价宋高宗赵构多从外交军事看，认定他的妥协求和是软骨头，懦弱自私，杀害岳飞更是罪大恶极。从当时看，南宋真要一力北伐，和金朝厮杀到底，胜算多大未可知，民众也讨不到好处。历史难以假设，我们只能看到，南宋至少维持了一隅繁荣，成为当时世界上最文明的地区。从这点上说，赵构还不算太差劲。令人感慨的是，南宋末年还经历了一次土地改革，这次改革走的是“国进民退”的道路，效果可想而知。下一篇文章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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