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算是不被众人理解，刘陶依然坚持自己的行事标准，坚持自己的为政主张，以一个标准的儒家知识分子，即“士”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刘陶年轻是在洛阳太学读书，本来，年青人专心求学，等待时机，正常出仕就好。可刘陶是个眼睛里揉不了沙子的人，看到当时大将军梁冀倚仗自己有太后撑腰，在朝中独断专行，而汉桓帝称帝多年，却竟然无子，天下多个地方连年灾荒，出现了许多不正常的现象，刘陶忍受不了，于是慷慨上书，抨击国政。
毛泽东青年时期曾经写过一首词《沁园春·长沙》，其中有个名句，叫做：“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词句很是慷慨，可是指点的时候是痛快，可却会遭到被指点的粪土们的疯狂反扑。毛泽东自己也不是到后来才意识到：枪杆子里出政权。空有书生意气是远远不够的。而刘陶的上书，不但是批评了了那些粪土级别的万户侯，更是把锋芒直接指向了万万人之上的皇帝。
在奏折中，刘陶首先高度赞扬汉高祖刘邦，能够从布衣起事，成就大业，在称帝之后依然勤政爱民。然后痛批汉桓帝，“既不能增明烈考之轨，而忽高祖之勤，妄假利器，委授国柄，使群丑刑隶，芟刈小民，雕敞诸夏，虐流远近，故天降众异，以戒陛下”。汉桓帝不但不能继承先辈帝王的丰功伟业，而且连最基本的勤政都做得很差，并且把至高无上的王权，交托给外戚势力(梁冀)，导致奸佞当道，百姓流离。正因为汉桓帝失德，上天才降下灾异，警告皇帝，警告世人。可是刘陶说，你汉桓帝不但不知道醒悟，反而一天到晚就知道玩乐，导致天下混乱，官员残暴不仁，百姓冤死者众多。然后，刘陶非常恳切的希望汉桓帝能够吸取暴秦灭亡的教训，明白汉哀帝、汉平帝宠幸外戚导致国家混乱的恶果，重用贤臣李膺等人，“摧破奸党，扫清万里”。
可是，奏折呈上之后，毫无回应。汉桓帝既没有同意刘陶的主张，也没有把刘陶抓起来治罪，而是束之高阁，悬而不问。汉桓帝为政多年，虽然平庸，却还知道善恶。刘陶在奏折中抨击汉桓帝重用梁冀，本是事实。可是刘陶光从大义角度考虑，却没有从汉桓帝自身的角度考虑。在汉桓帝看来，自己的皇位之所以还算巩固，那就是有大将军梁冀等人力挺。包括后来的汉灵帝宠信十常侍等宦官势力，一样是皇帝们考虑到借助外戚、宦官的势力，可以打击异己，更好的巩固自身的地位。
刘陶光从国家，从大义角度看待问题，提出建议，也就难怪汉桓帝会不受理了。没有治刘陶的罪，已经是汉桓帝爱惜人才，体谅刘陶报国之心了。一个人，如果希望对方能够接受自己的建议，首先就要学会站在对方的角度思考，在对方和己方之间追求最大的双赢。如果刘陶能够在汉桓帝巩固皇权和汉朝百姓的富足安康之间找到一条更为有利的双赢之路，汉桓帝未必不会听从。
后来，有人上书朝廷，说现在老百姓贫困的根本原因，是钱的面值太小，提倡铸造大钱。汉桓帝把这件事情下到朝廷公卿讨论，刘陶上书，阻止铸造大钱。刘陶认为，天下百姓的贫困，关键不在于钱的面值，而在于朝廷没有推行善政。只要朝廷推行善政，听从百姓的呼声，自然就可以百姓富足。汉桓帝一看有理，也就听从了刘陶的建议。不过，刘陶的建议看起来光鲜，其实空有口号，很难落实，于是汉朝的经济依然混乱，老百姓的生活依然贫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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