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次上朝，隆裕生怕耽搁生变，对众臣说：“我们先办了这事……”

　　长大后，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一书中，用一个孩童的眼光回忆了这样一幕：

　　有一天，在养心殿的东暖阁里，隆裕太后坐在靠南窗的炕上，用手绢擦眼，面前地上的红毡子垫上跪着一个粗胖的老头子，满脸泪痕。

　　我坐在太后的右边，非常纳闷，不明白两个大人为什么哭。这时，殿里除了我们三个，别无他人。安静得很。胖老头很响地一边抽缩着鼻子。一边说话，说的什么我全不懂。后来我才知道，这个胖老头就是袁世凯。这是我看见袁世凯唯一的一次，也是袁世凯最后一次见太后。如果别人没有对我说错的话，那么正是在这次，袁世凯向隆裕太后直接提出了退位的问题。

　　让小皇帝印象深刻的这一天是1912年1月16日。此时，南北方的议和已经接近完成，袁世凯只要劝退清朝的孤儿寡母，就可以做“中国第一、世界第二华盛顿”了。

　　事实上，袁世凯无需多费口舌，他只稍微提及法兰西革命，隆裕就被“吓昏”了：“悔不随先帝早走，免遭这般惨局！再不同意共和，不同意逊位，恐日后我大清宗室皇族，荡然无存。”

　　袁世凯大功告成，不想却又横生枝节，险些要了他一命。他从紫禁城出来，行至东华门时，险些被埋伏在此的两组刺客炸死。刺客掷出了用炼乳罐头做的炸弹，威力强大，杀伤卫士、行人二十余人，袁世凯的马车却侥幸躲过一劫。

　　暗杀者很快被捕，不想却是一帮革命党。

　　和谈中，革命党力劝袁世凯反正，却又下此狠手，到底为了什么？原来，革命党内部意见纷杂，被袁世凯多次镇压的北方革命党人与南方革命党人意见迥异，他们希望除掉袁世凯，进而拿下北京城，另起炉灶。如果那几个刺客把炸弹投得再准一点，中国不知又会有什么乱局。

　　袁世凯借口东华门遇险事故，再不进宫，往后的御前会议，只剩下一班皇亲国戚。20日，南京临时政府正式向袁世凯提交了清帝退位优待条件。22日，隆裕召开御前会议，载泽、溥伟等宗社党成员仍竭力反对共和，他们撺掇隆裕用宫中金银作犒赏向乱党开战。隆裕回头问主管陆军的载涛，清廷兵力如何，载涛惶恐地说“奴才没有打过仗，不知道”。一贯谨慎懦弱的隆裕太后，这回却显示出少有的果断理性，她说：“胜了固然好，要是败了，连优待条件都没有，岂不是要亡国么？”

　　26日，段祺瑞率北洋将领46人联名电奏，要求立定共和政体。当天，宗社党强硬派良弼被革命党人彭家珍炸死。此后，亲贵们或请假，或出走，来上朝者寥寥。溥仪在自传里说，当时部分王公跑进了东交民巷，奕劻父子带着财宝和姨太太搬进了天津的外国租界。隆裕此时更是胆战心惊，她哭着对民政大臣赵秉钧等三人说：“我母子二人性命，都在你三人手中，你们回去好好对袁世凯说，务要保全我们母子二人性命”。

　　1912年2月12日，隆裕太后携六岁皇帝在养心殿举行最后一次朝见仪式，颁发逊位诏书。直至这天早晨，仍有人想阻止退位上谕发布。隆裕对内阁全体说：“我们先办了这事，我再见他们，免得又有耽搁。”于是将逊位诏书盖印发出。

　　至此，2132年的帝制历史告终，从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称皇帝，到1911年，共有皇帝492位，溥仪就是最后一位。

　　《逊位诏书》发出两日后，《顺天时报》的评论赞美，逊位之举犹如“三代之治，尧舜禅让，公天下之心也”。评论说，太后力排二三王公之反对共和论，独使皇上让政，以泯南北官民两军之战祸。其识能洞见世界之趋势，其公足与唐虞媲美。这位叫孙佩珩的作者还设想到和议不成的可怕后果：“倘使皇太后极端反对共和，虽至社稷为墟而不悔，势必兵连祸结，葬吾中国生民大多数于枪烟炮雨中。”

　　而摄政王载沣在“罪己诏”中一一检点了宣统治下三年来政治上的失败。他认为，正是“新政”中的各项举措，使得清廷入不敷出，人心大失。一是用人多用亲贵，施政寡术;一是新政促行新治成官绅渔利的名目，更改旧制，权豪们敷衍了事;一是新政经费多取民财，却无利于人民。

　　这三条“罪状”条条切入肯綮，直指清帝国的时弊。然而，以当时清朝官员所不可能具备的眼光论，所有问题都只是表在，最根本的原因，则是历史发展中不可逆不可违的大势所趋。

　　而由此带来的收获便是，中国终于跳出了王朝的轮回。

　　退位条件

　　在隆裕代表大清王朝颁布皇帝退位诏书的同时，由任北方议和的全权代表唐绍仪(后任袁世凯政府第一位国务总理)草拟的《关于大清皇帝辞位之后优待条件》的文书也一并公布于世，优待条件一共有八款，其中主要的内容有：

　　第一款 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尊号仍存不废。中华民国以待各外国君主之礼相待。

　　第二款 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岁用四百万两。俟改铸新币后，改为四百万元，此款由中华民国拨用。

　　第三款 大清皇帝辞位之后，暂居宫禁，日后移居颐和园，侍卫人等，照常留用。

　　第四款 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其宗庙灵寝，永远奉祀，由中华民国酌设卫兵，妥为保护。

　　第五款 德宗崇陵未完工程，如制妥修，其奉安典礼，仍如旧制，所有实用经费，均由中华民国支出。

　　第六款 以前宫内所用各项执事人员，可照常留用，惟以后不得再招阉人。

　　第七款 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其原有之私产，由中华民国特别保护。

　　第八款 原有之禁卫军，归中华民国陆军部编制，额数俸饷，仍如其旧。

　　帝制大势已去 晚清满朝尽庸辈

　　1911年，清政府成立了臭名昭著的“皇族内阁”，直接导致民怨沸腾，并促使革命爆发。这一内阁名单也能看出晚清忠臣凋零、庸人无能、干臣自保，人才储备严重匮乏的尴尬局面。

　　1910年前后，本来被摄政王载沣倚为国之脊柱的张之洞、鹿传霖相继病逝，权臣袁世凯又被赶回了老家。载沣还能信谁、用谁？他不得不起用一批少壮派的皇室成员：载涛掌管禁卫军，后入主军咨处；载洵出任海军大臣；载泽把持度支部，控制财政。可惜这几位公子哥都不是当官的料儿。

　　载涛是个“戏疯子”，掌管陆军后，愣是将操场变成了戏台；载洵是个“驴友”，以海军的名义在短短几年间走遍了欧美各地；载泽更是典型的“招财童子”，管理国库之余，没少为自己腰包留钱。而总理大臣奕勖和协理大臣那桐，二人不但是“敛财标兵”，而且是骨灰级的守财奴，连国债都坚决不买。可以说，这帮兄弟，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别说冲锋陷阵，大清还没亡国，就已经带着妻妾财产躲到租界里去了。

　　仅存的“忠义之臣”

　　禁卫军统领良弼是清朝亲贵中少有的血性之辈，他也曾在日本学习军事，是满人中唯一有胆略、有能力和南方一战的将领。

　　袁世凯出山后，良弼掌管的禁卫军已经划归冯国璋，但良弼还不死心，夸下海口，说要召集旧部，如果在三个月内不剿平乱党，情愿斩去颈上头颅云云。这话传到革命党的耳中后，惹怒了一位叫彭家珍的义士。

　　1月26日晚，彭家珍写好绝命书，称“此人不除，共和必难成立”。随后，彭将自己打扮成新军标统的模样，直奔良弼宅第而去。良弼走到门口时，他假意递送名片，却将炸弹扔了过去。只听“轰”的一声巨响，良弼被炸断左腿，仆倒在地。至于彭家珍，因为后撤距离不足，崩裂过来的炸弹碎片直扎他头部，反比良弼先走一步。良弼在临死时哀叹说：“我死，清廷也随之亡也。”果然，良弼一死,满洲亲贵皆为之胆寒，走的走，逃的逃，连上朝的人都没了。

　　然而，彭家珍未免过高估计了良弼的作用，此时晚清已然“国势土崩”，即使曾国藩再生，也未必能扭转危局。湖南一位三品官员李颐对此有形象描述，“杂税日增，民心不安；科举全废，士心不安；新学多偏，众心不安；官制屡变，官心不安；洋货争衡，商心不安”。

　　谁草拟了《逊位诏书》

　　在宣告清帝退位的《逊位诏书》中，最关键的一段，是把权力移交给了袁世凯。“查兹新旧代谢之际，宜有南北统一之方，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这句话到底是谁草拟的，至今说法不一：

　　一说为隆裕太后求袁世凯草拟此文，袁世凯又转请张謇代拟。张謇不敢大意，与其幕宾杨度、雷季馨潜至苏州，在姑苏城中的阊门外钱万里桥附近的维瀛旅馆内草拟此文。

　　另一说为这份诏书的主导者是胡汉民，执行者是张謇，留日才子杨廷栋起草初稿，张謇再润色修改，最后由唐绍仪发电报给袁世凯。胡汉民在其自传中称“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等语系袁自行添加。

　　唐在礼在50年后回忆此事，则提供了另外一种解释：“稿内原无‘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等语，隆裕阅后再三斟酌，认为：‘这样下诏岂不是把天下双手交给革命党了吗？如果他们一翻脸，我们母子怎么活下去呢？’因此她两次提出要‘由袁世凯组织共和政府’。因此，就来往商量了两趟，才由袁叫人添写了这个句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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