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世纪早期罗马帝国崩溃后，权力中心移至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ple)。西欧处于日耳曼部落中的哥特人(Goths)和汪达尔人(Vandals)的支配下。依据常识人们通常会认为，比起罗马帝国的暴虐统治，日耳曼人肯定会有过之而无不及。事实证明，所谓蛮族部落其实在执法手段上比罗马帝国更为“进步”。3个半世纪之前，罗马历史学家塔西陀记载，日耳曼人认为只有战场逃兵、怯战者、勾结敌国者以及同性恋者罪以致死。其他不甚严重之罪，包括抢劫、杀人则处以罚款。罚金可以以牛或其他形式的财产偿付，一半用于赔偿受害者家属，剩余的支付给地方首领或国王。看来日耳曼人更为关注的是如何使所有男人认真履行其备战职责，而不是司法惩罚。显然，他们的宗教思想同样开明。公元410年，汪达尔人国王阿拉里克(Alaric)洗劫罗马。他宣布，禁止伤害逃到教堂寻求庇护的罗马人。这比罗马人治下的基督徒命运不知好上多少倍。
作为耶稣基督的信徒，早期西方教会以及定都君士坦丁堡的基督教东罗马帝国，在犯罪与惩罚问题上持进步观点。皇帝狄奥多西(Theodosius)和查士丁尼(Justinian)制定的法律规定：奴隶犯下谋杀、叛国、通奸、伪造罪应判处死刑。在教会的压力下，控制西罗马帝国旧有版图的日耳曼人勉强把谋杀加入了他们的死罪之列。通常来说，在教会法律中，对轻微犯罪的惩罚是一系列的苦行，苦行的程度与罪行轻重相当。许多时候，教会规定，当案情未明时，惩罚将只能由上帝之手来施行，这样避免了人为的执法谬误，而这样的谬误在上帝认为则是严重的罪过。865年，教皇尼古拉斯一世(PopeNicholasI)致信给巴尔干人的统治者，坚持认为刑讯逼供(通过长期的酷刑折磨获取供词)有违基督教基本教义。考虑到当时的时代背景，这真可谓开明的举措。
其他地方的刑罚制度则缺乏这种理智。在英格兰和高卢(Gaul，即现在的法国)，罪犯、奴隶、战俘将用来献祭。私人争端与诉讼的审理使用决斗法裁决(被告与原告进行一对一的决斗)，或神判法裁决(迫使被告将手浸入沸水，或抓住烧得通红的铁块)，如果赢得决斗，或手未被沸水烫伤，则被判为无罪。这似乎与罗马刑罚一样野蛮、不开化，然而，接下来要统治英国和西欧的维京人(Vikings)的司法与刑罚观念更为原始恐怖。
763年，维京人洗劫了英格兰与苏格兰交界的林迪斯法恩修道院。这是他们第1次大规模侵袭英格兰。整个过程极其残忍暴虐，这也是维京无畏勇士行为的典型特征，远比今人想象的更为原始野蛮。维京人的袭击事先经过精心计划，意在造成最大的心理冲击。一旦维京战士登上了他们那骇人的龙头船，便径直朝目的地蜂拥而去，他们杀死每一个试图抵抗的人和许多手无寸铁的人，屠杀男人，奸杀女人，把婴儿挑在长矛尖上。他们的目标通常是修道院。他们劫掠铸币和任何能拖走的教堂什物。但是维京人明白，教士是拥有话语权的权贵阶层，他们可以散布诸如“维京人来啦!他们不可小觑”之类的言论。人们越是心怀恐惧，他们的下次袭击就越顺利。其行为和当今的恐怖主义行动一样狡猾，简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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