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说来，历代末帝多是腐败无能的亡国之君，而历代开国皇帝，多是富于开拓精神的创业英雄。从他们不同的经历、不同的执政理念和不同的结局中，进一步向我们印证了“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至理名言。

　　历史学的基本功能是，揭示历史规律，提供历史经验，启发人们的智慧，提高人们的文化素质。鉴古而知今，人类总是从过去了解今天，进而开拓未来。“以史为鉴”通常都是正面积极地告诫人们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以便更好地把握自己，大到治理国家，小到自我修养，都该走正道，而不能走邪路。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从秦始皇统一中国至今也有2000多年了。在中国历史上出现过许多英明而又富于开拓精神的皇帝。其中嬴政秦始皇就是一位，他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矛盾人物，既有大功也有大过。他最大的功绩是用10多年的时间统一了中国，结束了战国时代(公元前403年～公元前221年)180多年的混乱纷争的局面，创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封建中央集权国家，并相继进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统一全国文字，统一度量衡，大力发展沙子南交通，对中国经济、文化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与此同时，他又是一个暴君，“焚书坑儒”、修筑长城，加上晚年贪图享受，特别是他的继承人胡亥秦二世，昏庸无能，在位期间滥用民力，继续大修阿房宫和驰道，人民不堪重负，随即爆发农民起义。秦朝相传两代，仅仅15年就被群众推翻了。可谓“其兴也焉，其亡也忽焉”!它在中国历史上最最短命的王朝。

　　无独有偶，与秦朝情况相似的还有中国的隋朝。开国皇帝杨坚也是一位具有开拓精神、成就卓著的皇帝。他于公元589年统一全国，结束了西晋末年以来300多年的分裂局面。在位期间励精图治，加强中央集权，改革官制，开始用考试选拔人才，推行均田制，鼓励开荒，扩大耕地面积，减轻租赋徭役，免除盐、酒税，有力地推动了生产的发展和经济的繁荣，人民的生活也获得了显著的改善。但他的儿子隋炀帝杨广继位后，却大肆挥霍奢侈，大兴土木，建都城、辟驰道、筑长城，驱使数百万人从事劳役。更为严重的是，在公元611～614年，三次入侵高丽，耗资甚巨;又常年携大批文武官员、妃嫔歌伎等，四出巡游，任情挥霍，征敛苛重，以致民怨四起，终于在公元618年，也就是在帝位的14年，就被群众推翻了。其教训发人深省，即为君不为群众办事，大逆不道，不顾人民死活，必然走到绝路!

　　从秦朝到清朝2000多年间，在中国历史上曾出现了三个黄金时代：

　　第一个黄金时代，史称“文景之治”，包括汉武帝刘彻的开拓疆域。从文帝开始到武帝末年，共94年，之后逐渐衰败，最后是王莽专权和称帝。

　　第二个黄金时代，史称“贞观之治”，直到“开元之治”，共114年，如果算到“安史之乱”则129年。之后，唐朝进入衰败期，直至灭亡。

　　第三个黄金时代是清初的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共133年。之后，就是内忧外患频繁，虽然清政府镇压了“太平天国”运动，但也未中兴起来，末期的“戊戌变法”也遭到失败，最后被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所推翻。

　　中国历史上的这三个黄金时代，以唐太宗李世民的“贞观之治”时间最长，影响也最大。唐代是中国整个封建社会最强盛而又文采斑斓的时代。唐代不仅经济发达，综合国力居世界首位，经济总产值占世界三分之一以上，而且文化之繁荣也是世界公认的。唐代共产生了2000多位各具风格的诗人，留下了5万多首诗歌。李白、杜甫更是整个古代诗歌史上两座并峙的高峰。中唐时期以韩愈、柳宗元为代表，兴起了声势浩大的古文运动，创造出古代散文的典范精品。在小说、音乐、舞蹈、绘画、雕塑等方面，也留下了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涌现出许多具有很高造诣的文学艺术大师。

　　唐朝国威强盛，经济繁荣，对外奉行开放政策。在这个基础上承袭六朝并突破六朝的唐文化，博大精深，辉煌灿烂，蔚成中国封建文化的高峰，也是当时世界文化中的高峰，当时唐朝的首都长安，既是全国的政治中心，也是与世界各国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这里住有众多的外国使节、商人和留学生。唐文化依据本身发展的需要，对于外来文化有选择地加以取舍，经过汲取和发扬愈显得丰富多彩。唐文化远播到东西方各国，各国也根据自己的文化传统，斟酌吸收，使本国文化得以获取助益，加速发展。唐代确是中外文化交流极盛的时代。

　　辉煌灿烂的唐文化，深为当时世界各国人民所向往。各国人士不顾跋涉的艰难，来到中国，观摩摄取。前来长安的使者络绎不绝，不仅有亚洲周边国家，而且还有中东、非洲，甚至欧洲国家的代表。文化交流的盛况前所未有。

　　据史书记载，日本前后任命“遣唐使”共有19次之多。日本的遣唐使不同于一般单纯于政治目的使节，而是有意识地前来观摩唐朝的中国文化。遣唐使官一般是选择资深的通达经史的文臣，使团人员中包括医师、画家、音乐家，并有众多的学问僧和留学生同行。一次来长安的遣唐使，多达几百人。从唐中宗到唐玄宗时代的几次，都在500人左右。日本遣唐使归国后，多位列公卿，参与国政，因而唐代的文化制度也随之介绍到日本。

　　在长安的外国僧人中，日本僧侣为数最多。每次遣唐使都有求法僧或学向僧同来，留中国时间久者，往往长达20余年，甚至达40余年。其中影响较大者，如唐高宗时智通、智达法师，遣唐使来长安，从玄奘法相，归国后为日本法相宗创始人。荣和普照法师在开元时随遣唐使来中国，先后在洛阳、长安学法。荣和普照对日本佛学的影响虽然不大，但他们邀请扬州龙兴寺法僧鉴真去日本，对中日的文化交流却做出了重大贡献。鉴真带去天台宗经典和密宗佛像，在日本讲授戒律，并与随从僧人一起，依唐寺院法式建唐招提寺。中国的建筑、雕塑术和汉文学、药物学，都因鉴真之东行而传播于日本。日法师圆仁先后在中国10年，游历诸地，写成《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一书，也是一部中日文化交流的珍贵的历史文献。

　　唐朝的繁荣昌盛，与唐太宗李世民的“贞观之治”是密不可分的。李世民可谓中国封建社会一位伟大的政治家，中国历史上一代英明的君主。早在贞观二年(公元628年)，李世民就对大臣们说：“凡事皆须务本。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凡营衣食以不失时为本。”(见《贞观政要》务农篇)这段话简要地揭示了他的“民为邦本”的思想。

　　“民为邦本”原是儒家传统的政治思想，也是历来所谓“治国大义”。不少帝王在口头上或者官样文书上也这样叫喊过，但像唐太宗那样切实地加以推行却是寥寥无几。他鉴于隋亡于虐民的教训，把“存百姓”当作为君之道的先决条件，同时又把“存百姓”跟帝王“正其身”相联系。他的思想逻辑可归结为：封建王朝的长治久安是取决于百姓的能否生存，而百姓的存亡又取决于君主自身能否克己寡欲。他把国治、民存、君贤三者有机地联系起来，反复强调民存取决于君贤。他的一句名言是：“有道则人推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

　　从“民为邦本”的政治思想出发，必然引申出“农本论”的经济思想。“国以民为本，人以食为命”，人离不开衣食，“营衣食”就是要搞农业。唐太宗从隋末统治者践踏农本的惨痛教训中清醒地认识到，要想在政治上大治，就必须把恢复与发展小农经济提到国本的高度，制定了“怃民以静”的方针。以各种各样的经济措施，如实行均田，奖励垦荒，轻徭薄赋，劝课农桑，设置义仓，救灾备荒，兴修水利等等，都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唐太宗在《金镜》这篇诏文中说：“多营池观，远求异宝，民不得耕耘，女不得蚕织，田荒业废，兆庶凋残，见其饥寒不为之哀，睹其劳苦不为之感，苦民之君也，非治民之主也。”决心不做殷纣之类的“劳民之君”，而要做“治国之主”。因此，唐太宗能切实地推行重农政策，终于取得了“贞观之治”的成就。

　　唐太宗在事业上的成功，这和他善于用人“虚心纳谏”也是分不开的。他和魏征的关系就是最好的例证。魏征(公元580～643年)唐初大臣，政治家，河北馆陶人。少时孤贫落拓，出家为道士。隋末参加李密领导的瓦岗军。李密败后降唐，初任太子洗马，马为李建成的心腹，曾献过早除秦王(李世民)的秘策。玄武门之变，魏征成为阶下囚。唐太宗慕其出众的才华，不报私怨，出于公心，从治国的大局出发，反而对其日见亲重，初授谏议大夫，后擢侍中，不到7年时间，魏征由仇虏而位极重臣。如此落落大度，在封建帝王中是极为罕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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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征也不负太宗的厚望，频加忠谏，劝君从善，不许为非，治国才华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魏征在职期间，先后向李世民陈谏200余事，反复以隋王为鉴戒，提醒唐太宗，强调：“君，舟也;民，水也。水能载舟也能覆舟。”他要求国君(李世民)居安思危，兼听纳，轻徭薄赋，躬行俭约，务必使人民得到安静，休养生息。他敢于不断对太宗犯颜直谏，对李世民的行动及政策措施给以极有益的影响。魏征死后，唐太宗曾慨叹：“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魏征殁，联失一镜矣!”

　　现在值得深思的问题是，为什么黄金时代之后就是衰败，或大乱，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大问题。从整个中国历史看，黄金时代少，而且较为短暂，动乱时代则较多，而且时间长，这个问题值得深思。从国际经验看，有人提出“70年现象问题”，指出墨西哥的革命制度党(早译名为革命组织党)，从1928年执政以来，长期得到人民的支持和拥护，曾被世人誉为北大西洋的民主模式。然而，执政70年后失去政权。苏共执政72年后解散，苏联也随之解体。中国国民党连续执政几十年后也失去政权。上述三党失去政权各有自己的具体原因，但是严重脱离群众，不能正确地处理各种社会矛盾，内部腐败堕落等等，似乎是共同的。还是唐朝杜牧在《阿房宫赋》一文中提出的论点：“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人也。”就是说，统治阶级自己打倒了自己。

　　如何跳出“兴衰的历史周期圈”，这是所有的政治家和革命政党普遍关心的问题。早在1945年7月，黄炎培先生访问延安时，就向毛泽东同志提出这一问题。他说：古今中外，历朝历代，“其兴也焉，其亡也忽焉”，都受这一历史周期律的支配，希望中共能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个周期律的怪圈。当时，毛泽东同志回答说，已经找到了，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据薄一波同志说，1949年我军接管北平时，傅作义将军也提出类似的问题。他说，国民党执政30年就腐化了，结果被人民打倒。共产党执政30年、40年后会不会也腐化?(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册第157页)可见，这个历史周期律的问题，是人民普遍关心的问题，是任何执政党都在遇到或要解决的重大问题。

　　中国2000多年来，许多开国皇帝和末帝兴衰的经验教训和世界各国政党成功和失败的经历，进一步向我们说明：一个长期执政的党如果放松自我约束，不能及时有效地解决人民群众的疾苦和社会矛盾，放弃或放松民主监督，不注意自我改造，生活腐败，不注意听取群众的呼声，接纳正确的意见，就会官逼民反，就会被群众所抛弃。唐太宗李世民与魏征的故事最能说明问题，接受批评，接受监督，能防止错误发生，但唐太宗有时也很难接受批评，忠言逆耳，甚至想杀这个田舍翁。只愿做自己说了算的统治者，不愿有人监督他，但绝大部分意见李世民还是听进去了，并采取了有力的措施和实施方略，这就是英明君主与昏聩君主的区别所在。

　　历史的经验还告诉我们，执政党政府除了做好国内的事情外，对外还必须奉行与时俱进的积极的开放政策，必须采取有力措施，吸取和采纳外国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现代化的管理经验，为发展我国经济和提升我国的综合国力所用。如果采取妄自尊大的封闭政策，势必落后，而落后就要挨打。在这方面大清王朝有着惨痛的教训。

　　众所周知，大清王朝在我国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曾创造过“康熙、雍正、乾隆黄金时代”。鸦片战争前，特别是1820年以前，一直保持着世界经济大国地位。当时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35%，国民经济总产值占世界的32.9%。然而，也就是在这一时代，18世纪后半期，以英国为代表的欧洲发生了工业革命，对中国来说，这同样是一次历史机遇，但清王朝和奉行闭关锁国政策，由于政治腐败，思想僵化，科学停滞，才导致一次次错失重大历史机遇。英国人用鸦片和炮舰敲开了中国的大门，一个丧权辱国的时代开始了。

　　中国自秦至今2000多年的历史告诫我们，历朝历代，盛世隐忧，君臣陶醉在歌舞升平中，没有意识到隐患，纪纲为之不振，贪污腐败，最后导致灭亡，这几乎成为普遍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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