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些皇帝，曾倒行逆施，对民族的发展有着甚恶的影响。

　　司马炎就是这样罪人之一，他的罪孽严重地影响了三百年。十六国混战及外族长期统治北方，东晋及南朝孱弱，都可以在司马炎那里找到根子。当然，这也不是司马炎一个皇帝的事，从司马懿专权开始，几代司马氏都是一丘之貉，司马炎只是他们的代表。

　　其主要罪孽为：

　　一，恢复分封制

　　周武王灭殷商后，采用分封制，把子弟、功臣及反殷商盟友，分封到至全国各地，赐予统治这些地方的实权;这些诸侯又照猫画虎把封给自己的土地分给自己的子弟及臣下。这实为当时地广人稀，通信、交通尚处在相当原始的条件下极聪明的统治办法。随着人口增加，交通逐渐便利以及人们观念的进化，分封制逐渐变成了祸害。到汉武帝时，名义上仍有分封的诸侯，但已无实权，只是“虚封”。

　　司马炎则极其错误地捡起了这个千年前的宝贝，大量分封有实权的王。

　　司马炎篡位当皇帝的第一年(265年)就封了二十七个皇亲为国王，后来又多次封王，在289年，也就是他临终前一年，他又把自己几个儿子分别封为楚王、长沙王、成都王，都是后来八王之乱中的干将。这些分封的王国分为大中小三等，除统治民众外，在王国内的官员都由国王自己选择任命，还可以拥有军队。

　　更严重的是各重要战略要地也由这些国王们来镇抚。司马炎死后暴发的诸王战乱中的八个主要王爷中的多数都曾都督过重要战略要地，如汝南王司马亮曾先后都督关中、豫州，楚王司马玮曾都督荆州，赵王司马伦也曾都督关中等等，都曾拥在地方军政大权。

　　另一方面，在灭吴以后，又取消了各州郡的武备。

　　这些国王们的权力越来越大，其欲望也就不可能不膨胀。适合的时机来临：皇帝司马衷昏庸蠢暗，近于白痴;一任权诈淫虐的贾后把朝政当作儿戏，一场争权夺利骨肉相残的战乱就成为不可避免。

　　倒霉的是老百姓，不仅中原大地被反复蹂躏达十六年之久，而且引入了北方游牧铁骑进入，开外族人统治北方近三百年之先河。

　　十六国中第一个建国的是匈奴头领刘渊，曾灭西晋，先后俘虏两个晋朝皇帝。刘渊是怎么起家的?八王之一成都王司马颖，为了打败东海王司马越，为借用刘渊的力量，先封他为辅国将军，后又升为冠军将军，并命他去召集匈奴五部人马，联合其它匈奴人。这样，刘渊有了十万之众，有了建国的基础。

　　另一“乱华”的重要力量鲜卑人(十六国中有八个是鲜卑人所建)原远在北方，他们又是怎么进入中原的呢?是八王之一的东海王司马越(司马懿弟弟的孙子)和他的弟弟新蔡王司马腾为了打成都王司马颖请来帮他们打仗的。

　　由此可见，所谓“五胡乱华”带来的苦难正是司马炎作孽的直接结果。

　　二，士族势力恶性膨胀

　　所谓士族，更准确的称呼也许应是世族或势族，也就是世代有势的大族。司马氏夺权篡位，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了士族的支持。司马炎的祖、父，就极力拉拢士族官僚，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以司马氏为首的、强大的士族力量。

　　司马炎篡位后，对高级士族特别优待。在封皇族为国王的同时，按公、侯、伯、子、男等爵位封高级士族。在法律上也给以特权，犯了法的，只罚小官，不罚大官。

　　能让士族在几百年中始终处于统治阶级高层的重要措施是九品官人制，或称九品中正制。此制度是在曹丕掌权时出炉的，本意是在长期战乱、士人流徙、人才匮乏的情况下为政府选拔人才。随着司马氏掌权，这种选拔就逐渐为士族所垄断。

　　所谓九品中正制，就是在各州郡设中正官，由中正官把本地的士人划分为九等，即九品。划分的标准有三：家世、道德、才能。通常，中正官对道德才能的评价都是极简短的空洞概括，只有家世是实实在在的。这样的评品结果以黄纸书写被郑重的存在司徒府，称为黄籍。政府按所评的品高低授官。被评人是禁止诉说枉曲的。

　　名曰九品，实际上不评一品，最高就是二品，也只有二品属于高品。当然只有各种条件都优的人才能被评为二品。由于家世是条件之一，显然只有高门势族子弟才可能各种条件都优而被评二品。

　　中正官都由本地人担任，多由在中央任职的官僚兼任，且只有曾被评过二品的人方有但任中正官的资格。这就保证了任中正官的必是本地士族官僚。

　　仔细想想，真是很巧妙，确能保证高门势族的垄断。在这样的制度中，随着时间的推移，家世这一条件越来越重要，后来几乎成为评为高品的惟一条件。其必然结果是形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局面。到东晋时，权力几乎是由司马氏的皇家和高门士族(其主要代表有王、桓、庾、谢四大家族)所共同拥有。

　　高门士族的的子弟们并不需要学什么有实用价值的真本领，他们年纪轻轻就可以被授以官职，而且是那些事务轻简，升迁快速的官职。即使不断作错事，也照升不误。更有趣的是越是放弃责任，对职务毫不用心的人，越是越享有盛名。

　　著名的例子之一是王徽之(第一高门王氏子弟，王羲之之子)的逸事。他先任大司马桓温的参军(参谋军务之僚属)，蓬头散带，任何事也不管;接着任桓冲(车骑将军)的骑兵参军，一日桓冲问：“您在哪个部门任职?”王徽之答：“不知何部门，看见有马牵来，好像是马曹。”(实际上根本就没有马曹这样部门。)桓又问：“有多少马?”王答：“不问马，怎能知其数。”(“不问马”为《论语·乡党》中语)桓又问：“近来马死了多少?”王答：“未知生，焉知死。”(用《论语·先进》中语)。就是这样，还迁升为黄门侍郎(皇帝的近侍顾问)。王徽之还有些有趣的故事，如雪夜访戴，一日不可无竹等。不管你喜不喜欢这位人物，你都得承认他不适于管理国家大事。但在那样的体制下，像他这样的人物确实占据着大量高官要职。

　　虽然在士族中也出了像王导、谢安、桓温这样的厉害角色，但是，从总体上说，特权只能使士族迅速退化，政权也只能随之腐朽，南方汉族政权不越来越弱，那才是怪事呢!司马氏，特别是司马炎难逃其难咎。

　　司马炎还干过另一蠢事，他明知他长子司马衷近于白痴，但仍把皇位传给他。这可以说是八王之乱的直接原因，但是，和上面两件事比起来，就只能算小得多的小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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