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期的郡县副职都以副署文书、佐理事务为日常工作，除非特许，没有过问其他政务的权力。西汉末年，庐江都尉刘敞下到基层，民众手里拿着枯萎的稻谷投诉:“本地连年遭旱，县吏竟然还强逼我们完税!”刘敞说:“这事归郡守管。”于是他就拿着枯萎的稻谷去向郡守反映民意。郡守先否认旱情，等到刘敞拿出枯萎的稻谷作为证据后，竟然恼羞成怒，反问刘敞道:“这是都尉该管的事吗?”刘敞不服，就与他争执起来。后来，分管该地区官纪监察的刺史向中央报告后，中央立刻将刘敞免职，召回长安。
司马光的父亲司马池任永宁主簿时，与知县感情相恶。司马池去见知县，说要研究某项公事。知县故意面朝南坐摆出不予理睬的傲慢姿态。司马池不买帐，走上前去硬将对方的身体扳转过来，迫使他恭敬有礼地与自己对坐论事。这种情形简直可以算作荒唐戏剧中的一幕，但是却真切地反映出正副职之间关系的尴尬与无奈。
汉景帝时，郅都当济南太守，先后有几个都尉与他共事，都像害怕老虎一样害怕他。后来中央调宁成来当济南都尉。宁成比老虎更厉害，气势一下子就超过了郅太守，郅太守反过来还要小心敷衍他，向他笼络感情。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因为，虽然同样是副职，但都尉与郡守的相处又有不同了。其主要原因大概在官职级别上:郡守级别是二千石，郡丞级别为六百石，相差十分悬殊;但都尉级别比二千石只是稍微低一点而已。于是，副职对正官“不买帐”，甚至针锋相对，出现相互对抗的现象，也不少见，前文所举庐江郡尉刘敞与庐江太守相争也是一例。
唐代韩愈写过一篇《蓝田县丞厅壁记》，记载了一个姓崔的朋友，在担任谏官时因上书言事而受人排挤，被打发到蓝田县任县丞。崔县丞本来想，当县丞就当县丞呗，照样能够有所作为。可事情却不那么如愿。韩愈这样写道:办理文书时，办事小吏怀抱已经完成的案卷找到县丞，左手把案卷前部卷起来，右手递上笔，站直了看着县丞，说道:“你应该在这儿签名。”县丞抓起笔，在预定的位置上小心翼翼地签上名字，再问办事小吏是否合适。小吏说:“可以。”公事就算办完了。至于案卷上写的是什么，县丞一点不清楚。所以韩愈慨叹道，县丞“官虽尊，力势反出主簿、尉下”。好在庭院里有老槐树，靠墙有竹子，还有流水，崔县丞于是每天清扫庭院，培土浇水，然后吟诗作赋。有人问他忙什么呢?他就说:“我正忙于办公，请勿打扰。”
宋代州县的副职权位又有所提升。王安石初入仕途的差遣，就是去扬州当签书判官，由于在公事处分上常坚持己见，少不了与长官韩琦闹矛盾。因为他有通签文书的权利，着实让老韩挠头。州县正副相争的故事在宋史上很多，据欧阳修称，知州、通判相争时，通判的气焰甚至高于知州，曾经扬言，要对知州实行同级监督。有个叫钱昆的杭州人，喜欢吃螃蟹。他原在中央任职，后来请求外放去做知州。人事部门问他想去哪个州，他说只要是出产螃蟹、又无通判的地方就行，可见知州对通判敬畏到了何种程度。
明代起，地方正官权力反弹，即便是同知、县丞这种有“二堂”、“二尹”名义的第一副职，也不再有过问全局的职权，而是依惯例由正官委派，分管某一方面的工作。但若对正官的施政方针或具体处置有意见，也可以直接向上级申诉。副职难于驾驭，所以许多正官以裁减乃至清除副职为快事。本文开篇所述海瑞建议要求为兴国县减副，固然有裁冗省费的正大名义，或许也有类似动机。以他那种雷厉风行的个性，来自左右的制约自然是越少越好。
何良俊记载过这样一件事，嘉靖时，先父做粮长，常在府县中听候差遣，亲见亲闻松江府的同知吴献臣是如何与知府刘琬相处的。按照惯例，每天早上知府升堂与同僚相见后，副职官员各自回自己的办公室办事，惟独吴献臣偏偏不走，就在府堂一侧坐着，监视刘琬办理公事。一旦刘知府言行稍微有什么不当之处，吴献臣马上当面指责。说起来刘琬也是一个在官场上颇有声望的官员，怎么能够心甘情愿受到这种制约呢?有次他看见吴献臣不走，就故意不办公，干脆和他相对而坐，忿忿地说:“看你有能耐闲坐到什么时候!”吴献臣也不甘示弱，悠哉悠哉地捉一只虱子放在桌上，在虱子周围吐一圈唾沫(据说虱子怕唾)，然后直视刘知府道:“看你这家伙能走到哪里去!”
再如万历时广东番禺的县丞唐同，也是类似角色。有一回他去见知县议事，正好遇见知县与“诗友”在堂上歌咏唱和，当场板下脸来教训正官说:“县堂自有政事，放着堂堂正事不做，吟诗作对有什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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