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璩《华阳国志》记述，秦朝统一巴蜀后，便开始了对蜀地的经营。在政治措施上，秦朝采取了分封制与郡县制并用的统治方式。秦相继分封的三位蜀侯(王子通国、公子恽、公子绾)虽然在不到三十年内皆死于非命，而秦初置的巴蜀汉中三郡三十一县则不断添置达四十一县。为了加强对蜀的控制，秦采取的另一个重大措施是仿照咸阳的模式修筑了成都城、郫城与临邛城。此外，据其他文献记载还修筑了江州(今重庆)城和阆中城。这些城市都夯筑有高大的城墙，上建观楼、射阑，下建粮仓，城内有街道府舍市肆与居民住宅区，为秦提供了驻守和控扼蜀地政权的便利，同时也促使了盐铁业和农业经济的发展。
秦朝觉得尽管任命了官吏派驻了军队，但对蜀地的控制仍不放心，于是又实施了从秦国本土往蜀地移民的措施。常璩《华阳国志》卷三说秦认为“戎伯尚强，乃移秦民万家实之”，就真实地记述了这一状况。按一家最少三口人计算，迁移入蜀的秦民至少有数万人之多，从当时的人口数量来看，这绝非小数字，足见秦朝用心良苦，是下了决心要彻底将蜀与秦融为一体了。史载开明王朝败亡后，蜀王子孙及其部族流散于西南各地，蜀国的一位王子安阳王则率领所部兵将与家属三万人辗转南迁，在交趾之地建立了安阳王国。加上战争中的死伤者，这些都造成了蜀地人口的锐减。秦朝可能也是有鉴于此，才大量移民入蜀。常璩所说“实之”，便有补充与充实之意。从考古发现看，20世纪中叶以来在四川各地考古发掘的战国秦汉墓中，就发现有大量的移民墓，也印证了当时秦朝的移民之举。
值得注意的是，秦灭六国之后，仍继续实行这种移民措施，将六国的富豪大户大量迁往蜀地。这种做法，既扩充了蜀地人口，又削弱了六国势力，对秦朝的统一大业来说可谓一举两得。这些移民中有善于铸造与经商者，将中原地区的铁器铸造技术与农耕方法带到了蜀地，不仅对蜀地的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同时在客观上也加速了区域文化之间的融合。譬如《史记》与《汉书》记述的临邛卓氏，便是秦汉之际从北方迁到蜀地的移民中的代表。《史记·货殖列传》说“蜀卓氏之先，赵人也，用铁冶富。秦破赵，迁卓氏……致之临邛，大喜，即铁山鼓铸，运筹策，倾滇蜀之民，富至僮千人。田池射猎之乐，拟于人君”。又说“程郑，山东迁虏也，亦冶铸，贾椎髻之民，富埒卓氏，俱居临邛”。卓氏与程郑都是利用临邛附近丰富的铁矿资源，开采冶炼，铸造生产各种铁器，远销各地，获得了丰厚的利润，成了蜀中的大富户。
常璩《华阳国志》还记述了这些移民致富后的奢侈之风：“秦惠文、始皇克定六国，辄徙其豪侠于蜀，资我丰土。家有盐铜之利，户专山川之材，居给人足，以富相尚。故工商致结驷连骑，豪族服王侯美衣，娶嫁设太牢之厨膳，归女有百两之车，送葬必高坟瓦椁，祭奠而羊豕夕牲，赠禭兼加，赗赙过礼，此其所失。原其由来，染秦化故也。”正是由于“地沃土丰，奢侈不期而至”，所以对后世的民俗民风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常璩虽然如实记述了这种奢侈之风，却并不赞赏，而持批评态度。这也显示了常璩与其他史学家的区别，很多见识都与众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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