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孔子提出“学而优则仕”以来，作官就成了读书人的一种信念、一种归宿，很多知识分子通过各种渠道入朝理政，参与政权建设。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凭借知识优势，不断获取权力，晋升职务，有的甚至爬到了最高位。另有一些人却相反，虽然有抱负，有思想，也能勤奋工作，但始终得不到重用，有时甚至还会受到伤害。这样的例子很多，董仲舒也许更为典型。

　　据《资治通鉴》载，董仲舒于公元前179年生于广川(今河北枣强县)，青少年时期潜心学习《春秋》，担任博士时默默无闻，武帝时期露了一回脸，发表了“天人三策”等理论成果，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曾先后在两个诸侯国为相，受过一次降职处分，犯过一次死罪，被赦免后，回归老百姓，在家中著书立说，直至亡故。这个人有德有才，也积极要求上进，但在政治上作为有限。考察他的生命过程，不难发现，他有明显的弱点，这些弱点构成了诸多障碍，制约着他的升迁和进步。

　　他有一种严重的务虚倾向，不关心具体事务，会说不会做是影响他升迁的第一道障碍。董仲舒长期担任博士，职级不高，地位却重要，能参政议政，和皇帝说得上话。朝中每有重大问题，或是皇帝拿不准的事情，一般都交给下面讨论，博士就是参与讨论者之一。许多身为博士的官员，就是利用这种时机，通过发表政见，引起了领导注意，从而得到提升。仲舒先生入朝前已有名气，如果循着别人的路子，利用博士这个平台，充分展示才干，肯定会有很大的前程。遗憾的是，他没有这样做。考察他的任职表现，可以看出，他的追求比较宏观，有务虚倾向，不怎么热心具体事务，不善于做具体工作。任博士多年，他无数次参与过讨论政务，却没有留下多少真知灼见，史书上也没有他的发言摘录。也许他说了话，谈了看法，大概都是些大而无当的东西，没有采用价值。

　　时间长了，他的影响和作用渐渐淡去，没有人再拿他当回事。本来，秦汉时期的儒生，就有光说不练的毛病，仲舒先生无疑强化了这个毛病。即使在他提出“天人三策”等重大理论后，武帝也仍然怀疑他的行政能力。他也许郁闷过，也想改变这种不利局面，可他没法克服自己的弱点，改变不了专事务虚的喜好。那么，当了多年博士，他都干了些什么呢?主要做了两件事，一个是学习研究，另一个是教书授徒。因为过于专注，他曾“三年不不窥园”，经常“下帷讲诵”，整个儿心无旁骛，潜心读书授徒，学习精神感人至深。现代人醉心学业者大有人在，也曾留下很多美谈，但比起老董来，实在不值一提。仲舒先生的博士生活是平静的，天天捧着竹简，学而不厌。他学了些什么呢?司马光告诉我们，该人“少治春秋”，似乎也兼学别样，既不但学《春秋》，学诸子百家，也参考了一些旁门左术。毕竟，官场不是学校，学问也不代表能力，如果你过于务虚，能说而不会做，那你就得受点委屈，职务上不能有过多奢望。

　　他廉洁清高，品行端正，但不善于领会上级意图，不适应皇帝的用人方略，不懂升迁之道是影响他升迁的第二道障碍。汉武帝虽然倾心儒术，骨子里却好大喜功，追求霸业，为了这种需要，他用人路数多变，大体是重视能力，忽略品行。仲舒先生的确想有所作为，早点儿进步，但不揣摩武帝的用人策略，不主动适应选人需要，只按自己的想法为官行事。博士是个学官，既无财权也无人权，他安于岗位，从未动过调到权力部门的念头。他很注重道德修养，有一套自己的行为准则。当博士时，他“进退容止，非礼不行”，向人展示的是一个谦谦君子的形象。在江都王手下为相时，他一如既往，“正身以率下，数上疏谏争，教令国中，所居而治。”这样一个人，如果换个朝代，肯定升迁有望，但武帝时期不行。武帝用人不重品行，他却品行端正;武帝用人看重能力，他却很少展示才干。这样，在干部的提拔使用上，他完全走出了武帝的视野。他不是故意较劲，这对他没有半点儿好处，如此行事，完全是品性使然。

　　这里，还应该提到一个叫公孙弘的人，该人曾研习过《春秋》，和老董同朝为官，也都从博士起步，但人家进步极快，从博士到左内史、御史大夫，直到当了丞相，这时的老董依然顶着博士头衔，在原地踏步。究其原因，就在于两个人为官行事完全不同。公孙弘有才，但虚伪，喜欢作秀，善于迎合。他位居三公，却假装艰苦朴素，盖布被，吃素食，后来被人揭穿，他当着武帝的面也承认是在作秀，武帝却认为他诚实谦虚，倍加信任。这种事董仲舒肯定想不到，也做不出来。还有一次，公孙弘和大臣们商量好了一件事，打算向武帝汇报，武帝却说了相反的意见，公孙弘马上随声附和，点头叫好，有人看不惯，再次揭穿他的把戏，说他没立场对皇帝不忠，他还是故伎重演，认错，也狡辩几句，武帝认为狡辩有理，反而更加敬重。公孙弘这套手法，老董根本不懂，学都学不会。在官场多年，仲舒先生始终没搞明白升迁技巧，不懂官场潜在规则，不会看人眼色行事。这样的人，武帝是不喜欢的。

　　他明白机会的重要，也曾辉煌过一次，但他不会趁热打铁、顺势而为，被动等待是影响他升迁的第三道障碍。仲舒先生经过多年苦修，完成了理论构建工作，接着就是等待机会，以便向武帝做具体阐述。官场机会多多，小打小闹没有意思，大机会才有大影响。他就像个苦练多年的歌手，候着某个最佳时机，以便在舞台上一炮走红。这时候武帝刚刚执政，清静无为的理念大有市场，窦太后偏爱《老子》，恶心儒学，同时还把持着朝政。仲舒先生尽管不够敏感，但也清楚老太后的心思，所以，一直保持沉默。公元前140年，“诏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上亲策问以古今治道”。一百多号人，从五湖四海汇集而来，听武帝出题，然后作答。

　　老董知道时机已经成熟，参与了这次贤良对策。武帝围绕天下治乱连出三题，每题又有多问，董仲舒也不含糊，一一予以回答。在这段被称为“天人三策”的答对中，董仲舒以儒家学说为基础，具体阐述了天人感应理论，主张兴太学、求贤才，特别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这次对策，老董做了充分准备，相信这个理论会产生影响，会得到武帝赞赏，说不定还会受到重用。这个时候，如果他趁热打铁，再提几条具体的政策措施，或者顺势操作一下，私下里做点儿工作，那么，预期的进步没准就能实现。但是他什么也没做，只是背动地等候，最终等到了一纸外派任职的命令，地点是江都，职务是相。这似乎也是重用，毕竟比博士多了点儿权力，待遇也高出许多。在江都，他又回到了当博士时的老路，规规矩矩，非礼不动，据说还真的受到了江都王的敬重。

　　他是个好人，从不越雷池半步，但缺乏防范意识，得罪别人自己却浑然不知，无力自保是影响他升迁的第四道障碍。宫廷斗争，永远存在，斗争的理由千奇百怪，你可能会得罪人，会妨碍别人进步，甚至会被某人某事株连，如果不加防范，就不能自保，更谈不上升迁。老董以为自己不争不斗、不党不派，完全可以独善其身，用不着防范什么。这种心态最终让他吃了两次大亏。一次是无意间得罪了人，反被该人施以黑手。这个人就是前面提到的公孙弘。老董看不起他，说他当官靠的是阿谀奉承，这话一来二去就传到了对方耳朵里，公孙弘表面不动声色，背地里却恶意运作，把董仲舒弄到胶西王那里为相。胶西王一贯胡作非为，滥杀官员，早已声名狼藉，在这种人手下工作，随时都有送掉小命的可能。老董尽管迟钝，也知道自己遭了暗算，只好被迫辞职。

　　另一次是意外地遭到了小人陷害，差点送掉老命。具体过程是，老董曾痴迷过灾异现象，某年，辽东高祖庙和长陵帝庙发生火灾，他在家里推演火灾缘由，并联系实际评判政治得失，写好草稿，未及上送，却被一个叫主父偃的人窃走。这个人就像特务，善于收集别人隐私，然后秘密告发。这次也不例外，他把老董的手稿秘送武帝，捎带着说了很多坏话。武帝很生气，把手稿交由儒生讨论，有位叫吕步舒的人认为，这篇东西愚蠢透顶，有讥讽国家领导人之嫌。吕步舒是董仲舒学生，似乎有点儿笨，没看出文稿是老师的手笔。这样，老董没头没脑地犯了死罪，不过，武帝没动杀机，很快下诏赦免了这位谨言慎行的老人家。从此，老董离开了官场，重返书斋，彻底中止了升迁之梦。这种结果，不知他老人家是否遗憾，是否悟出点儿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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