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有钱而且有闲，希腊和罗马贵族才有多余的精力来发展自己多方面的兴趣，静静地坐在庄园里进行学术研究，在求“实用”之上来“求真”，从而发展起“奢侈”的西方科学和哲学。因为对财富的毫不讳言的热衷，才有了西方人的扩张心态和进取精神。因为受“欲望”的蛊惑，在“省力”、“好玩”的推动下，西方的科学技术才不断发展。
而在中国，作为一个皇帝，“兴趣广泛”绝对是坏事。富足文化与贫穷文化的差别之一，就是好奇心在富贵文化中有正大光明地存在的权利，而贫困文化认为基本生活需要之外的东西都是无益的。在今天看来，作为少有的对技术改进与发明提供大力支持的皇帝，杨广统治期间是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工匠与技术专家们可以大展才华的黄金时期。大运河、赵州桥等著名工程即在此期间完成，而玻璃、可携带式水漏计时器等后来得以广泛应用的发明，也出现于此时。然而，在传统文化中，那些技术与发明都被认为是“奇技淫巧”。所谓“奇技淫巧”，就是超出了人们基本日常需要的精巧工艺品。就如同吃饱是天理，吃好是人欲一样，能满足实用是天理，追求省力好玩就是人欲了。在实用主义的中国人看来，这种“无用”仅仅是满足人们智力和好奇心需要的东西，是没有任何价值的。雍正皇帝的观点代表了大部分中国人的看法：“于器用服玩之物，争奇斗巧，必将多用工匠以为之。市肆中多一工作之人，即田亩中少一耕稼之人，此逐末之所以见轻于古人。
而杨广对外部世界的强烈兴趣则更为不祥。如同中国的地理环境一样，中国文化是一个封闭自足的体系。大至天宇，小至尘埃，一切都已经有了圣人给出的板上钉钉的解释。从根本上说，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什么“新鲜事物”。一切探险、好奇，唯一意味的就是“浪费”、“不安分”、“危险”。所以，中国文化提倡的是“父母在，不远游”，是“非礼勿视，非礼勿听”，是“百动不如一静”。史学家认为，杨广的欲望是危险的火种，必将烧毁王朝的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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